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对杨、罗、李三先生思想的评议有许多贬词。他批评杨时“张皇佛氏之势”甚至说杨时“似别立一家”（《语类》卷101），这种批判是非常严厉的二朱熹引李侗语说罗从彦的“《春秋》说”不及胡安国（《语类》卷102），认为罗与杨（时）、游（酢）一样，少时先去看庄、列文字，后来虽学河洛之学，“然而此念熟了，不觉时发出来”（《语类》卷101）。朱熹还认为李侗不让读《正蒙》之类的书，“终是短于辩证邪正，盖皆不可无也。无之，即是少博学详说工夫也”（《语类》卷103）。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朱熹这些言论应怎样看待？笔者认为，朱熹对南剑三先生的某些思想是有批评的；他对其理由长及前辈，敢于指出其短，或批评其与自己思想不一致之处，从总结学术思想的角度看，这是很有必要和值得肯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思想不受前人之言的束缚，才能使自己在思考问题时不拘泥于前说而有所前进。
  还应看到，朱熹总是站在维护其师长及前辈的立场上来评价他们的。他对南剑三先生也有许多溢美之词，对他们思想的评价有褒有贬。
  譬如对杨时“晚出”一事虽有微词，但他认为：“惟胡文定之言曰：‘当时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此语最公。”又如对杨时诗文，他认为“才说得有意思，便无收杀”，学生问他“是道理不透否”，他认为“虽然，亦是气质弱，然公平无病”。他说：“龟山天资高，朴实简易。”（《语类》卷101）甚至称颂杨时“功符孟子，德续无声”（《龟山集》卷首《文靖公像赞》）。把杨时与孟子相提并论，可谓至矣。
  朱熹说罗从彦“严毅清苦，殊可畏”（《语类》卷102）。又说：“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学其徒，望门以趋。惟时豫章，传得其宗。一箪一瓢，凛然高风。”（《文靖公像赞》）其言辞流露出对罗从彦传道、为人和治学态度的仰慕。
  朱熹说李侗“真得龟山法门，亦尝议龟山之失”（《语类》卷102）。他还说：“旧见李先生云：‘初向罗先生学《春秋》，觉说得自好。后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说有未安处。’”可见，李侗对杨、罗也是有议论的，这种议论得失之举深深地影响着朱熹。熹直接师从李侗，他的《挽延平李先生》诗云：“河洛传心后，毫厘复易差。淫辞方眩俗，夫子独名家。”“夫子独名家”突出一个“独”字，可见李侗在朱熹心目中是有很高地位的。朱熹对李侗固然有所批评，但他对李侗还是十分敬重和热爱的。李侗去世，朱熹哭道：“歧路方南北，师门数仞高。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斩板今来此，怀经痛所遭。有疑无与析，挥泪首频搔。”（《文集》卷2《挽延平李先生》）哀痛之音溢于言表。
  杨时“道南”，二传李侗而为朱熹师，这一线“道脉”，朱熹是重视的。他对南剑三先生的褒贬，是为了总结、扬弃和继承他们的学术思想，是以维护师道为目的的。由此可见，朱熹对南剑三先生的思想是既有批评又有肯定的，只看到朱熹批评南剑三先生一面已有不妥，而断言杨时“道南”至李侗止、朱熹“直接”继承二程思想的说法更是既不符合史实，也不利于理清朱熹思想演变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