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
  “万古长空一片心”，是朱熹求教于李侗（1093～1163）期间，寓居于西林院惟可师之僧舍时，所写的《再题》之诗句，原诗为：
  古寺重来感慨深，小轩仍是旧窥临、向来妙处今遗恨，万古长空一片心。
  朱熹未见李侗之前，曾好佛老，从事于释氏之说；自拜谒李侗之后，始弃异学，而归向儒家之道。“向来妙处今遗恨”，是对放弃禅学似还残留几分的余意，但是“万古长空一片心”，朱熹已然定下决心，欲将生命投注于自孔仲尼以来这片万古长空的儒学道统，他将参与此一道统，继承此一道统，其庄严的志意抱负，将遮掩过他曾有过的禅梦，即便这个梦曾时不时地出现在朱熹生命偶然的喟叹当中。
  诗，是生命与情感的记录，朱熹与其业师李侗之间的感情，也必然留驻于朱熹的诗作当中。但是，向来研究朱熹与李侗之关系的论文，多从《朱子语录》与《朱熹文集》中的书信、行状和记跋等探讨之，朱熹相关的诗作仅略做提点补充，如此极易忽略诗歌里所可能透发的，异于文章所表述的真相。因此本文将更全面地搜罗朱熹与李侗之间相关的诗、文，考察彼此之间的关系、感情、思想学问的继承与转折，由朱熹的诗、文统观朱熹与李侗往来过程之脉络，当可更深细读出朱熹生命底层的心理图景，朱熹的志意与怀抱。
  二
  朱熹自小即是一位求知欲很强的人，早年又有严父及数位恩师的教导：父亲朱松（1097～1143）时为他说“古今成败兴亡大致”与《论语》等；业师刘子翚（1101～1147）授予他《易经》复卦初九爻辞“不远复”三字符；刘勉之（1091～1149）为朱熹论说“圣贤教学门户以及前言往行之懿”；胡宪（1086～1162）则告以“古人为己之学”；但是除了胡宪先生年命较为久长之外，其余几位先生均在他十四岁至二十岁里相继过世，由于彼时的年纪过轻，可能尚无法向父、师扣问关乎生命真正的深刻问题，进而省思以获得思想、心性上的解悟与开通；再者，他对几位师长所曾教诲者，亦不甚通透，这对求知欲极强的朱熹而言，自是一大烦闷，冀待解决，因此朱熹转思请益于李侗，其言：
  熹天资鲁钝，自幼记问言语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余诲，颇知有意于为己之学，而未得其处，盖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近岁以来，获亲有道（指李侗），始知所向之大方。又，《朱子语类》云：
  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胡安国），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屏山少年能为举业，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数日。后乃见了，老归家，读儒书，以为与佛合，故作《圣传论》：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
  这两段记载说明三个要点：1．他虽承教于朱松、刘子翚和胡宪等人，却“未有所得”，或“未得其处”；2．他曾“出入释老者十余年”；3．自他亲近李侗后，“始知所向之大方”。可见先前学之于父、师与释老者，均不能在思想及心性上打开他的茅塞困顿，而李侗的指点，却为他辟开一条活路。
  李侗，字愿中，生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卒于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世称延平先生，曾从学于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1072～1135）。其生平，朱熹于《延平先生李公行状》和王懋竑《朱子年谱》中均有详细的记载。
  朱熹之所以会往学于李侗，其远因乃是因李侗与朱松曾为同门友，均从学于罗从彦。罗为二程重要门人杨时之得意弟子，而李侗又得罗从彦血脉衣钵，故而朱熹欲解消其思想、人生上之障蔽，势必要有一位实修实得之师以擘开其迷障，当时同居于福建，有着地利之便的李侗，实为朱熹择师的第一人选；再者，李侗时为朱松所赞赏，邓迪言其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的话，即是由朱松转述予朱熹得知，朱熹自小必然对李侗钦仰不已，因此，在困而欲求明道的内心驱策之下，往而向李侗问学。
  据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载，朱熹问学于李侗共六次。二人初会于绍兴二十三年癸酉，朱熹二十四岁时。彼时朱熹是在赴同安任职的途中，往见居于延平的李侗。李侗与朱熹第一次对晤之后，即对朱熹早年所学提出批评，其云：
  某旧时见李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后来方晓得他说，故今日不至无理会耳。
  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
