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正当朱熹沉溺于佛老禅说，难以自拔之际，见到了李侗，从而把他引出佛老泥淖，引入儒学正路。“对于此时正沉溺于此的朱熹来说，还需要一个将他引出佛老、引入儒学道路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李侗。”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带着从道谦处熏陶来的一身禅气，南下赴任同安主簿。经过南剑时，往剑浦城南樟林，首次拜见了李侗。
  延平先生李侗，字愿中，师从豫章罗从彦，是龟山杨时的再传弟子。“独得其阃奥，经学纯明，涵养精粹。”他“一生不仕，结茅水竹樟林间，山中屏居四十年”。因和朱松是同门学友，两人交游相知几十年，“道谊之契甚深”。朱熹从小对其学问为人已耳濡目染。
  朱熹除了遵父遗命，问学李侗外，他“这次见李侗主要就是向他大谈‘昭昭灵灵’的禅学，炫耀自己近十年出入佛老的感受，把三先生和道谦传授给他的佛老玄说和盘倾倒出来就教于李侗”。
  李侗并不认可朱熹以禅学通达内圣的道路，对他“就里面体认”的禅家参悟直接提出严厉的批评，对沉迷于此的朱熹当头棒喝！他看出朱熹“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的弊病，要把年轻的朱熹引出佛禅的泥沼，让他从佛国仙界回到儒教乐地。“熹旧见李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有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李侗当面指出朱熹追求一超直悟，悬空理会之弊，缺少平日存养工夫。要求朱熹“以存养工夫代替空理悟入，以应事接物的分殊体认代替内里体认。”强调佛释言空，儒家言实，儒家实理，贯穿于人伦日用之间，只有儒家之道才能救时济世。李侗的教导如平地一声惊雷，给了沉迷佛老的朱熹巨大的震动，第一次打破了儒佛老同道的思想，朱熹如醍醐灌顶，从沉迷老佛的自我陶醉中逐渐清醒过来。
  同时，朱熹在同安主簿的任上，面对百姓穷困、民生凋敝的现实，也意识到道谦“昭昭灵灵底禅”，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所存在的复杂矛盾，不能经世致用。只有儒学才可以“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解决社会难题，才能济世安民，从而使“朱熹身上儒家士大夫的担待意识逐渐觉醒，这也是他认识到佛禅之弊，归本儒家的重要原因”。朱熹弃禅归儒思想转变的一大标志就是他向县学诸生发了三十三篇《策问》，提出了一系列现实问题，表明了他试图以儒学来解决现实问题的立场。
  假如没有李侗的一声棒喝，让朱熹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弃禅归儒，朱熹也许要在木鱼僧房中了此一生，实现他“粥饭何时共木鱼”的理想。这样的话，佛界可能多了一个高僧，但少了一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集大成者。
  李侗不仅使朱熹从禅佛中惊醒，抛弃禅学开始归本儒学，还指示了他正确的用功方向，教导朱熹去圣贤经书中求义，在日用处用工。他教导朱熹，“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惟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不然，只是说也”。道体现于日用常行中，只有在日用间做功夫，才能理会寻找到道理，其方法途径就是读圣贤之书，看圣贤言语，在经书中求得答案，这就扭转了朱熹的用功方向。朱熹自己也说：“及见李先生后，方知得是恁地下功夫。”在李侗的点拨下，朱熹由沉溺于佛经转入读儒家经典。李侗教诲的“一则曰日用处用功，二则曰去圣经中求义。两番教言均注重人生之教，这对扭转朱熹的研究方向起很大作用”。
  在李侗的教导下，朱熹最终发现了释氏之说漏洞百出：“李先生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熹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开始转向儒学，寻求义理，从而使他的学问方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朱熹同安主簿任满后，到泉州等候批书，度过了同安官余的半年。“同安官余”的读经反思和“杜鹃夜悟”的反省，使他对李侗的教诲深信不疑，更加坚定了他从教李侗的决心。赵师夏《跋延平答问》：“余之始学，亦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后来朱熹所作《困学》诗：“旧喜安心若觅心，捐书绝学费追求。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表述了对这段师从道谦学禅，枉度光阴的后悔。
  “理一分殊”和“主静”是李侗学问的主旨，也是“道南一脉”推崇和关注的核心命题。李侗的“理一分殊”观点对朱熹产生重大影响，使朱熹得道南真传，成为朱子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绍兴二十八年（1158）正月，朱熹与李侗再次相见，李侗主要给他传授“理一分殊”的学问。其意是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理，是总的本源，这就是“理一”；万事万物虽千差万别，亦各有各自的理，但这只是最高理的体现和反映，这就是“分殊”，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李侗说：“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事有小大”指分殊，“理无小大”指理一。“理一分殊”是李侗学问的核心，也是区分儒学与异端的标志。他教导朱熹：“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要求朱熹领会和掌握“理一分殊”的真谛。
  朱熹接受了李侗就分殊上体认理一，即事穷理，循序渐进的思想。“理一分殊思想的确立使朱熹从朦胧的觉醒转向自觉的排佛。”
  李侗又标举“主静”，主张静中体认，求中未发，把静中体认称为“于静处下工夫”。他认为“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因为儒家之理是天理，而心具众理，要体认天理就要以静摄心，方法就是静坐、默坐澄心。
  朱熹对李侗以主静为修身之方，以致知为进学之要，终日静坐以求未发气象的功夫进路并不十分认同。朱熹说：“余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达而先生没。”直到李侗去世都是没有完全参透掌握，最终以“居敬存养”，代替了李侗的主静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