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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早年泛滥佛老，沉溺于“昭昭灵灵的禅”，但朱熹毕竟不是禅宗思想家，而是儒家大师——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所以在朱熹的思想历程中就有一个弃佛崇儒的转变过程。当然，即便“弃佛”，那也是对佛教的扬弃，沉潜了佛教的精髓而改进了儒学理论，遂集大成于宋明理学。在朱熹弃佛崇儒的思想转变过程中，李侗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虽然有很多论者都提到了这一点，但到底李侗的哪些东西让朱熹从深陷其中的“禅”而转向了儒，其转变的机理如何，却鲜有论及，而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笔者不揣浅陋，尝试着做一梳理与考辨，以求教于方家。
  一、朱熹受学李侗前对禅宗的沉溺
  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发展到唐朝的时候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按梁启超的说法，当时中国一等的人物都沁润于佛家，虽然唐朝也有儒学思想家，但毕竟不占当时思想文化的主干。韩愈就曾力排佛教，他曾区别佛老的“正心诚意”与儒家的“正心诚意”，儒家“正心诚意”并非目的，而仅为手段，目的在于修、治、齐、平，“内圣”不是目的，而“外王”才是儒家的价值追求。佛教虽盛，但它对于社会的伦理纲常毕竟无所补益，所以宋初儒家又开始代之而中兴，宋明理学这一新儒学就是儒学中兴的标志。虽然宋明理学使儒学得以重光，但它不是原原本本地复兴原始儒学，而是改造了原始儒学，进而将时代特色熔铸进儒学之中，形成新儒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将佛教的一些东西融进入儒学，宋明理学援佛入儒，融汇了儒、释、道三家，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宋明理学思想家都出入佛老，沁润于禅宗。周敦颐将道家的宇宙论和儒家的人生观有机结合构建了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的思想体系；二程曾“泛滥诸家，出入于老释”。全祖望说，“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佛老。”乃至于胡五峰（胡宏）曾说，“定夫为程门罪人！”也就是说，游酢沉溺禅宗是儒学的罪人。朱熹就生在这样一个佛禅盛行的时代，他周围的人大都沾染禅宗，其父朱松就曾潜心禅学，经常出入于高僧大德之间，朱熹所受教于的“武夷三先生”也都深得禅道，在这样的氛围与环境中，朱熹也必然会对禅宗产生浓厚兴趣。他自己也长时间地沉溺于禅宗，“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如此长期熏染于佛老，佛教对朱熹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朱熹甚至说过，自己十九岁时用一禅僧所授之意答卷而考取进士，可以说，朱熹的理学思想中有深深刻的禅宗特质。但沉迷程度如此之深的朱熹到底是受到哪些教诲才决心放弃自己心爱的禅，最终认定“毕竟佛学无是处”，而“逃禅归儒”呢？
  二、李侗的哪些教诲让朱熹弃佛崇儒
  赵师夏为《延平答问》写的跋中说，朱熹“同安官后，反复延平之言，而知其不我欺。自同安归在丁丑，朱子二十八岁，自此以前所谓出入释老者也。”朱熹之所以逃佛入儒，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接受李侗的教诲，教诲虽然重要，但绝非唯一原因，而且应该说，李侗的教诲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众多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首先，当时的时代需要儒学的中兴。儒学由于其自身的原因，自汉代以来逐渐呈衰弱之势，到了隋唐，和外来佛教和本国道教比起来呈边缘化的趋势，而佛教和道教无益于社会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的。二程曾指出，“佛逃父出家，便绝人伦”如果每个人都追求空，都出家，“则老者何养？幼者何长？”出家之人“跳出三界外，不在无行中”，不再有家的观念，不再有君君臣臣之谊、父父子子之情，这样的社会也就没有伦理纲常，没有社会秩序可言。不仅思想文化主流的佛教无法重建社会秩序，而且经过五代的动荡，整个社会呈“礼崩乐坏”的总体状况，这就需要由儒学担当重建社会秩序的大任。历史的发展是必然和偶然的辩证统一，历史的必然趋势具体化到了朱熹身上，就是他具备了重建社会秩序，中兴儒学的资质，现实为朱熹弃佛崇儒提供了客观基础。除了时代的因素之外，朱熹在同安为官的经历也促其转向儒学的重要方面，南宋对外乞降，对内残酷压榨，所以社会动荡不安，朱熹在出仕同安的任上就做了许多推行儒学，重构礼仪，教化民众的事，这些经历也让朱熹日益觉得禅无益于重建社会规范，只有儒学才能够担当起重建社会秩序的重任。另外，朱熹之所以能够受到李侗教诲的影响，一个主要原因是朱熹从小并不是只泛滥佛学，而是“博求之经传，遍交当时有识之士。”且其父就是二程三传弟子，服膺二程，所以朱熹从小就已经打下了儒学深厚的根基，虽然当时暂时还沉潜于佛老，但是一旦有合适的机缘，弃佛崇儒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的。