  年轻气盛，又兼博学多闻的朱熹，与李侗辩论之后，却被李侗下一个棒喝：“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又理会不得。”朱熹早年时学得驳杂，而又好佛老，与李侗对话中，少不得有许多谈玄论空之理。但是李侗以儒家朴实之理直破其弊，言“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不过，自视甚高的朱熹，初闻时颇不以为然，故有“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的怀疑。
  但是李侗体道真灼的教诲，在朱熹赴同安任职之后，反复思及，而逐渐产生了影响。至于李侗对后学教诲的内容为何，朱熹在《延平先生李公行状》中有扼要的说明：
  先生……讲诵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如何，而求所谓中者。若是者盖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其接后学，答问穷昼夜不倦，随人浅深，诱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圣贤之域。故其言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见明，讲学始有力耳。又尝曰：“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苟免显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尝以黄太史之称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云者为善形容有道者气象，尝讽诵之而顾谓学者曰：“存此于胸中，庶几遇事廓然而义理少进矣。”……盖尝曰：“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悦其词义以资诵说，其不为玩物丧志者几希。”以故未尝讲解文书，然其辨析精微，毫厘毕察。尝语问者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学者所以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也。”其开端示人，大要类此。
  牟宗三先生再将这段话归纳为四个要点：
  1．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2．洒然自得，冰解冻释。
  3．即身以求，不事讲解。
  4．理一分殊，始终条理。这四点为李侗思想的主要核心。然朱熹在初闻李侗的批评时，虽疑而不信，但是李侗毕竟是位体道的实证者，他“辨析精微，毫厘毕察”，故朱熹到同安述职之后，他反复思量李侗的言论，咀嚼那些闪现灵光的智慧，虽未能立即翻然改辙，但是李侗的理论却慢慢在渗透他原有的思想版面。
  “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这是朱熹由杂归儒的重要告白。刘述先先生更检视朱熹的诗歌，发现朱熹之诗，自始见李侗与之论学，经过同安任职四年之后，在诗歌的内容、风格与数量上，都有明显的变化，由诗可窥知朱熹在思想上是从驳杂，喜好佛老，而逐渐转向儒学的轨迹，刘述先先生云：
  从朱子初到同安所作的诗所透露的情调看来，他内心的转变的过程是缓慢的，并不是一下子就转变过来的。他最初以吏事为形役，向往佛道高蹈避世的情调。但到次年甲戌，诗吟特少，乙亥亦如此。可见在这两年间，朱子且将圣人书来读，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逐渐归向儒学。
  申美子于《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一书中，对刘述先先生的论点有更详细的补述：
  这一年（指甲戌年）和下年乙亥之间，其所作诗量显然减少。25岁时的诗，从《柚花甲戌》到《涉涧水作》共十三题十三首；26岁时，从《试院即事乙亥》到《祠事斋居听雨呈刘子晋》共五题十五首而已。在这两年其所作诗文减少的原因，大约如朱子谓且将圣人书来读，觉得渐渐有味，逐渐归向儒学，释老的情调越来越减少，故诗吟特少。
  刘述先先生且列举数首诗歌来证明，朱熹见李侗之前，于释老的研究，与诗歌的创作多所致意，但会见李侗之后，诗作虽然仍夹有对释道的些许向往，但是诗作的数量确实已经明显减少。他更比较朱熹在壬申年（1152)23岁时所作之《月夜述怀》与丙子秋（1157)27岁时所作之《教思堂作示诸同志》二诗在亲向儒释思想上的差异，《月夜述怀》云：
  皓月出林表，照此秋床单。幽人起晤叹，桂香发窗间。
  高梧滴露鸣，散发天风寒。抗志绝尘纷，何不栖空山！
  （《朱熹集》卷一）
  《教思堂作示诸同志》则曰：
  吏局了无事，横舍终日闲。庭树秋风至，凉气满窗间。
  高阁富文史，诸生时往还。纵谈忽忘倦，时观非云悭。
  咏归同与点，坐忘庶晞颜。尘累日以销，何必栖空山？
  （《朱熹集》卷二）
