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朱熹二十二岁，被授予左迪功郎，二十三年（1153）七月赴泉州同安县任主簿。朱熹赴同安途中，至南剑州剑浦，拜见六十一岁的李侗。此时朱熹禅风未脱，曾以禅学请问。李侗不赞同朱熹杂习禅学，甚至批评说：“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对此指教，朱熹开始时“心疑而不服”，后反复思考，觉得李侗的批评颇有道理。朱熹说：“同安官余，以延平之言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从此时起，近十年中，朱熹一直师从李侗，专攻“圣贤言语”。朱熹说：“熹之能承圣道，皆得于侗。”
  隆兴元年（1163）李侗病逝后，朱熹将他与李先生之间答问论难的书信编汇为《延平答问》行世。该书上下集约二万六千余言，内容涉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春秋》等，而以《论语》章句的讨论最多，《中庸》、《孟子》次之。在《延平答问》中可以看出，李侗所授理学思想对朱熹有着重要影响。
  一、李侗所授“求中未发”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
  从程颐到杨时、罗从彦以至李侗，都服膺《中庸》“求中未发”思想，都把默坐澄心观喜怒哀乐以前气象作为口诀和重要论题。“求中未发”思想要求人的精神或意识处于静寂状态时，注意加强保存和培养心性之善；当精神或意识处于活动状态时，注意省观察识这种活动，以防偏离“善”的情况发生。朱熹说，“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又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李侗反复用这段话教育朱熹，强调要重在体验“未发”。
  在《延平答问》中，李侗说：“《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导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外，又浑然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导，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这是强调“求中未发”的重要性。李侗所授对已发未发问题的理解，有助于启发朱熹从中逐渐悟出理学心性论的一些道理。在逐渐理解过程中，朱熹对有的观点与前辈李侗某些说法有异也在所不顾，这反映出他的一些思想变化情况。其中，乾道二年（1166）时，朱熹思想倾向于用顿悟观点看《中庸》、《孟子》，觉得这样看可以一通百通，无往不利。这是朱熹对程门“已发未发”思想的理解的一个新角度，被称为朱熹的乾道丙戌之悟。到了乾道五年（1169），朱熹四十岁时，思想又发生一次变化。己丑之前朱熹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至己丑才发现自己的错误。此时朱熹认识到，原来无论语默动静，心的作用是从未止息的，心包括已发未发；作为心之本体的人性，是未发；情是已发，是用；已发未发浑然一体：于是，朱熹看到了李侗的求中未发之教的片面性。这就是后来理学家所注重研究的朱熹的己丑之悟。与此同时，朱熹也对张载的一些思想极为欣赏。朱熹把张载心统性情之说与杨时、李侗一脉所传未发以前气象之说联系起来考察。朱熹赞赏张载之说，但也认为对杨时、李侗之说不能搁弃一边而不加理会。于是朱熹主张已发未发兼顾交修，并认为延平（李侗）之教本也是内外兼顾、动静交修。朱熹自信，假如李延平复生，也会对他的观点首肯的。朱熹又从程门找出一个“敬”字，认为“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再加上“于日用处用功”、“去圣经中求义”这两项，朱熹认为，这样便与延平遗教相配合了。
  朱熹的语录中有一条说：“《定性书》说得也诧异。此性字是个心字意。”程颢的《定性书》中说：“心无内外。”朱熹之所以觉得诧异，是因为《定性书》实际上是以心为性。这并不是程颢误用了字，而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心”二字的意义并无严格的分别。《定性书》的“性”实际上包括“心”的已发和未发，《定性书》中的“定性”等同于“定心”。朱熹认为把“定心”称为“定性”，违反了张载的“心通性情”所规定的心、性的区别。张载也说过“定性”，以心为性，但这是为迁就程颢的系统，实际上其所谓的“定性”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动心”。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屈”，是说“养浩然之气”的人的心是“定”的，绝不为外物所动。
  朱熹的中和说是“心统性情”说。此说把“心”、“性”、“情”这三个术语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了。朱熹说：“一身之中，浑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有仁、义、礼、智，则是性；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则是情。恻隐，爱也，仁之端也。仁是体，爱是用。”朱熹还肯定了性是未发，是体；情是已发，是用；心统性情，心包括已发和未发、体和用。这样，体认已发未发的“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到朱熹的中和说中便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了。
  二、李侗所授“致知格物”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
  清人王懋竑作的《朱子年谱》告诉我们，朱熹在二十四岁（1153）、二十九岁（1158）、三十一岁（1160）及三十三岁（1162）时曾四次见李侗，得到李侗的教诲。
  从《延平答问》中可看出，朱熹受李侗的另两番教言的启发也颇为深刻。一则曰日用处用功，一则曰去圣经中求义。两番教言均注重致知格物，它对扭转朱熹的研究方向起很大作用。