  具体说来，李侗影响朱熹，使其弃佛崇儒的过程是这样的：朱熹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二十四岁的时候，赴任同安，途中拜谒李侗，延平先生就开导禅意甚浓的朱熹，令其默坐澄心，细读圣贤。《朱子语类》卷一〇四中有：“延平先生尝言：‘道理须是日中理会，夜里却去静处坐地思量，方始得。’某依此说去做，真是个不同。”对这种默坐澄心的强调可以说是道南一脉的共性，也是二程到朱熹这一学脉的要诀，黄宗羲称之为“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罗豫章强调“静处观心尘土不染”，李侗则曾在乃师罗豫章教诲之下，终日危坐，用功夫于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曾对张载《正蒙》“一故神，两故化”沉思默想了一个通宵，这件事让朱熹甚是感动。李侗之所以强调终日危坐，默坐澄心，是因为他自己就曾由一个“好打马醉饮的豪士”经过其师罗从彦的教诲而变为一个缓步低眉的木讷醇儒。朱熹的转变也需要经历一个类似的心路历程，才能够抛却他所迷恋的“昭昭灵灵的禅”。朱熹思想的真正转变是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同安任满等待继任者来代替他的时候，他简居畏垒庵（实际就是他在同安借居的一个居所），在这里他给李侗写了一封信，告之自己研读《孟子》涵养功夫方面的体会，李侗回信鼓励他“承谕涵养用力处，足见近来好学之笃，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见涵养用力处也。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更望勉之。”李侗要求朱熹熟读《孟子》的“夜气”章，朱熹在这一段时间也确实在“夜气”这个问题上用力最猛。“夜气”之所以引发朱熹的兴致，不仅在于夜气乃孔孟“为己”之学的精要，而且在于“夜气”的存养功夫和朱熹心目中“昭昭灵灵的禅”产生了共鸣。夜气的存养强调默坐澄心，而禅也强调静坐、入定、澄心等等，这些东西调动了朱熹心灵深处的兴致，所以他开始深切地玩味夜气，并从夜气逐渐延伸至整个儒学。虽然这个时候朱熹思想转变还是比较大的，但畏垒庵时期的朱熹仅仅是从学李侗，实现思想转变的序曲，朱熹思想深处还在深深依恋着禅。
  朱熹从同安回居以后，又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当面请教于李侗。李侗的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理一分殊；一是主静。这次当面求教主要探讨了理一分殊问题，这次求教，朱熹基本确立了他的理一分殊理论，李侗强调从分殊而上升到理一，要从日常生活的分殊中上升到理一，而体认分殊就要在静中下功夫，静主要是心虚一而静，这和孟子的养浩然之气类似，静可以培养夜气。绍兴三十年（1160），朱熹又向李侗当面请教，主要探讨如何在分殊（即用）上下功夫，以达到体用无间的融通状态。李侗不仅教导朱熹研读把玩孔孟精义，还教朱熹积极践履，关注现实（即分殊），禅宗要人恬淡退隐，洁身自好。朱熹也确实有此意向，但儒家要人直面现实，关注现实，而非退隐山林，儒家所讲的主静、主敬、诚心正意、默坐澄心等内在修炼只是手段，其目的在于经邦济世，在于治国平天下，“内圣”的目的是为了“外王”，直面现实，力图改造现实这才是儒家的目的，这也是李侗所说的“应事洒落”。朱熹通过当面向李侗请教和通信两种方式，在李侗的引导下，逐渐觉察到了禅的“不是处”，逐渐体悟到了儒家的“味道”，这一体悟随着他的为学和持守等功夫逐渐成为他思想的让流。
  朱熹的弃佛崇儒虽有多种原因，何乃川先生和林振礼先生早在1984年的《朱熹“逃禅归儒”的思想转变》一文中就列举了促使朱熹思想转变的种种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是李侗的影响，束景南先生在《朱子大传》中说：“《延平答问》的编定，在朱熹逃禅归儒的转变道路上竖起一块丰碑。”
  三、“敬”——朱熹思想的禅宗痕迹
  虽然朱熹最终选择了弃佛崇儒，但是早年泛滥的佛老对他影响甚深，其成熟时期的思想理论中也渗透着禅的因子，这也是朱熹援佛入儒，综罗儒、释、道的体现。这里我们尝试着以“敬”为例探讨朱熹思想的禅宗痕迹。
  “敬”虽然是由二程所“拈”出的，但这个字却得到了程朱理学家们的一致重视，尤其是朱熹，朱熹在很多场合下论述过敬，我们这里将其敬的思想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敬，降服人心也。敬是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最要紧的是要降服得住人心。朱熹说，“人只有个心，若不降伏得，做甚么人。”人之所以为人而区别于其他动物，关键是人有人心，人心支配着人行善事，但人也是动物，人之超越动物之处就在于人心能超越动物的本能，能够用仁义礼智来规范自我，人也能堕落，关键要降伏得住人心，使人向善。“圣人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帅、心君，须心有主张，始得。”降服人心，约束人心非常重要，“人精神飞扬，心不在壳子里，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进学者。人心万事之主，走东走西，如何了得。”
