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夏天，朱熹在赴泉州府同安县上任途经剑浦，突然想起崇仁里樟林（岚）乡有一位父执辈的熟人，便萌生了前往拜访的念头。
  朱熹的这位父执辈的熟人便是李侗。李侗和朱熹在樟林的这次会见，在闽学史甚至是中国的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樟林会面促使朱熹进行深刻的反思，思想认识上产生了的质的飞跃，初步奠定了朱子学理论体系的架构。
  一、樟林会面场景的重建
  杨时把二程的理学带到福建之后，先传罗从彦，再传李侗。到了李侗这一环节，由于他“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余四十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1）李侗后继无人，闽学的传承面临断代的危机。从世系传承的的角度看，李侗与朱熹在樟林的首次会面，催生了闽学的第四代传人，因而这次会面实际上成为闽学第三代、第四代传人的首次会面。
  李侗和朱熹樟林首次会面的具体状况没有史料留存，但从朱熹后来的回忆以及其门生记载的朱熹关于此次会面的讲述，大致可以描述出会面的情景。
  朱熹自小聪颖，年少之时就下功夫读书。十八岁考中建州乡贡进士，十九岁考中进士，堪称少年才俊。他在赴同安上任之前去探望父亲的好友，应该也有向这位长辈“报喜”的动机。但李侗显然不大看重朱熹在仕途上的斩获，对朱熹的做学问的态度、方法也不以为然。朱熹的门生赵师夏为《延平答问》所写的跋记述樟林会面时写道：此时的朱熹“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所闻，延平亦莫之许也。”一方面是略带几分沾沾自喜的“诵其所闻”，一方面是格格不入的“莫之许”，足见樟林会面的气氛多少有点尴尬。
  那么，李侗和朱熹这次多少有点尴尬的樟林会面究竟涉及哪些话题呢？根据朱熹及其门生日后的回忆，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对释氏之说的态度问题。朱熹在其父朱松逝世之后，求学于刘勉之、刘子翚、胡宪之门、。刘子翚、胡宪既崇敬程颐、程颢的理学，又笃信释氏之说。受其师影响，朱熹对释氏之说亦十分兴趣，自称“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考中进士后，还宣称是用一僧人所教授的意思答卷而考中的：而李侗对于释氏之说“极言其不是”，始终持否定态度。
  二是儒学的地位问题。朱熹自称“某旧时亦要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李侗显然不赞成这种不分重点、无所不学的方法，叫朱熹“只看圣贤语言”。
  三是空谈和经世致用的问题。朱熹后来回忆，“初见李先生，说得无限道理。李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亦无元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处理会便自见得。”朱熹所谓“说得无限道理”，在李侗看来，是“悬空”也就是脱离实际的。这同朱熹早年受到佛学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李侗认为，探求儒家的“道”的“元妙”，应该从理会“面前事”入手，通过“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去领会。
  四是“理一分殊”的问题。朱熹在樟林会面时讲了很多儒学之外的所学所闻，均被李侗视为异端。朱熹后来对自己的门生回忆初次见到李侗时所得到的教诲：“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也。此其要也。”
  李侗和朱熹樟林会面时涉及到的四个问题，是当时的朱熹最为擅长而且自以为颇有建树的课题，也是理学理论建构中的重大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朱熹对这些问题的见解全部被李侗否定，这无疑在朱熹心中引起巨大的震动，同时引发深刻的反思。不破不立。李侗对朱熹樟林会面之前的学术思想的全盘否定，成为朱熹清除自己学术思想中非儒家的异端学说、亲近并进入理学的理论殿堂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推动力。