  《月夜述怀》所言是“抗志绝尘纷，何不栖空山”，向往佛道高蹈避世的思想，溢于言表。但是《教思堂作示诸同志》则言“纵谈忽忘倦，时观非云悭。咏归同与点，坐忘庶晞颜”，这时曾点、颜回已成为他内心所欲内化的人格型范，“尘累日以销，何必栖空山”，这与“抗志绝尘纷，何不栖空山”的态度，不啻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此处，他不再有以吏事为形役的烦苦，代之而起的是做为一个儒者能够担待世间责任的情怀，这无疑是深受李侗的影响，朱熹云：
  熹于释氏之说，盖尝师其人，遵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后以先生（指李侗）君子之教，校夫先后缓急之序，于是暂置其说而从事于吾学。
  朱熹明白自述道，他是由于李侗的教诲，才暂置释氏之说，而转向于儒学。而朱熹《文集》卷一、卷二的诗歌，正可提供朱熹早年思想转变的印证。
  朱熹第二次拜见李侗，是在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29岁时，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载：“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岁，春正月，见李先生于延平。”
  从朱熹自同安罢归，即访李侗问学，并为李侗编录《延平答问》一书看来，朱熹此番前来，在治学一事上，已决心投向儒学。其内心应有一个期望，藉由整理编辑李侗的答问录，能更明白李侗思想的底蕴。
  此外，《题西林院壁二首》也记录了朱熹此时学习的感怀：
  触目风光不易裁，此间何似舞雩台。病躯若得长无事，春服成时岁一来。
  巾屦翛然一钵囊，何妨且住赞公房。却嫌宴坐观心处，不奈檐花抵死香。（《朱熹集》卷二）
  第一首写延平风光明秀，美景难裁，亦暗指李侗默坐澄心之教，如风光无边，不易剪裁，难以用言语将之表述出来。朱熹并把延平此地比拟为春秋时期孔子与弟子们在曲阜郊外吟咏赋志的舞雩台，这表示朱熹在李侗处受学时，内心实得理学真传的愉快，他更希望每年春天都能来此游学，亲炙李先生的深靓醇厚之风。第二首写朱熹无意仕进，愿住在赞公房，以便向李先生问学。只是李先生所言“默坐澄心，以验天理”之教诲，朱熹虽心向往之，却因工夫未到，仍受到气味物质波——花香的干扰，难以收摄心性，至于纯一之境，无法使其心性能如风吹疏竹，雁过寒潭一般，不留痕迹。这是朱熹的老实处，不作矫强浮夸之语。
  二人第三次会面是在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朱子年谱》卷一云：“三十年庚辰，三十一岁，冬，见李先生于延平，始受学焉。”朱熹《再题（西林可师达观轩）》之诗序，对此亦有记载：
  绍兴庚辰冬，予来谒陇西先生。退而寓于西林院惟可师之舍，以朝夕往来受教焉。阅数月而后去。（《朱熹集》卷二）陇西先生即李侗，朱熹为求学之便，择居于延平县城东南之西林院，并逗留数月之久，在此年仲冬之时，朱熹有一诗曰：
  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两日读大学诚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书此以自箴，盖不得已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鉴，好恶审熏莸。云何反自诳，闵默还包羞？
  今辰仲冬节，寤叹得隐忧。心知一寸光，昱彼重泉幽。
  朋来自兹始，群阴邈难留。行迷亦已远，及此旋吾辀。
  （《朱熹集》卷二）
  从其诗题兼具序文的解说中可明了，朱熹于此前绝少作诗。在第二次会见李侗后，深受李侗的影响，决意向儒学发展的思想转变有关，故言“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朱熹原认为作诗与道相妨，遂决意不作诗。但是他诗人的脾性实无法断绝，其自言：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之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诗之所以作，是人性中应物斯感的一种自然欲动，如何能强制性的予以断绝？当朱熹阅读《大学》诚意章时，有一番深刻的领会，而触发他写诗的冲动，因而有“盖不得已而有言”之语。其言“行迷亦已远，及此旋吾辀”，是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之意，即此旋辀反向儒乡，确立了尽弃异学，改以儒业安身立命的为学方向，这是朱熹再三访学于李侗后的重大改变。李侗与友人罗博文书云：
  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须从原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渠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之处。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此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若静处有而动处无，即非矣。
