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清人王懋竑作的《朱子年谱》告诉我们，朱熹在二十四岁（1153）、二十九岁（1158）、三十一岁（1160）及三十三岁（1162）时曾四次见李侗，得到李侗的教诲。
  从《延平答问》中可看出，朱熹受李侗的另两番教言的启发也颇为深刻。一则曰日用处用功，一则曰去圣经中求义。两番教言均注重致知格物，它对扭转朱熹的研究方向起很大作用。
  朱熹虽自小就以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内容，但他对佛家、道家也同样关注。《朱子语类》卷一〇四中，朱熹有一段回忆：“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可见朱熹当时为学并未专攻，对于佛、道等书都是要看的。《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中，朱熹有云：“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未先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所谓“先生君子之教”，即指李侗之教。朱熹认为，李侗“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朱按李先生的指点，暂时把禅学搁起，“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这表明，朱熹见延平以后，研究学问的方向明确了，开始专心儒学而求义理，并看出释氏之说漏洞百出。这不能不说是李侗思想影响的结果。绍兴二十八年戊寅（1158年）正月，朱熹重往见李延平，又深受启发。李先生告诉朱熹说：“道就在日用间做功夫处来理会。”李侗并让朱熹去经书中求得理解。后来，朱熹回忆道：“昔闻延平先生之教……凡遇一事，即当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渐进，而别穷一事。”朱熹说，他是“及见李先生后，方知得是恁地下功夫”。延平逝世之后，朱子怀念恩师，“熹自延平逝去，学问无分寸之进，于致知格物之地，全无所发明”。这其中提到李侗所教朱熹的“致知格物”之说。
  朱熹常对人称述自己所受延平之教诲。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中，朱熹自述，他自己十三四岁时由他父亲授以《论语》，未通大义；父死之后，他历访师友，以为未足；后“晚亲有道，窃有所闻”。句中的“晚亲”，即指李侗。李侗也一再称赞朱熹，说，朱熹“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是“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的人物。正因朱熹得李侗之正传，所以朱熹便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儒家“道统”谱系中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