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赵师夏为《延平答问》写的跋中说，朱熹“同安官后，反复延平之言，而知其不我欺。自同安归在丁丑，朱子二十八岁，自此以前所谓出入释老者也。”朱熹之所以逃佛入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接受李侗的教诲，教诲虽然重要，但绝非唯一原因，而且应该说，李侗的教诲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众多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首先，当时的时代需要儒学的中兴。儒学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自汉代以来逐渐呈衰弱之势，到了隋唐，和外来佛教和本国道教比起来呈边缘化的趋势，而佛教和道教无益于社会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二程曾指出，“佛逃父出家，便绝人伦”如果每个人都追求空，都出家，“则老者何养？幼者何长？”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无行中”，不再有家的观念，不再有君君臣臣之谊、父父子子之情，这样的社会也就没有伦理纲常，没有社会秩序可言。不仅思想文化主流的佛教无法重建社会秩序，而且经过五代的动荡，整个社会呈“礼崩乐坏”的总体状况，这就需要由儒学担当重建社会秩序的大任。历史的发展是必然和偶然的辩证统一，历史的必然趋势具体化到了朱熹身上，就是他具备了重建社会秩序，中兴儒学的资质，现实为朱熹弃佛崇儒提供了客观基础。除了时代的因素之外，朱熹在同安为官的经历也促其转向儒学的重要方面，南宋对外乞降，对内残酷压榨，所以社会动荡不安，朱熹在出仕同安的任上就做了许多推行儒学，重构礼仪，教化民众的事，这些经历也让朱熹日益觉得禅无益于重建社会规范，只有儒学才能够担当起重建社会秩序的重任。另外，朱熹之所以能够受到李侗教诲的影响，一个主要原因是朱熹从小并不是只泛滥佛学，而是“博求之经传，遍交当时有识之士。”且其父就是二程三传弟子，服膺二程，所以朱熹从小就已经打下了儒学深厚的根基，虽然当时暂时还沉潜于佛老，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机缘，弃佛崇儒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的。
  具体说来，李侗影响朱熹，使其弃佛崇儒的过程是这样的：朱熹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二十四岁的时候，赴任同安，途中拜谒李侗，延平先生就开导禅意甚浓的朱熹，令其默坐澄心，细读圣贤。《朱子语类》卷一〇四中有：“延平先生尝言：‘道理须是日中理会，夜里却去静处坐地思量，方始得。’某依此说去做，真是个不同。”对这种默坐澄心的强调可以说是道南一脉的共性，也是二程到朱熹这一学脉的要诀，黄宗羲称之为“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罗豫章强调“静处观心尘土不染”，李侗则曾在乃师罗豫章教诲之下，终日危坐，用功夫于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曾对张载《正蒙》“一故神，两故化”沉思默想了一个通宵，这件事让朱熹甚是感动。李侗之所以强调终日危坐，默坐澄心，是因为他自己就曾由一个“好打马醉饮的豪士”经过其师罗从彦的教诲而变为一个缓步低眉的木讷醇儒。朱熹的转变也需要经历一个类似的心路历程，才能够抛却他所迷恋的“昭昭灵灵的禅”。朱熹思想的真正转变是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同安任满等待继任者来代替他的时候，他简居畏垒庵（实际就是他在同安借居的一个居所），在这里他给李侗写了一封信，告之自己研读《孟子》涵养功夫方面的体会，李侗回信鼓励他“承谕涵养用力处，足见近来好学之笃，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见涵养用力处也。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更望勉之。”李侗要求朱熹熟读《孟子》的“夜气”章，朱熹在这一段时间也确实在“夜气”这个问题上用力最猛。“夜气”之所以引发朱熹的兴致，不仅在于夜气乃孔孟“为己”之学的精要，而且在于“夜气”的存养功夫和朱熹心目中“昭昭灵灵的禅”产生了共鸣。夜气的存养强调默坐澄心，而禅也强调静坐、入定、澄心等等，这些东西调动了朱熹心灵深处的兴致，所以他开始深切地玩味夜气，并从夜气逐渐延伸至整个儒学。虽然这个时候朱熹思想转变还是比较大的，但畏垒庵时期的朱熹仅仅是从学李侗，实现思想转变的序曲，朱熹思想深处还在深深依恋着禅。
  朱熹从同安回居以后，又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当面请教于李侗。李侗的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理一分殊；一是主静。这次当面求教主要探讨了理一分殊问题，这次求教，朱熹基本确立了他的理一分殊理论，李侗强调从分殊而上升到理一，要从日常生活的分殊中上升到理一，而体认分殊就要在静中下功夫，静主要是心虚一而静，这和孟子的养浩然之气类似，静可以培养夜气。绍兴三十年（1160），朱熹又向李侗当面请教，主要探讨如何在分殊（即用）上下功夫，以达到体用无间的融通状态。李侗不仅教导朱熹研读把玩孔孟精义，还教朱熹积极践履，关注现实（即分殊），禅宗要人恬淡退隐，洁身自好。朱熹也确实有此意向，但儒家要人直面现实，关注现实，而非退隐山林，儒家所讲的主静、主敬、诚心正意、默坐澄心等内在修炼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经邦济世，在于治国平天下，“内圣”的目的是为了“外王”，直面现实，力图改造现实这才是儒家的目的，这也是李侗所说的“应事洒落”。朱熹通过当面向李侗请教和通信两种方式，在李侗的引导下，逐渐觉察到了禅的“不是处”，逐渐体悟到了儒家的“味道”，这一体悟随着他的为学和持守等功夫逐渐成为他思想的让流。
  朱熹的弃佛崇儒虽有多种原因，何乃川先生和林振礼先生早在1984年的《朱熹“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一文中就列举了促使朱熹思想转变的种种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是李侗的影响，束景南先生在《朱子大传》中说：“《延平答问》的编定，在朱熹逃禅归儒的转变道路上竖起一块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