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二程思想经杨时、罗从彦、李侗，四传而得朱熹。宋儒杨时、罗从彦、李侗，都是闽之延平（今属福建南平市）人。延平在宋朝称南剑州，杨、罗、李被称为“南剑三先生”。朱熹与南剑三先生的关系，学术界议论不一，有的指出朱熹对三先生是不满意的，笔者认为确实如此，但尚需做具体分析。有的断言，二程思想经杨时“道南”，再经罗从彦至李侗止，朱熹直接继承二程思想，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应如何看待朱熹与南剑三先生的关系，下面从几个侧面做点粗浅的探讨。
  一、从朱熹的师承关系说起
  朱熹的父亲朱松师事过杨时的学生延平罗从彦，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据《延平府志》记载：“松公事之余，读书力学，无一息少废”，“口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他与闽中名儒广为交游。朱熹十四岁以前，在福建尤溪和建瓯时的家学，就接受理学思想影响。民间传说，他和其他小孩玩耍时，坐在沙滩上画八卦。他小时候就考虑天外是什么东西，想得几乎成疾。（《尤溪县志》《建瓯县志》）这些都说明他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朱松及其学友言行的熏陶。
  朱熹十四岁丧父，他十四至二十四岁在崇安县五夫里，求学于朱松的好友刘子翚（屏山）、刘勉之（白水）、胡宪（籍溪）三先生之门。刘屏山学《易》得“不远复”为己之三字符，“佩服周旋，罔敢失坠”（《五夫里刘氏宗谱》）。刘白水在蔡京用事、伊洛之学不行之际，求得其书，每深夜“潜抄默诵之”（《宋史·刘勉之传》）。胡籍溪系当时大儒胡安国（武夷）从子，他还和刘白水一起拜曾与程颐游的谯定为师，“一意为学，不为人知……力田卖药，以奉其亲，安国称其有隐君子之操，从游者日众”（《宋史·胡宪传》）。三先生都是理学的崇信者，但正如《宋元学案》所指出的，皆“不能不杂于禅”。三先生相互过从讲学时，朱熹皆侍读左右。“两汉帝王胄，三刘文献家”（朱熹为刘家祠堂所写的对联）的刘氏家族刘子羽、刘子翚兄弟给朱熹提供了较好的生活条件和丰富的藏书，使朱熹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学习上“无所不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这段时间，朱熹又与僧、道有一定来往，因而也受到了僧、道思想的影响。青少年时期的朱熹已打下了知识“杂博”的基础。
  朱熹二十四岁到同安任主簿，路过延平，拜见朱松的同门学友李侗，由于知识“杂博”和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严重，所论均为李侗所反对。李侗交代朱熹要读“圣贤”书、遵“圣贤”语言才是道理。三年主簿兼管教育的经历，使他反复回味李侗之言，体会到李侗指点“其不我欺”。他说：“某少时未有知，亦曾学禅，只李先生极言不是，后来考究，却是这边味长。才这边长得一寸，那边便缩了一寸。”（《语类》卷104）朱熹把儒家思想表达为“这边”，把禅、道思想称为“那边”，在两者间做了泾渭分明的区分，并偏向了儒学。同安为官后六年间，直到朱熹三十四岁李侗去世那年止，朱熹拜李侗为师，经常往返于五夫里与剑浦（延平）之间，从李侗处闻“理一分殊”之说，得到理学思想的专门灌输。
  在二十四至三十四岁这一阶段，朱熹思想发生“逃禅归儒”的转变，并注心于对“理一分殊”的探讨，这显然是李侗的开导所致。朱熹对师恩是念念不忘的，他在《祭延平李先生文》中云：“从游十年，诱掖谆至，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理，无幽不穷，相期日深，见励弥切……”在《又祭文》中说：“熹等久依教育，义重恩深，学未传心，言徒在耳……”（《文集》卷87）所以全祖望说：“朱子师有四，而其所推以为得统者称延平。”（《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此言实不为过。
  朱松和李侗，这两个与青少年时代的朱熹关系密切的人物，都是罗从彦的学生，罗从彦求学于二程高弟杨时，因此，二程四传而得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所以，从师承关系上讲，南剑三先生是二程到朱熹的中间环节，二程思想能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与南剑三先生的“道南”一脉相承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朱熹本人也是直言不讳的。探讨朱熹思想的发展过程，如果忽略了家学、青少年时代的师弟子关系，尤其是否认李侗对青年朱熹的影响，是很难把问题说清楚的。
