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朱熹又到延平与李侗相见。这次延平之会，使朱熹思想发生另一转变就是意识到作文害道，使他终于放弃原来想当诗人和文章家的想法，表示“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决定弃文崇道，终身以“唱（倡）道”为己任。
  他给表弟程洵信中更明白表示说：“往年误欲作文，近年颇觉非力所及，遂已罢去，不复留情其间，颇觉省事。”这种弃文崇道立场转变后，“他同程洵展开了崇道学之士而贬辞章之士、崇程学而贬苏学、崇儒学而贬诗文的激烈论辨”开始了自己“穷理知道”新历程。
  不仅确立以穷理知道为己任的理想，更要付之于践履。虽然李侗屏居山中，终生不仕，但教导朱熹要知行并举，穷理应事兼行，做到“应事洒落”。在李侗的鼓励下，朱熹开始关注朝廷政局，关注社会民生，从书斋中走了出来，直面社会现实。“由恬淡退守、洁身自好到以下民为忧、以未行为恐的变化。”在李侗的督促鼓励下，朱熹开始上封事和入都奏事。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宋高宗禅位给孝宗后，朱熹应诏上了平生第一篇封事——《壬午封事》：提出了“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三大方略：一是“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帝王要熟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大学之道，反佛崇儒，才能大本正而天下治。二是“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做到修政事，攘夷狄；三是“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要正朝廷、立纪纲、励风俗，选守令，才能安定天下百姓。
  朱熹这篇封事，事先和李侗进行了讨论，得到了李侗的悉心指点，“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此处更可引此。又许便宜从事处，更下数语以晓之，如何？……亦可早发去为佳”。封事也正是李侗穷理洒然和应事洒然思想的反映。
  李侗还鼓励朱熹入都奏事。由于汪应辰等人的举荐，隆兴元年（1163）八月，朱熹再次入都，第一次到垂拱殿面对新君孝宗奏事。对此次面君登对，李侗很是关切，反复教导朱熹：要从反佛、反和、反近习三条入手。朱熹把李侗的意见都写入了奏事三札中，即《癸未奏札》：一是极论《大学》之道和帝王之学；二是论复仇之义；三是论内修政事之要。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朱熹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孝宗的青睐，被除武学博士，待次四年，变相的把朱熹弃于家中而不用。虽然朱熹“得君行道”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但入都后得以与众多道学士大夫的相识，提升了朱熹的知名度和地位，朱熹因此成为道学群体的一员，并且卷进了隆兴北伐与和议的政治漩涡。
  朱熹问学李侗，达十年之久。“朱子对李侗的师从是后生对当时大儒的敬仰与赞许。”师事李侗，从“存养”到“致知”到“应事”等方面都得到其教诲，对朱熹思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李侗的指点下，朱熹从虔诚出入佛老的泥潭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了释老的错误与危害。正如《朱子年谱》记载：“朱熹之学，初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或泛滥于释老。自谓见李先生后，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释老之说皆非。……”从而弃禅归儒，转到儒学的路径上来，改变了他一生的思想道路。“从学李侗，使朱熹完全放弃了禅学迂回，直接回到儒家经典中找寻内圣的门径。更重要的是，李侗不只将朱熹引回儒学，而且将朱熹引入了二程道学传统中。”
  此外，李侗还指明了朱熹去圣贤经书中求义，在日用处用工正确方向；传授了“理一分殊”和主静的修养方法，且使朱熹弃文崇道，确立以唱道为己任的道学理想。使朱熹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继承道学正统。可以说“李侗是使朱熹真正踏入道学之门的第一人”。
  朱熹对恩师也十分尊敬。李侗去世后，隆兴二年（1164）正月，朱熹到延平哭奠李侗，亲自撰写了《祭李延平先生文》和《延平先生李公行状》：高度评价了恩师李侗的人品：“先生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在《祭文》中感谢李侗十年来的教诲是义重恩深：“从游十年，诱掖谆至。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理，无幽不穷。……熹等久依教育，义重恩深。”汪应辰在所作《李延平先生墓志铭》中也说朱熹受教李侗久益不懈，“其事先生，久益不懈。以为每一见，则所闻必益超绝”。后来朱熹在创办沧州精舍时，将恩师李侗从祀孔子，表达了对李侗的尊敬和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