  二、朱熹思想的转变和朱子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成型
  前阶段，网络上曾上传一篇据称是源自《紫阳朱氏建安谱》的《朱熹年谱简编》，该年谱简编写道：“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二十二岁。春，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治绩卓著。公余研究‘释老之学’”。这段记载除了把朱熹到同安上任的时间弄错之外，关于朱熹“公余研究释老之学”的记述也是完全错误的。
  樟林会面之后，朱熹即到同安任职，时间是绍兴二十三年七月。这个时候的朱熹，已经受到樟林会面的影响，开始清理自己的学术思想，并拜李侗为师。赵师夏说：“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延平答问》收有李侗丁丑年即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六月二十六日写给朱熹的书信：“承谕涵养用力处，足见近来好学之笃也，甚慰甚慰。”此时的朱熹尚在同安等候前来代替自己的接任官员。因此说，从师承关系的角度看，朱熹同安任职期间已经正式确定了闽学第四代传人的地位。
  樟林会面对同安任职时期的朱熹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完成逃禅入世、皈依儒学的思想转变。
  樟林会面时，李侗批评朱熹“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要他“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又对朱熹持释氏之说大加否定，但不曾详细论述，只叫朱熹“看圣贤言语”。
  朱熹一到同安上任，马上面临释氏之说与现实的矛盾。由于主簿所管乃一县之财货收入，与现实生活中的生产以及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如果用释氏之说逃世、避世的态度对待，势必一事无成。这使得他切身体验到李侗所说的“在日用间着实做功夫”的深刻含义。加上朱熹身上具有浓厚的亲民、爱民的思想基础，使得他无法脱离现实，而是忠于职守，体恤民情，事必躬亲。他亲自勘察地形，主持开掘“八卦沟”，引导农民种树防风、开渠抗旱。据传，同安沿海多旱，朱熹所到之处，谆谆嘱咐百姓要多备戽斗、畚箕等抗旱工具；同安山区常有山洪爆发，朱熹所到之处，便谆谆嘱咐乡亲多备锄头、畚箕，以便筑堤防洪。因此同安沿海民间至今流传“朱熹朱熹，戽斗畚箕”的民谚，山区则流传“朱熹朱熹，锄头畚箕”。足见此时的朱熹已经摆脱了消极无为的释氏之说，树立了积极入世、奋发有为的人生观。
  除了深入民间、介入俗世之外，朱熹在同安还根据李侗的教诲，认真“将圣贤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宋绍兴年间，同安的著名佛寺梵天寺已经颇具规模。朱熹因为种种原因几次到过梵天寺，并留下几首诗歌。但在诗句中，朱熹只把寺庙作为景物描写，没有表现出对释氏之说的赞扬。他在《题梵天方丈壁》一诗中写道：“输尽王租生理微，野僧行乞暮还归。山空日落无钟鼓，只有虚堂蝙蝠飞。”由此不难看出此时的朱熹对释氏之说的冷漠和贬低。
  民国《同安县志》收入了朱熹所作的一篇题为《鼓铭》的短文，全文只有22个字：“击之镗兮，朝既旸兮，巧趋跄兮。德音将兮，思与子偕响兮。”这篇朱熹所作的最短的文章借助朝阳中鼓声轰鸣的场面，形象地宣告了朱熹与释氏之说的决裂，“思与子偕响”的章句无疑是朱熹决心在人生大舞台上有所作为的誓词。
  逃出释氏之说的朱熹以一种欢快的心情投入世俗的生活。他在《小盈道上偶成》一诗中写道：“今朝行役是登临，极目郊原快赏心。却笑从前嫌俗事，一春牢落闭门深。”
  朱熹的父亲朱松是闽学第二代传人罗从彦的门生，和李侗是同门学友，因此朱熹自小接受儒学的浸润，具备较深厚的儒学根基。从释氏之说的谬误中解脱出来的朱熹彻底地转向儒家的圣贤学说。