  二、朱熹对南剑三先生的褒贬
  朱熹对杨、罗、李三先生思想的评议有许多贬词。他批评杨时“张皇佛氏之势”甚至说杨时“似别立一家”（《语类》卷101），这种批判是非常严厉的二朱熹引李侗语说罗从彦的“《春秋》说”不及胡安国（《语类》卷102），认为罗与杨（时）、游（酢）一样，少时先去看庄、列文字，后来虽学河洛之学，“然而此念熟了，不觉时发出来”（《语类》卷101）。朱熹还认为李侗不让读《正蒙》之类的书，“终是短于辩证邪正，盖皆不可无也。无之，即是少博学详说工夫也”（《语类》卷103）。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朱熹这些言论应怎样看待？笔者认为，朱熹对南剑三先生的某些思想是有批评的；他对其理由长及前辈，敢于指出其短，或批评其与自己思想不一致之处，从总结学术思想的角度看，这是很有必要和值得肯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思想不受前人之言的束缚，才能使自己在思考问题时不拘泥于前说而有所前进。
  还应看到，朱熹总是站在维护其师长及前辈的立场上来评价他们的。他对南剑三先生也有许多溢美之词，对他们思想的评价有褒有贬。
  譬如对杨时“晚出”一事虽有微词，但他认为：“惟胡文定之言曰：‘当时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此语最公。”又如对杨时诗文，他认为“才说得有意思，便无收杀”，学生问他“是道理不透否”，他认为“虽然，亦是气质弱，然公平无病”。他说：“龟山天资高，朴实简易。”（《语类》卷101）甚至称颂杨时“功符孟子，德续无声”（《龟山集》卷首《文靖公像赞》）。把杨时与孟子相提并论，可谓至矣。
  朱熹说罗从彦“严毅清苦，殊可畏”（《语类》卷102）。又说：“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学其徒，望门以趋。惟时豫章，传得其宗。一箪一瓢，凛然高风。”（《文靖公像赞》）其言辞流露出对罗从彦传道、为人和治学态度的仰慕。
  朱熹说李侗“真得龟山法门，亦尝议龟山之失”（《语类》卷102）。他还说：“旧见李先生云：‘初向罗先生学《春秋》，觉说得自好。后看胡文定《春秋》，方知其说有未安处。’”可见，李侗对杨、罗也是有议论的，这种议论得失之举深深地影响着朱熹。熹直接师从李侗，他的《挽延平李先生》诗云：“河洛传心后，毫厘复易差。淫辞方眩俗，夫子独名家。”“夫子独名家”突出一个“独”字，可见李侗在朱熹心目中是有很高地位的。朱熹对李侗固然有所批评，但他对李侗还是十分敬重和热爱的。李侗去世，朱熹哭道：“歧路方南北，师门数仞高。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斩板今来此，怀经痛所遭。有疑无与析，挥泪首频搔。”（《文集》卷2《挽延平李先生》）哀痛之音溢于言表。
  杨时“道南”，二传李侗而为朱熹师，这一线“道脉”，朱熹是重视的。他对南剑三先生的褒贬，是为了总结、扬弃和继承他们的学术思想，是以维护师道为目的的。由此可见，朱熹对南剑三先生的思想是既有批评又有肯定的，只看到朱熹批评南剑三先生一面已有不妥，而断言杨时“道南”至李侗止、朱熹“直接”继承二程思想的说法更是既不符合史实，也不利于理清朱熹思想演变的脉络。
  三、从杨罗李的思想看朱熹的继承
  南剑三先生的学术思想和他们对理学的传播，应从多方面、多层次进行分析，这应该由专论去完成。本文只选择几个问题说明他们与朱熹的关系。
  杨时用“天理”来说明世界的基本出发点。他说：“天下只是一理”（《龟山集》卷13）；“天理之常，匪往匪来兮，虽寿天兮何伤”（《龟山集》卷28）。他不但讲理气关系，而且对气具有动静、屈伸、阖辟、往来的特点和作用做了发挥，并且用“气”解释天地、人物的产生；认为“天地即轻清、重浊之气的升降”所形成的，“轻清者上为天，重浊者下为地”。（《龟山集》卷13）他说：“通天下一气耳，合而生，尽而死，凡有心知血气之类，无物不然也。”（《龟山集》卷24）杨时用二气解释天地万物的产生，活灵活现，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是毫不放松的，他说：“（气）有阖有辟，变由是生，其变无常，非易而何？”“通阖辟于一息兮，尸者其谁？盖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龟山集》卷13）据载，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朱熹十分赞赏地说：“此说极好，只是一阴阳，做出许般性。”