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的父亲朱松师事过杨时的学生延平罗从彦，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据《延平府志》记载：“松公事之余，读书力学，无一息少废”，“口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他与闽中名儒广为交游。朱熹十四岁以前，在福建尤溪和建瓯时的家学，就接受理学思想影响。民间传说，他和其他小孩玩耍时，坐在沙滩上画八卦。他小时候就考虑天外是什么东西，想得几乎成疾。（《尤溪县志》《建瓯县志》）这些都说明他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朱松及其学友言行的熏陶。
  朱熹十四岁丧父，他十四至二十四岁在崇安县五夫里，求学于朱松的好友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三先生之门。刘屏山学《易》得“不远复”为己之三字符，“佩服周旋，罔敢失坠”（《五夫里刘氏宗谱》）。刘白水在蔡京用事、伊洛之学不行之际，求得其书，每深夜“潜抄默诵之”（《宋史·刘勉之传》）。胡籍溪系当时大儒胡安国（武夷）从子，他还和刘白水一起拜曾与程颐游的谯定为师，“一意为学，不为人知……力田卖药，以奉其亲，安国称其有隐君子之操，从游者日众”（《宋史·胡宪传》）。三先生都是理学的崇信者，但正如《宋元学案》所指出的，皆“不能不杂于禅”。三先生相互过从讲学时，朱熹皆侍读左右。“两汉帝王胄，三刘文献家”（朱熹为刘家祠堂所写的对联）的刘氏家族刘子羽、刘子翚兄弟给朱熹提供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和丰富的藏书，使朱熹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学习上“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这段时间，朱熹又与僧、道有一定来往，因而也受到了僧、道思想的影响。青少年时期的朱熹已打下了知识“杂博”的基础。
  朱熹二十四岁到同安任主簿，路过延平，拜见朱松的同门学友李侗，由于知识“杂博”和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严重，所论均为李侗所反对。李侗交代朱熹要读“圣贤”书、遵“圣贤”语言才是道理。三年主簿兼管教育的经历，使他反复回味李侗之言，体会到李侗指点“其不我欺”。他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语类》卷104）朱熹把儒家思想表达为“这边”，把禅、道思想称为“那边”，在两者间做了泾渭分明的区分，并偏向了儒学。同安为官后六年间，直到朱熹三十四岁李侗去世那年止，朱熹拜李侗为师，经常往返于五夫里与剑浦（延平）之间，从李侗处闻“理一分殊”之说，得到理学思想的专门灌输。
  在二十四至三十四岁这一阶段，朱熹思想发生“逃禅归儒”的转变，并注心于对“理一分殊”的探讨，这显然是李侗的开导所致。朱熹对师恩是念念不忘的，他在《祭延平李先生文》中云：“从游十年，诱掖谆至，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理，无幽不穷，相期日深，见励弥切……”在《又祭文》中说：“熹等久依教育，义重恩深，学未传心，言徒在耳……”（《文集》卷87）所以全祖望说：“朱子师有四，而其所推以为得统者称延平。”（《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此言实不为过。
  朱松和李侗，这两个与青少年时代的朱熹关系密切的人物，都是罗从彦的学生，罗从彦求学于二程高弟杨时，因此，二程四传而得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所以，从师承关系上讲，南剑三先生是二程到朱熹的中间环节，二程思想能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与南剑三先生的“道南”一脉相承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朱熹本人也是直言不讳的。探讨朱熹思想的发展过程，如果忽略了家学、青少年时代的师弟子关系，尤其是否认李侗对青年朱熹的影响，是很难把问题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