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学问进展受李侗的影响，可以从他给柯翰的一封书信窥出：“熹自延平逝去，学问无分寸之进，汩汩度日，无朋友之助，未知终何所归宿。”也可以从他乾道三年（1167）八月特地到湖南长沙与湖湘学派交流得到反证，还可以从《朱子语类》中晚年言论得到反映。
  （一）逃禅归儒
  朱熹在十五六岁时受到好佛的刘子翚、胡宪及道谦的一些影响是事实。他说：“熹天质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而十九岁脱去场屋束缚后，对所能看到的各种文献都产生了阅读兴趣，其中就有佛道文献，认为讲的自有道理，“某少时未有知，亦尝学禅”，大有迷恋“佛亦教人为善”的心结。在得到正确的引导便转变进发的路数，将佛老书搁置一边，全心攻读儒家著作，走上儒学道路。
  朱熹初见李侗，说得无限道理，而面前事却理会不了，就受到不客气的批评：“天下理一而分殊，今君子何处腾空处理会得一个大道理，更不去分殊上体认？”随后李侗在答书中说：“释氏所谓一起直入如来地，恐其失处正坐此，不可不辨”；“向来尝与夏丈言语间稍无间，因得一次举此意质之。渠乃以释氏之语来相淘，终有纤奸打讹处，全不是吾儒气味，旨意大段各别。”朱熹没有隐瞒自己早年的心路历程，在给吕祖俭的信中也提到“昔侍李先生论近世儒佛杂学之弊。李侗说：“禅学者则不然。渠亦有此病，却只要觉念不采，以是为息灭，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条例也。”朱熹说佛老“能克己而不能复礼”，指出“佛老氏却不说着气，以为此已是渣滓，必外此然后可以为道。遂至于绝灭人伦，外形骸，皆以为不足恤也”。朱熹后来讲到自己受李侗影响而转变思想，后人也采信朱子逃禅归儒之说。
  朱熹有自我批评的精神与勇气，屡对儒佛之异进行辨析，遵“前辈有言，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之说，师事李侗后学问路径与人生定位很明确，且与师友书信往来中常常敲响“失正途，入于异端之学，为害亦不细”的警钟，扭转学风，振奋士气。
  （二）存养工夫
  李侗给出明确的为学方向，从儒家经典中寻求微言大义，朱熹感佩并穷理不休，沉潜于实学而日有所得。李侗沿用罗从彦主静的心性修养工夫，要求笃志好学的朱熹用力于为己之学，求圣贤气象。朱熹与师友数年的讲论切磋，经过“困学”的艰难跋涉，心性涵养从主悟到主静，直到乾道二年（1166）九月讨论“中和之说”，才悟出“主敬”思想，从主静到持敬，找到源头活水，渐入圣域。正是李侗引导朱熹体验圣人气象，从人伦日用之间下手，使朱熹脱离佛老参悟方式，落实于儒家经典研究而推究实理。
  朱熹尊李侗从儒家经典中求义，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筮之书，《礼记》是春秋战国时代一部礼仪制度的汇编，是记载礼仪的书籍，《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诗经》内容丰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儒家没有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就无法对抗外来的宗教对儒家传统观念的巨大冲击。“汉唐诸人说义理，只与说梦相似。”也就是说，汉唐时期僵化的《五经》研究，回应不了佛教的挑战，满足不了社会思想需求，造成知识精英援佛入儒，甚至逃避现实而遁入空门。朱熹已经看到儒学陷于困境，要复兴儒学，要重振纲常，要重构完备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在师事延平先生时就有端倪。
  （三）面对现实
  李侗要求朱熹做到处事酒落，“今之学者虽能存养，知有此理，然旦昼之间一有懈焉，遇事应接举处，不绝打发机械，即离间而差矣。”学者多为私欲所分，用力不精，难于取效。“向所耽恋不洒落处，今已渐融释。此便是道理进之效。”一旦时机成熟，也要走出书斋：“闻召命不至，复有指挥。……辞之。……若于义可行，便脱然一往，亦可也。”隆兴元年（1163）九月，朱熹入朝奏事，指出“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记诵辞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之非，且有“夫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心诚意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之高见，开始走上以圣贤之学格君之非、正君之心的艰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