  则朱熹寓宿于西林院，向李侗处学习数月的成果，如李侗所言，自是非凡。李侗赞许他是“自见罗先生来，未见有如此者”，肯定朱熹是二程门人罗从彦后之重要嫡传弟子，他初从道谦开善禅师处学，故皆从里面体认，专意于内在修为工夫；自会李侗后，已见儒者路脉，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矣。朱熹历经这番切磋琢磨，砥砺向学的岁月后，于次年，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创作大量体道的诗作，如：
  《仁术》
  在昔贤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从有术，及物岂无因？
  恻隐来何自？虚明觉处真。扩充从此念，福泽遍斯民
  入井仓皇际，牵牛觳觫辰。向来看楚越，今日备吾身。
  《闻善决江河》
  大舜深山日，灵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万里决江河。
  可欲非由外，惟聪不在它。勇如争赴壑，进岂待盈科？
  学海功难并，防川患益多。何人亲祖述？耳顺肯同波！
  《仰思二首》
  公德明光万世师，从容酬酢更何疑？当年不合知何事？清夜端居独仰思。
  圣贤事业理难同，僭作新题欲自攻。王事兼施吾岂敢？傥容思勉议成功。
  《困学二首》
  旧喜安心苦觅心，捐书绝学废追寻。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
  困学工夫岂易成？斯名独恐是虚称。傍人莫笑标题误，庸行庸言实未能。
  《复斋偶题》
  出入无时是此心，岂如鸡犬易追寻？请看屏上初爻旨，便识名斋用意深。
  《示四弟》
  务学修身要及时，竞辰须念隙驹驰。清宵白日供游荡，愁煞堂前老古锥。
  《仁术》一诗是认同孟子的达仁之术，是需从扩充四端中的恻隐之心为始。而《闻善决江河》是颂赞舜“一言分善利，万里决江河”的勇于向善；并言及“学海功难并”一事，因人之欲望浩如江河，修养身心若以堵塞法防范人欲，恐只是“患益多”而已。“何人亲祖述？耳顺肯同波”，言何人能教导朱熹？如孔子祖述于舜一般？此时恐唯有已届耳顺之年的李侗可以为之。““耳顺肯同波”是说年龄与体道层次皆已达耳顺之境的李侗，可否令朱熹臻至与李侗，进而与孔子、舜一样，到达同等的境界？由此可以看出朱熹亟欲超越其生命的困限是极为渴盼的。《仰思二首》是对周公从容应对世间的人格风度，与能建立儒家圣人功业，使福泽加诸于民的赞佩。第一首颂美周公光明之德；第二首欲以周公为典型，勉以成功。《复斋偶题》与《示四弟》等诗，则是诚勉向学的自剖。至于《困学二首》，刘述先先生有如下的解说：
  前一首说的是舍弃禅学，为求安心苦觅心，指的是达磨与慧可的故事。后一首说在日用处下功夫，庸言庸行乃是中庸之教。
  这是朱熹问学于李侗之后，捐弃禅学，归向儒学，以诗歌为体裁的又一内心的表白。而在做过励学工夫后，朱熹更有数首关乎体道境界的诗作，这些诗作说明他内心的改变与体道的愉悦心情，诗云：
  《克己》
  宝鉴当年照胆寒，向来埋没太无端。祇今垢尽明全见，还得当年宝鉴看。
  《曾点》
  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清风拂面吹。
  《伐木》
  伐木相将入远山，共听幽鸟语关关。殷勤若解当时意，此日那容不尽欢？
  《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春日偶作》
  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临。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
  《观书有感二首》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从《克己》到《观书有感》数首诗，有一个共通的特色，就是诗中流动着一股轻快舒畅的音乐性节奏，盈溢着一片明丽活泼的光景，这轻快的节奏与明丽的光景，是来自于悟道的喜悦，并感受到与宇宙大化流行同一波流起舞的和谐，这些诗都是在第三次会见李侗之后所写的。李侗的人格证量，必然对当时求道甚殷的朱熹起了极大的振撼，一个人的人格修为，当充养到极好的境界时，自然会散发出改变他人的力量，造成他人内心的转化，前引邓迪尝谓李侗：“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绝非虚言，从《李延平集》一书所载的内容，及朱熹与之盘桓数月而后归，所创作的诗歌内容、风格、意境来探讨，均可了解这一位人师－－李侗，给朱熹何等深刻的影响。《克己》一诗是以“宝鉴”譬喻人之“本性”，当垢尽明见之时，人性中本来之良知良能，依旧日如如存在，依旧可敏知是非垢净。《曾点》一诗是歌咏《论语》《先进篇》曾点言志时所表现出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朱熹此诗，是以曾点为学习的范式，亦作为自喻的表征。