  同安任职期间的朱熹，凡有重大活动，都要具文祭告先圣。他为“道学渊深，履行纯固”的苏颂建造祠堂，竣工后“以舍菜之礼，告于先圣先师之神”；同安县举行“乡饮酒”之礼时仪式混乱、违背规制，朱熹痛心疾首，与县学诸生员重行舍菜之礼，并具文“虔告”先圣；县学中有生员行为不端，被剥夺生员资格，朱熹亦具文祭告先圣，并以“能行寡薄，治教不孚”自责。此时的朱熹，已经将孔子“先圣先师”的法则认定为不可不尊的“遗后世法”，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自内心的。他在《县学教思堂作》一诗中写道：“吏局了无事，黉舍终日闲。庭树秋风至，凉气满窗间。高阁当文吏，诸生时往还。纵谈忽忘倦，时观非云悭。咏归同与点，坐忘庶希颜。尘累日以销，何必栖空山。”诗中充满对孔子弟子满庭、谈笑答对的生活方式的羡慕与向往。
  其次是开始思考并初步形成朱子学的基本理论架构。朱熹在《同安县谕学者》一文中说：“古人之学……所以孜孜焉爱日不倦，以致乎死而后已者，果何为而然哉？”他认为，“古人所以为学，则将有欲罢而不能者”。在朱熹看来，这种让古人“欲罢而不能者”的东西就是“理义”。朱熹在同安任职时就领悟到：不管是小学还是大学，“非独教之，必将有以养之也……盖理义以养其心，声音以养其耳，采色以养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养其血脉，以至于左右起居、盘盂几杖有铭有戒，其所以养之之具……至推其本，则理义之所以养其心者故在也。”他认为，通晓“理义养心之术”是学者成为君子的唯一途径，因此“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以悦其心。”朱熹在同安将“理义”归结为儒家教学育人的根本，后来又有“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性只是理”、“天理人欲”、“居敬穷理”等理论上的概括。朱熹被尊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学被称之为理学。而朱熹“理学”的开端，实在是始于同安任职期间关于“理义”的思考。
  朱熹格物致知的思维方法也是在同安开始形成。朱熹自小就有勤学好问、凡是必探明究竟的秉性。五六岁时，父亲告诉他头顶上有天，他随即问道：天为何物？天外又有何物？到同安任主簿兼领学事是朱熹走向社会、步入仕途的第一站，他的勤学好问、凡事必探明究竟的秉性在同安任职期间得到充分的发挥。主簿为一县赋税主管，一般庸官都把具体事务交给下属办理，朱熹却十分认真。他不仅过问赋税总收入，还逐日点对账目；追税必先期出榜告示，缴税缘由、对象、例则（即标准）、期限均一一事先说明；税赋缴纳多寡与县民生产情况息息相关，朱熹便深入民间村舍，了解民情，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所接触到的事物追根究底从而获得真知的过程显然使年轻的朱熹感到心情愉悦。他在《试院即事》一诗中写道：“披衣步前除，悟物怀真心。淡泊方自适，好鸟鸣高林。”在《再至同安寄民舍居》一诗中写道：“晨兴吟诵余，体物随所安。杜门不复出，悠然得真欢。”前诗的“悟物怀真心”和后诗的“体物随所安”说明此时的朱熹已经认识到：感悟事物之时必须正心诚意，不能有先入之见；体验事物时必须顺从事物自身的规律，不能游离于事物之外。这种境界正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基础。
  礼仪是儒学的传统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朱熹关于礼仪的思考，在同安任职期间就相当成熟。他不仅上书朝廷请求编修《周礼》《仪礼》和《礼记》，聘请柯国材在县学中讲授《礼记》并为他撰文鼓吹，而且亲自动手编修《家礼》一书。朱熹在《家礼》中对家庭老幼尊卑之间的名分、人生礼仪的形式作出详尽的规定。他在《家礼序》中写道：“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婚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体，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也就是说，他编修《家礼》的目的是通过强调日常的礼仪形式，达到在家族中提倡遵守名分、爱幼敬老的目的。
