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从罗从彦学，喜欢看《论语》，也看《春秋》、《左氏春秋》，转而要求朱熹“去圣经中求义”，“甚不许”看《正蒙》、《知言》之类，故书信也是围绕儒家经典中疑难问题而展开，或做出直接回答，或问目笺释，或点拨提醒，或留待面论。
  今举其要如下：
  1．讨论《孟子》养气、夜气说、求放心等问题。“示谕夜气说甚详……切不可更生枝节寻求，即恐有差。”绍兴三十年（1160）五月，朱熹研读《孟子》，旁及苏辙《孟子解》等书，并将书寄给李侗。李侗认为“二苏《语》《孟》说尽有可商量处，俟他日见面论之”。是年夏秋间，朱熹写成《孟子集注》稿本，十月赴延平面见李侗，仍加讨论。
  2．讨论《春秋》微言大义。李侗“初问罗先生学《春秋》，觉说得自好。后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说有未安处”。李侗指导朱熹读《春秋》，以胡安国《春秋传》解说为准。后来朱熹也发现胡《传》以义理为说，其“义理正当”，有“说得太深”处，“亦有太过处”，但“胡文定公所解，乃是以义理穿凿，故可观”；“某平生不敢说《春秋》。若说时，只是将胡文定说扶持说去”。尊圣人“教后人自将义理去折衷”，并未全部照搬。
  3．讨论《论语》仁说、心说、孝道之说；礼之用和为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祭祀、鬼神；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吾道一以贯之，忠恕之说；诸子之比较；颜子“不远复”；“五十知天命”等。绍兴二十八年（1158），朱熹在五夫一边开私塾教书，一边读书，与李侗书信往来论学答问，也就正于其他前辈。他在致父执范如圭的信中写道：“去岁在同安独居几阅岁，看《论语》近十篇，其间疑处极多，笔札不能载以求教。”此间，朱熹先后与李侗、胡宪、范如圭等人讨论“忠恕一贯”之旨，“某向来只惟见二程之说，却与胡籍溪范直阁说，二人皆不以为然”。绍兴二十九年，朱熹“遍求古今诸儒之说，合而编之”，写信给门生许升，说：“熹《论语说》方了第十三篇，小小疑悟时有之，但终未见道体亲切处。如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之类，皆未有实见处。如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之类，皆未有实见处，反思茫然，为将奈何？”是年底，便写成《论语集解》稿。隆兴元年（1163）撰《论语要义》和《论语训蒙精义》。
  成书之前，其疑未得尽释，多与李侗先生书信往来讨论而日有所获。绍兴三十年（1160）五月至七月，朱熹还在继续钻研，并与李侗探讨《论语集解》。后来看到程门侯氏谢氏刘氏等人所记，载说分明，于是晓得“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弄清楚“忠便是一，恕便是贯。”即以“理一分殊”注释“忠恕一贯”。绍兴三十一年（1161）五月，朱熹的学问进展已得李侗赞许，称其“向所耽恋不洒落处，今已渐融释，此便是道理进之之效，甚善，甚善”。
  4．讨论《诗》思无邪，兴刺止乎礼义：绍兴二十九年（1159）始作《诗集解》，至隆兴元年六月稿成。论及程颢诗二绝句，李侗依记忆录罗从彦《山居诗》给朱熹，说杨龟山给胡安定《渚宫观梅寄康侯》“直是气味深长”。
  5．讨论涉及《礼》中关于“禘”的问题。朱熹后来作礼学类文章与著作甚多。
  6．讨论《中庸》“忠恕违道不远”、“喜怒哀乐未发已发”、“鬼神”一章发明显微无间之理，看其妙用如何；兼及吕与叔、杨龟山《中庸解》。朱熹师从武夷三先生，得授《中庸》，回忆说：“某年十五六时，读《中庸》‘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因见吕与叔解得此段痛快，未尝不悚然警厉奋发！”至师事李侗期间，开始撰写一本“《中庸》集说”之书。
  7．讨论《大学》的次序问题。朱熹通过李侗而接续于二程之学，认为《大学》是儒家重要思想的载体，于是开始诠释工作，广泛收集前儒注释《大学》的精粹，融于一书，初成《大学集解》，后来有《大学章句》、《大学或问》等。
  8．讨论《西铭》所包含的哲理，特别关注伊川引入“理一分殊”的观点，后来推出《西铭解》。
  9．讨论《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后来有《太极图说解》。
  10．讨论《易》之《复卦》等相关问题，后来有《易传》、《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
  11．讨论《程氏遗书》及门人所录之《语录》。李侗推重谢良佐，以其言论闳肆，足以启发后进，特地抄《上蔡语录》给朱熹，说：“谢上蔡语极好玩味。盖渠皆是于日用上下工夫，又言语只平说，尤见气味深长。”在李侗、胡宪指导下，朱熹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三月，校定《谢上蔡先生语录》。至乾道二年（1166）编订《二程语录》、《二程先生文集》。
  12．讨论《奏稿》问题。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十一日，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十九日诏求直言，朱熹决意上封事，至七月，力陈讲帝王之学、定修后攮之计、固本原之地的封事草成，寄呈李侗修订，其主张倡导儒学、反对和议和任贤修改的议论得到肯定与充实。李侗说：“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断然不可和”；“某人之去……骂辱……夷狄所以盛者，只为三纲五常之道衰也”；“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缘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之道衰，夷狄盛，皆由此来也。义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
  书信作为师徒质疑问难、授业解惑的最佳载体，涉及文献十多种，讨论问题数十条，李侗的见解大多被朱熹吸纳。可以说，《延平答问》既是朱熹对恩师学术思想的总结，也是朱熹学术思想嬗变的历史记载，是后代考论李侗对朱熹人生影响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