《伐木》、《春日》、《春日偶作》三诗均是形容求道之殷与体道之乐的佳作：“伐木相将入远山，共听幽鸟语关关”，“胜日寻芳泗水滨”，“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临”，皆含有访道，求道之意，入远山听幽鸟关关之语，或胜日寻芳于泗水之畔，都是喻指为道不惜跋山涉水，四处寻访之意。“殷勤若解当时意，此日那容不尽欢”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是得道、悟道后的畅快，而“千葩万蕊争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一句，表面是提问，实含有已识乾坤造化的宇宙意识。这三首诗歌，何以能作为体道之诗解？《春日》诗表面看来似如寻常游春踏青之作，但是，因诗之首句即言所游之处在泗水之滨，而“泗水”是春秋时期孔子居于鲁国的讲学之处。宋室南渡之后，泗水已入金人版图，朱熹何能北上至此游赏？故诗中的泗水实别有所喻，黄珅云：
  诗中“泗水”乃暗指孔门，所谓“寻芳”即求圣人之道。在这首诗中，晦翁谕人，仁是性之体，仁的外现就是生意，所以万物的生意最可观，触处皆有生意，正如万紫千红，处处皆春。
  依照黄砷先生的解释，则《春日》等诗可做为朱熹受学于李侗之后，潜心于儒学，并有所体道的又一明证。致于《观书有感二首》，历来即是各家评选朱熹诗作的代表作品，“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景象一开始，即有“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之妙，一方水塘如镜子般的澄澈明净，反映出天光云影的流动变化，这两句诗所选取的形象本身，即予人以美感的意境的升华：“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塘之所以清晶如许，乃是有汨流不止的“源头”为它提供“活水”。这两句诗，其实是发议论，讲道理，但是朱熹却能在这首诗中寓含道理于生动的形象之中，并未造成严羽所谓“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诗辩》）的毛病，这是一首极为成功的理趣诗。第二首“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是说蒙冲（古代战船名）巨舰，因大雨使江边的春水丰沛而能自在地浮动航行，过去枉费力气推移，实不如大江作为助力得宜。这首诗明白自喻过去枉费许多力气学习，今日会解道理，乃是实作工夫之后，如船得大水行进时的轻快自在。朱熹经由李侗的教导，自家心性为之省悟后，而有一番清明的畅快。
  朱熹第四次拜见李侗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33岁时，王懋竑《年谱》卷一云：“三十二年壬午，三十三岁。春，迎谒李先生于建安，遂与俱归延平。”《文集》《再题（西林可师达观轩）》诗序亦云：“壬午春，复拜先生于建安，而从以来，又舍于此者几月。”朱熹这次迎谒李侗于建安，并与之俱归于延平，又在延平盘桓数月之久，有《再题》一诗为证，其云：
  古寺重来感慨深，小轩仍是旧窥临。向来妙处今遗恨，万古长空一片心。（《朱熹集》卷二）
  从题目与韵脚来看，这一首是步《题西林可师达观轩》的旧韵与内容而作，《题西林可师达观轩》诗云：
  窈窕云房深复深，层轩俄此快登临。卷帘一目遥山碧，底是高人达观心？（《朱熹集》卷二）
  《题西林可师达观轩》应作于庚辰冬（1160），朱熹第三次拜访李侗之时。此番旧地重游，再题西林可师达观轩，故有不胜唏嘘之叹。
  对此二诗，钱穆先生解曰：
  读此，知前诗应在庚辰之冬，当时未加存录，至是重来，乃见而并存之也。谓戏为之诗者，盖朱子自庚辰冬见延平以来，于心学工夫上既已大有迈进，至是乃于心之为心，有其一番新认识：卷帘一目遥山碧，眺瞻所及，莫非吾心。心无内外，舍却当前，又于何处求之，以得此心之达观。若必宴坐观心，则无乃其犹有未达者在。朱子此诗，盖有所讥，故曰戏之也。……其再题又曰：小轩仍是旧窥临，此乃自谓其见解识趣之先后无变也。故又曰向来妙处今遗恨，此乃朱子故作狡诡之谦辞。卷帘一目遥山碧，底是高人达观心，在当时如此想，自谓妙处。自是三年，依然一番旧见解，更无寸进。是向来妙处，今成遗恨也。万古长空一片心，此乃是朱子自信语。遥山一碧，历时三载。今日卷帘所窥临者，仍是此心。岁月逝矣，心则常然。
  钱先生从全然肯定的角度来解读这两首诗，但是从“岁月逝矣，而予心之所至者未尺寸进焉，为之三叹自废”，“因旧题以寻岁月，而惕然乎其终未有闻也。然则诗之不没，亦予所以自励者。”诸语看来，朱熹从李侗处学得圣学入门真传，选择弃佛归儒之路，得以了悟义理，此乃是短暂的光景，李侗实学真正的踏底处，朱熹并未相应的得到承传，而内化成为其思想的慧性血脉。朱熹与李侗在义理上的差异，牟宗三先生有深刻的剖析，其云：