（《宋元学案·龟山学案》）在理学关系上，杨时不仅吸收了二程的观点，而且受到张载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其哲学思想的其他方面，诸如格物致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等方面，杨时思想都有折中二程、兼收他家思想的表现。难怪杨时刚死，就得到“网罗百家，驰骋千古”（绍兴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宋高宗皇帝赠杨时左大中大夫诰，翰林学士直史馆范冲行词）的美誉。杨时的这种“网罗百家”的学风为朱熹所继承，朱熹自称“会众说而折其中”（《中庸章句序》）。后人称二程朱熹学说为朱学派、程朱理学；认为朱熹思想“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是孔子之后又一个集大成者，以二程思想为主流，并吸收和融汇其他学派的思想，是闽学的一大特点，就这个特点看，杨时实导闽学之前路。
  “所造亦只是在善人有恒之间”（《宋元学案·豫章学案》）的罗从彦，在其《圣宋遵尧录》《杂著》《议论要语》等著作中，贯穿了立“正学”、摒“邪说”的道统论思想。罗从彦很赞同杨时所说的“学者先明‘五经’，然后学《春秋》，则其用利矣”，因为“五经论其理，《春秋》见之行事。《春秋》，圣人之用也”。罗从彦言必称孔孟，并认为“知《大学》之渊源，异端之学无所入于其心”，“《中庸》之书……此圣学之渊源，六经之奥旨”。（《罗豫章集》卷12）立五经、四书为经典，是两宋理学“道统论”的重要表现。这个由二程开其端，杨时继续发挥，罗从彦身体力行的事业，是由朱熹来完成的。朱熹力主“道统论”，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语类》卷93）朱熹完成《四书集注》、组织五经诠释，可谓捍卫道统不遗余力。从这方面看，罗从彦和朱熹的继承关系也是十分清楚的。
  李侗对朱熹耐心诱导，向他灌输“理一分殊”说，这从朱熹记叙的《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一书来看是一目了然的。程颐答杨时时提出的“理一分殊”说，杨时心领神会，“释然无疑”，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龟山集》卷20）李侗在引导朱熹理解“理一分殊”说时，认为应该“在知字上用著力”，并指出：“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要见一视同仁气象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在李侗指引下，朱熹侃侃而谈，大段议论。李侗在关键处精心“提破”。在李侗看来，天地万物“有有血气者，有无血气者”，本乎一源，“更应在此体究”。他指示朱熹对“理一”“须从本体已发未发时看，合内外看为可”。朱熹对“分殊”的推演，李侗批曰：“推测此一段甚密，为得之加以涵养，何尝不见道也。某心甚慰。”朱熹从学于李侗，李侗给罗博文的信中说：“渠初从谦开善（僧人一笔者注）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今既论难，见儒者路脉，极能指其差误处。”李侗称赞朱熹“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论难体认至切，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益深矣”。（《延平答问》）李侗对朱熹的启迪和诱导，对朱熹接受、继承和发展二程的思想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综上所述，从二程“洛学”到朱熹“闽学”，经历了几代人。杨时，“道南”为理学在福建播下种子，历经“最无气焰”（《宋元学案·豫章学案》）的罗从彦和“不著书、不作文”（《李延平集》卷3）的李侗，最终出现理学的完整体系“朱子之学”即“闽学”。这是理学长期酝酿直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杨时的思想“似别立一家”（《语类》卷101），但却是很关键的中间环节，从这里可以吸收经验教训、酝酿新的突破。罗从彦、李侗虽学术成就不大，但传道有功。失掉杨、罗、李三先生这个中间环节，朱熹要从“杂博”的学识中、要从佛道思想中摆脱出来，必将经历不同的路程。总之杨时“道南”导致朱熹“闽学”——理学体系的完成，南剑三先生实开闽学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