  《家礼》最终成书是在宋乾道六年（1170）。但其编写或其部分内容的编写始于朱熹同安任职期间则是有确凿证据的。朱熹任职时期的同安，男女婚嫁没有一定的仪式，所谓“引伴为妻，习以成风”。也就是男女只要住到一起，就算是结婚了。不但违背传统的礼法，而且很容易发生纠纷，甚至引发命案。朱熹禀报上司，根据《政和五礼新仪》，制定并颁布适合民间的婚娶仪式，约束施行。《朱子全集》中收有朱熹在同安撰写的《申严婚礼状》。朱熹规范民间礼俗的做法在同安影响极深，也成为日后朱子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是基本形成朱子学派的传道模式。朱子学之所以发展成为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学派，同朱子学派善于办学讲学有很大关系，而朱子学派的传道模式在樟林会面之后就基本形成。朱熹在同安兼管县学。当时的县学已经被纳入科举的框框条条。朱熹对县学应付科举的弊端看得十分透彻。他在《同安县谕学者》一文中明确指出：“今之世，父所以诏其子，兄所以勉其弟，师所以教其弟子，弟子之所以学，舍科举之业则无为也。”在《谕诸生》一文中，朱熹痛心地指出：“自学绝而道丧，至今千有余年。学校之宫，有教养之名，而无教之养之之实。学者挟策而相与嬉其间，其杰然者乃知以干禄蹈利为事。至于语圣贤之余旨，究学问之本原，则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也就是说，当时的县学，即便是“杰出者”，也只懂得获取利禄，对于“圣贤之余旨”、“学问之本原”则是完全无所用心。朱熹认为，办学的关键在于宗旨。他在《补试榜谕》中“劝谕县之父兄，有爱其弟子之心者，其为求名师良友，使之究义理之指归，而习为孝弟驯谨之行，以诚其身而已。禄爵之不至，名誉之不闻，非所忧也。”为了实践自己的办学主旨，朱熹注意采访，聘请“议论纯正”、“操履坚悫”的学者到县学中任教，还在积善里文圃山中创办文圃书院，以实践自己的办学理念。离开同安之后的朱熹的大部分岁月都用在办学讲学方面，先后创办了南安九日书院、漳州丹霞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崇安武夷精舍等数十家书院，弟子达数千人，形成影响深远的朱子学派：可以说，同安任职期间形成的办学宗旨在朱熹的办学讲学生涯中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朱熹离任时又到孔庙祭拜孔子，并写下43字的《辞先圣文》：“熹袛服厥事，于兹五年，业荒行隳，过咎日积。虽逭厥罚，何慊于心。辞吏告归，愧仰崇仞：谨告。”
  盘点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的作为，堪称深孚民望，因而后世有“紫阳过化”的赞誉。但朱熹对自己并不满意。他在《辞先圣文》中说：自己到同安服务5年，没有什么作为，犯下不少过错：虽然侥幸逃避了惩罚，但内心十分不安。告别之际，面对先圣崇高的形象，惭愧不已。同樟林会面之初意得志满、喜不自禁的个性相比较，一个严于自律、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学者的形象已经呼之欲出。
  明代同安著名学者林希元在重印朱熹任职同安期间所著文集《大同集》的序言中指出：“朱熹——绍兴十八年登进士第，二十二年授同安县主簿，二十三年莅任，时年二十有四，尚在志学之日，然其所为文字已如老成人。其教人无非格言至论，其与诸生辨疑解惑，皆有以发前圣之微旨，足为后学之印证，虽其晚年所就曾不能大有加于旧。”林希元关于朱熹“虽其晚年所就曾不能大有加于旧”的结论似乎有失偏颇，朱熹思想进入成熟期是在中晚年，主要活动地点在闽北武夷山一带：但林希元对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的学术成就的评价应该是十分中肯的，毫无疑问，同安任职期间的朱熹已经从儒释道兼治的杂学青年转变为极富探索性的儒家学者樟林会面就是这一转变的分水岭。
  （作者系厦门方志委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