  朱子辨解趣味重，而延平却直言存养也。此犹是明道“存久自明”之风范。而朱子后来之发展，却常不守此风范，直就本心性体上加存养之工夫，却重点落在致知格物上。此见朱子于体上之悟解及工夫自始即有缺陷，未曾遵顺延平之指点而前进也。其兴趣却在顺伊川之分解纲领而前进。彼后来固亦言涵养，但其中和新说成立后之先涵养后察识中之涵养却是空头的涵养，小学的工夫，非其师延平之直就孟子之本心、中庸之中体大本而加以持守涵养也。延平之持守与存养固函有一种超越的体证与肯认在内，此即是一种对于本心与中体之超越的致察。朱子后来力主先涵养后察识，力反胡五峰一系之先察识后涵养，非是守其师说之意也，亦非是根据延平以反胡也。
  由于朱熹生命本质倾向于分解性的性格，而未能真切参透李侗内圣之学之规范，转而走向下学而上达，于日用处理会道理，强调致知格物之学，从读书的切实详细处用功，形成认知倾向的工夫，而非具体的体验道体的内证工夫，这是未能尽其师李侗之意，而是认同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之路。但是朱熹翻然从杂学各家，爱好佛学，转而归向儒学，却是李侗为之确立的道路，他接受李侗的教诲，而终于在他理性的意识型态上选择做为一个儒者。而且朱熹于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行在进谒孝宗前，还特地二次迎见李侗，问所宜言，朱熹《祭延平李先生文》云：“安车暑行，过我衡门。反旆相遭，凉秋已分。西于此时，适有命召。问所宜言，反复教诏。”束景南于《朱熹年谱长编》将“安车暑行，过我衡门。”一句，定二人见于六月，其云：“六月……李侗过武夷来见，讨论奏事所言。”而“反旆相遭，凉秋已分”一句，定于八月，其云“八月……李侗自铅山归建安，经武夷再来见，仍讨论奏事所言”王懋竑《朱子年谱》则将此二次见面统以言之，曰：
  先生将趋召命，问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为今日三纲不立，义利不分，故中国之道衰而夷狄盛，人皆趋利而不顾义而主势孤。先生用其说以对。
  由是可知，朱熹不只是向李侗问学，亦与之讨论国是，李侗的学行，李侗对政事的见解，皆深为朱熹所重视。李侗虽一生未仕，但却曾透过朱熹间接传达他对政治的理念。
  李侗卒于癸未年（1163）十月十五日，朱熹彼时身在行在。十一月归。次年甲申（1164）正月，往延平，哭李先生，有《挽延平李先生三首》，诗云：
  河洛传心后，毫厘复易差。淫辞方眩俗，夫子独名家。
  本本初无二，存存自不邪。谁知经济业，零落旧烟霞！
  闻道无余事，穷居不计年。箪瓢浑谩与，风月自悠然。
  洒落濂溪句，从容洛社篇。平生行乐地，今日但新阡。
  岐路方南北，师门数仞高。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
  斩板今来此，怀经痛所遭。有疑无与析，挥泪首频搔。
  第一首咏李侗实得二程洛学之真传；第二首诵其穷居乐道，澹泊明志的生活与人品；第三首写师门甚高，难竟其奥，一旦恩师谢世，则无有析义之人矣，表达出朱熹临丧时深切的伤痛之情。又《用西林旧韵二首》也传达出同样的哀恸：
  一自篮舆去不回，故山空锁旧池台。伤心触目经行处，几度亲陪杖屦来。
  上疏归来空皂囊，未妨随意宿僧房。旧题岁月那堪数？惭愧平生一瓣香。
  第一首云，此次重游西林院旧地，已然是物是人非，再也无法亲陪李先生来此游兴。“篮舆”是竹篮编的简易轿子，东晋陶渊明病足，往来以篮舆代步，白居易《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诗有“范蠡有扁舟，陶潜有篮舆”。这里以“篮舆”代指隐居高士李侗，“一自篮舆去不回”，意谓李先生已永离人间，徒留朱熹对他无限的缅怀。第二首说朱熹上疏归来，却与恩师缘悭一面，当时封装机密奏章的皂囊，也已然空矣。朱熹暂住僧房，见昔日的旧墨题痕，不禁有不堪回首的唏嘘。最后一句，“惭愧平生一瓣香”是蕴含朱熹认为自己空有求道之心，却未能深入圣学之三昧，徒令恩师谬爱，圣学道统之一瓣馨香，在己身上若存若亡而已！这数首诗歌，让人体会到，朱熹不只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理学家，其实，他还是一位感情丰富而又才华横溢的诗人。
  三
  洒然自得的圣人气象，是朱熹孺慕追摩的典型，如何得使生命能无制于外，使心与理为一，庶几遇事廓然，洒然融释，是朱熹从学于李侗的过程中，希冀己身可以达至的生命境界。
  朱熹的生命原是丰富而驳杂，但是朱熹的父亲朱松，以及刘子翚、刘勉之与胡宪三位先生，和其恩师李侗，却是以教育朱熹成为一个儒者在实践他们的教育方针，使朱熹本质上原具有浪漫的性格（此由朱熹喜好作诗一端即可看出），在彼等的调矫改变之下，发出对儒学精神的向慕，从而令朱熹的性格可以规范在圣学的形式之内。其中以李侗对朱熹一生的志学道路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
  1、朱熹接受李侗教导他学问的路数以后，即放弃杂学各家，而确定以发展儒学之圣业做为其一生之职志。