  朱熹虽自小就以儒家经典作为学习内容，但他对佛家、道家也同样关注。《朱子语类》卷一〇四中，朱熹有一段回忆：“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可见朱熹当时为学并未专攻，对于佛、道等书都是要看的。《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中，朱熹有云：“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君子之教，校未先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所谓“先生君子之教”，即指李侗之教。朱熹认为，李侗“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朱按李先生的指点，暂时把禅学搁起，“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这表明，朱熹见延平以后，研究学问的方向明确了，开始专心儒学而求义理，并看出释氏之说漏洞百出。这不能不说是李侗思想影响的结果。绍兴二十八年戊寅（1158年）正月，朱熹重往见李延平，又深受启发。李先生告诉朱熹说：“道就在日用间做功夫处来理会。”李侗并让朱熹去经书中求得理解。后来，朱熹回忆道：“昔闻延平先生之教……凡遇一事，即当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渐进，而别穷一事。”朱熹说，他是“及见李先生后，方知得是恁地下功夫”。延平逝世之后，朱子怀念恩师，“熹自延平逝去，学问无分寸之进，于致知格物之地，全无所发明”。这其中提到李侗所教朱熹的“致知格物”之说。
  朱熹常对人称述自己所受延平之教诲。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中，朱熹自述，他自己十三四岁时由他父亲授以《论语》，未通大义；父死之后，他历访师友，以为未足；后“晚亲有道，窃有所闻”。句中的“晚亲”，即指李侗。李侗也一再称赞朱熹，说，朱熹“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是“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的人物。正因朱熹得李侗之正传，所以朱熹便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成为儒家“道统”谱系中的重要人物。
  三、李侗所授“理一分殊”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
  《延平答问》记载了李侗的“理”论。李侗对朱熹说，周敦颐的太极生万物论即理生万物论。李侗说：“周子曰：‘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原……到得二气之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在李侗看来，理贯穿于人与天地万物之中，太极是万物之源，太极即理。李侗此说拓展了二程的学说。李侗以太极为天地本原之理，此说对朱熹的太极与理的学说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在《延平答问》中，朱熹与李侗对“理一分殊”学说讨论过多次，表明李侗在“理一分殊”观点方面对朱熹产生重大影响。“理一分殊”的观念起始于程颐。《程氏易传·粹言》卷一称“物散万殊”，而“万物一理”程颐在答其弟子杨时书中认为，张载《西铭》已经把“理一分殊”说清楚了。程颐批评墨家的兼爱说，因为墨子要求人们把别人的父母同等看待，这是知理一而不明分殊，因而程颐是比较强调分殊的。李侗从程门所承袭的就是这一观点，他教育朱熹的也是这一观点。但朱熹是有保留地接受程门这一观点的。对于“理一分殊”的本体论意义，李侗与朱熹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当把“理一分殊”作为认识论问题，探讨“理一分殊”二者孰易或孰先孰后问题时，他们的看法就不一致了。李侗说：“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而朱熹则强调，“以天下之理一而已，何为多事若是”？即使有分歧，但朱熹仍然认为，其师观点从一定角度看有其合理性，所以仍按其师指点，多向“分殊”上去理会。
  当然，朱熹对“理一分殊”思想是作了很大发展的。他把“太极”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太极即是理，“本只是一太极，而万物各有禀受，又各具一太极尔”。他认为，太极既是一理又是众理的综合，太极包含万物整体而万物又各具一太极。李侗当然没有达到朱熹思想的高度，但李侗在引导朱熹去研究程颐的“理一分殊”问题上的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
  四、结语
  清代学者王懋竑认为，朱熹并未受李侗的重大影响。表现在朱熹在李侗死后四年的一封信中甚至没有提起李侗，从1173年起在与友人及学生的讨论和通信中，朱熹几乎把李侗完全遗忘了：这其实是片面的认识。朱熹对其师李侗的称道是很多的，同时朱熹一向把李侗与道南学脉联系起来看。《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祭先生有曰：“熹也小生，艸角趋拜。恭惟先君，实共源派。从游十年，诱掖谆至。”这里的“先君”，指李侗。隆兴二年（1164），朱熹《挽延平李先生三首》中有“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有疑无与析，浑泪首频搔”之诗句，表达对其师教诲的思念。应当说，李侗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李侗的教诲，为朱熹“按伊洛之渊源，开海滨之邹鲁”（转抄自泉州朱子祠碑刻，此碑刻今存泉州开元寺内）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在递相师承的同时，朱熹也有不满足先师的某些见解的现象。朱熹对杨时、罗从彦多有称道但有时也颇有微词。朱熹屡次称道李侗，但对延平遗说亦有所疑难。这些都是正常学问商榷，不足为怪。
  近世学者钱穆认为，朱子所获于延平者有三大纲：“一曰须于日用人生上融会。一曰须看古圣经义。又一曰理一分殊。所难不在理一处，乃在分殊处。朱子循此三番教言，自加寻究，而不自限于默坐澄心之一项工夫上，则诚可谓妙得师门之传矣。”这些概述了李侗的理学思想对朱熹的影响。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哲学部讲师）

朱熹：《延平答问·赵师夏跋》。 杨桂森：嘉庆《南平县志》卷一八，《人物》。 《朱文公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清）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 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三九，《豫章学案》。 钱穆：《朱子新学案》，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