  （二）敬、专一也。朱熹晚年高弟陈淳在《北溪字义》中对“敬”有这样的归纳：“所谓敬者无他，只是此心常存在这里，不走作，不散慢，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保持收敛身心，注意力集中专一于一件事情上，“主一只是心主这个事，更不别把个事来参插。若做一件事，又插第二件事，又参第三件事，便不是主一，便是不敬”。专一于一件事，就是敬，“敬者，一心之主宰，万事之根本，”“虽无人境界，此心常严肃，如对大宾然，此便是主一无敌意。又如人入神祠中，此心全归向那神明上，绝不敢生些他念，专专一一，便自不二不三，就此时体认，亦见得主一无敌意分晓”。陈淳还指出，敬字与诚字不相关，但却与恭字相关，恭是从容貌上来说的，敬则是从心上来说的。“敬，功夫细密；恭，气象阔大。敬，意思卑曲；恭，体貌尊严。”陈淳对敬的诠释可谓尽得乃师真传，朱熹也有诸多关于专一的阐发，如“敬，莫把做一件事情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专在此。今看来诸公所以不进，缘是但知说道格物，却于自家根骨上煞欠缺，精神意思都恁地不专一，所以功夫都恁地不精锐。未说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虑，只是观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里面好！如世上一等闲物事，一切都绝意，虽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做持敬功夫的大敌就是缺乏定力，心驰骛于外物，受外在影响巨大，时而悲，时而喜，心为物欲所隔塞，放纵、浮躁的心难以被约束，就不是敬。人心昏昏，则不明，不明就难以提升自我德性，自我应有的慧根也难以充分发挥施展。在朱熹看来，不仅要能够保持敬的内在状态，还要坚持这种状态，使得自己长久地保持这种不放纵的状态，“人心常炯炯在此，则四体不待羁束，而自入规矩。只为人心有散缓时，故立许多规矩来维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规矩内，则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为了保持这种惺惺然的心理状态，需要经常做这种持守功夫。
  （三）敬，惺惺也。《宋元学案》中有关于“惺惺”状态的解释，“‘惺惺’乃心不昏昧之谓，只此便是敬。心若昏昧，烛理不明，虽强把捉，岂得为敬”。朱熹论敬的地方很多，但敬却并非他的最终目的，毋宁说，敬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境界的提澌，德性的超拔，“敬，德之聚也：”这也是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在宋明理学的体现，敬强调内修，但内修之目的是开出外王，提升社会理论道德的水准。
  （四）敬，收敛身心也。收敛身心，常使自我保持警醒和觉解，这是敬畏伦理的内在要义之一。朱熹说：“人常须收敛个身心，使精神常在这里。似担百斤担相似，须硬着筋骨担。”要经常保持拟担重担一样，保持自我内心的高度警觉。“学者须常收敛，不可恁地放荡”，“才高，须着实用工，少见许多才都为我使，都济事。若不细心用工收敛，则其才愈高，而其为害愈大”；“学者为学，未问真知与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
  （五）敬体现在应事接物上。朱熹说：“平日涵养之功，临事持守之力。涵养、持守之久，则临事愈益精明”；“存心不在纸上写底，且体认自家心是何物。”实际上除了“敬”以外，对“诚”的论述，对默坐澄心、切记体察的强调等等都渗透着禅宗的痕迹，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只探讨一个“敬”。
  “敬”和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禅宗强调“心法”，不立文字，也正是这样，朱熹将禅指认为“昭昭灵灵”，它强调人的悟性，而不强调外在方面。佛教传到中国，和中国文化有机结合形成禅宗，这和西方天主教发展为新教非常相似，中世纪天主教的特征是外在崇拜，教徒崇拜他们心目中的神，必须要到教会，否则教徒的祈祷不会传达到神那里，而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则强调，神不是坐在教会里供人膜拜，而是常驻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这样每个人只要在独处的时候默默祈祷，心灵深处的神就能听到。宗教改革将基督教从外在崇拜拉回到内在崇拜，这种内在崇拜类似于禅宗，它不强调外在仪式，甚至“酒肉穿肠内过，佛祖心中留”也是真正的佛教徒。禅宗强调内在的修炼，这种修炼和主静、主敬、默坐澄心非常相似，这种修炼更加强调虔诚，它本身也强调入定、静坐等修养功夫，所以朱熹所强调的主敬（不仅朱熹，整个宋明理学都有这个特色）本身就是禅宗的痕迹，是禅宗和儒家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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