  2、李侗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的人格证量，在朱熹与之往来的受教过程中，直接感召了他，这种融释洒落的人格风度，就是道在人身上的直接呈现，此一语默言笑的身教，实非经典文字所能完全触及。李侗“亲身”的教导，使朱熹尚属浑沌的生命，产生对道体跳跃式的领悟，进而使其生命有趋近于圆成之境的可能，以及有机会得到体触到道体的些许经验，此从他受教于李侗之后，创作大量的体道诗，可以获得印证。李侗对朱熹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矣。
  朱熹一生辉煌的成就，实是不能不追溯于李侗的教导，儒家圣业的承传，在万古的长空中得以明耀天际，正是因儒者代代的薪火迸发而出的光芒，使其璀璨光辉，使其永恒不朽。
  作者简介：
  林佳蓉，台湾云林县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博士，现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教授。本文选自其博士论文：《承担与自在之间——从朱熹的诗歌论其生命趋向的依违》第三章第一节《儒教的熏习》之三。

郭齐、尹波点校：《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卷二，页92。 参阅《朱熹集·跋韦斋书昆阳赋》，卷八，页5291。 《朱熹集·聘士刘公先生墓表》，卷九十，页4615。 《朱熹集·籍溪先生胡公行状》，卷九十七，页4969。 《朱熹集·答江元适书》，卷三十八，页1727。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自论为学工夫》，台北：文津出版社1986，卷一〇四，页2619。 一般书论皆言四次，王懋竑《朱子年谱》载为五次，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则有六次。第五次会于隆兴元年（1163）六月，最后一次在八月，是朱熹至行在谒见孝宗之前，问李侗当所宜言。见氏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296、297、302。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页2568；卷一〇四，页2620。 《朱熹集·延平先生李公行状》，卷九七，页4985-4987。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第3册，页4。 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页35。 申美子：《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页120-121。 参阅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一章，页12-27。 《朱熹集·答汪尚书》，卷三十，页1265-1266 赞公是唐僧人，后以赞公指高僧，赞公房即是僧屋。见郭齐笺注：《朱熹诗词编年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0年，页181。 《朱熹集·诗集传序》，卷六二，页3965。 〔宋〕李侗：《李延平集·与罗博文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4，卷一，页4。 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页43。 引自缪钺等撰：《宋诗大观·名家鉴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页1117。 〔晋〕嵇康《嵇中散集·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之十四云：“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可尽言。”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65年四部备要本，第428册，卷一，页3。 《朱熹集》卷二，页91。清王懋竑《朱子年谱》注云：“李先生次子信甫，时为建安主簿。”故李侗彼时在建安。卷一上，页17。 钱穆：《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1989，第3册，页33-34。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3册、页11。 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页296、300、302。 《朱子年谱》卷一上，页20。 《朱熹集》卷二，页121-122、页122。 〔唐〕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台北：艺文印书馆1971，卷二二，页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