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延平先生一生屏居山田，归隐山野，结茅水竹，谢绝世故，终身不仕，“颓然如一田夫野老”，但他始终胸怀入世情结、治世之心。
  1、忧时论事。朱熹《李先生行状》云：“蚤岁闻道，即弃场屋，超然远隐，若无意于当世。然忧时论事，感激动人。”晚年，更热心政治，主张“治道在于修己”，曰：“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本末备具，可举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即位后，朱熹在上封言事前，特地征求李侗意见。延平先生极力赞成朱熹反对和议，鼓励朱熹上书进言、矫正时弊，云：“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见前。此赦文中有和议处一条，又有事迫许便宜从事之语，盖皆持两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断然不可和。”又措辞严厉地说：“某人之去传者，以为缘众士人于通衢骂辱之，责以讲和误国之罪，时事遂激而一变。或以为逐此人诚快舆论，然骂辱之者亦无行遣，恐使人失上下之分。：某窃以为不然。今日之事，只为不曾于原本处理会，末流虽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义。举此不知其他，即弘上下之道而气正矣。遐方所以盛者，只为三纲五常之道衰也。”他还提出两个治用具体措施：一是振三纲、明义利。“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意即三纲、义利不能在当时社会上形成“上下之气”，朝廷对此要加以重视，使内外一体也。二是提出“三本”。根据当时“上下之气间隔”、“义利不分衍生”等种种社会弊端，延平先生提出天下有三本：即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三者缺一不立。如此看来，李侗的经世致用、治国安邦思想，乃是通过“内圣外王”来实现的，最终实现儒家所提倡的社会大同之目的。
  2、造就朱熹。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据说，普法战争之后，西方铁血首相俾斯麦曾指着学生们说：“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诚如杨昌济先生“欲栽大木拄长天”培养了毛泽东一样，延平先生以其学识教授门徒，而培养造就了朱熹，这是他一生得意处，也是他万世之功所在。《宋元学案》作者之一全祖望云：“朱子师有四，而其所推以为得统者称延平。”朱熹早年出入于释老之间，“初师屏山、籍溪，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自受学于延平，朱熹才渐知释学之非而归儒：“熹初为学，全无见成规模，这边也去理会寻讨，那边也去理会寻讨，后来见李先生，较说得有下落，更缜密。”钱穆以为：“盖朱子之所获于延平者有三大纲。一曰须于日用人生上融会。一曰须看古圣经议。又一曰理一分殊，所难不在理一处，乃在分殊处。朱子循此三番教言，自加寻究，而不自限于默坐澄心之一项工夫上，则诚可谓妙得师门之传矣。”如李侗“理一分殊”思想，不但为朱熹所接受，而且为朱熹作了更为广泛、更加深入、更显精致的阐发。李侗发挥周敦颐、二程本体论思想，把太极和理联系起来，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说：“‘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又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衮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李侗又借助于“气”来断论：“阴阳之精散而万物得之。凡丽于天，附于地，列于天地之两问；聚有类，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莫不系于阴阳。”这些观点，后来都为朱熹所衍发，如《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曰：“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晚年，朱熹又作进一步阐发：“理未曾离乎气”、“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气之形成，理亦赋焉。”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李侗教育了朱熹，滋养了朱熹，成就了朱熹。由是，朱熹对李侗的教诲，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隆兴二年（1164）正月，朱熹到南平哭奠李侗，亲手写下了延平先生的祭文和行状。同年8月，又亲往南平参加李侗葬礼，并写下了《挽延平李先生》三首诗，以赞扬李侗学术思想纯正、安贫乐道、读书讲学，其中之三写道：“歧路方南北，师门数仞高。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斩板今来此，浑泪首频搔。”对延平先生的教诲指引之恩，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3、传承理学：清代学者张伯行云：“先生不著书，又不喜欢作文。然读朱子所编答问，解经精当，析理毫芒。至示学者入道之方，又循循有序：理一分殊，彻始彻终。惟先生以是为学，即以是教人，故紫阳渊源有自，得以大广其传，圣学光昌。而道南一脉，衍洛闽之绪于无穷，皆先生贻之也。”诚然，李侗传承儒学、理学和闽学之功，是世人皆知、功不可没、辉耀千古的。
  总之，延平先生主“静”治学之道，“静”中存养、格物、致知之功，在当今学人治学中，乃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