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南剑三先生、闽学四贤之一，世称延平先生李侗，因培养、造就了万代宗师、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而名垂后世、令人景仰。本文就其治学之道，作一管窥蠡测，以期借鉴于当代教育与今人治学。
  一、人师风范
  儒、道、释为中华文化主要载体，对古今海内外华人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学脉渊源。李侗上承罗从彦、杨时、二程和周敦颐，理学道统相继、学脉相承，自是明了。但儒学的道统传承，则复杂的多，说法也不尽一致。孟子以为孔子学说，承接了尧、舜、禹、汤、周文王等先代圣王，并自命自己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正统。唐代韩愈作《原道》，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道统论，也称自己继承了真正的孔孟之道，是儒学正宗。辛冠洁在《洛学源流·序》中以为：“《韩非子》书即已指出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程颐在为程颢作《墓表》中谈到道统时认为，孟子之后，儒家道统失传，直到程颢才接过道统。朱熹则认为儒家道统是周敦颐和程氏兄弟上接孟子的，而自己又继承了周敦颐和程氏兄弟的儒家道统。朱熹之后，明清、民国诸人中，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太炎、梁漱溟等，又对儒学进行了传承与沿续。
  2、上古遗风。黄帝曰：“夫知者不言，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可能因此之遗风，而作为儒家经典《伦语》，则为孔子弟子记录孔子言论而成；佛家3000部大乘佛法、2000部小乘经典，也是佛祖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们，记录佛祖释迦牟尼为人开悟言语或感悟心得之集萃。道家“天道心法”不曾见诸文字，据《史记》记载，老子《道德经》也是因函谷关令尹喜强请而留下之物，“尹喜上前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李侗承续上古遗风，不著书、不作文，仅存弟子朱熹所编《延平答问》，以及其后人编撰的《延平先生文集》4卷，收录于《正谊堂全书》（事见《晦庵集》卷97《延平先生李公行状》、《文定集》卷二二《延平先生墓志铭》，清毛念恃《延平先生年谱》，《宋史》卷四二八）。
  3、圣明之举。上古圣贤，述而不作，个中缘由不得详知，却耐人寻味、大有深意。首先，真理不可穷尽。宇宙真相不可寻，人生真谛不可知，真理探究不可尽，得鱼而忘筌，挂一而漏万。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天道》云：“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鲁莽到把自己用理性思考过的东西，用语言表述出来，尤其不会用固定不变的形式来表述，而那正是文字的情形。”范曾先生在《大木葱茏·一词圣典：至善》中认为：“中国人深知宇宙是一个无可穷其奥妙的存在，所以两千三百年前庄子鉴于以有限的生命去追逐无限的知识的危险性，提出‘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命题。而老子则更以为‘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于是，上古圣贤、先师始祖，谦逊之余，明事理、洞是非，参透万物，释怀千古，不著书、不撰文，而留待后人去阐释、去深化、去发挥，去做所谓的立功、立言、立德。此乃聪明、明智之举，充分体现出上古圣贤、始祖先师的大智慧、大开悟与大气派。其次，语言尚不丰富：上古时期，因人类语言还不丰富，文字发展尚未成熟，其记事、表意功能等还不强。因此，多述而不作，而代代口口相传。第三，书写工具昂贵。人类早期文明时代，结绳而记事，即使到了夏、商、周人类文明时期，也因竹简、贝叶、笔墨、纸砚等工具，极其珍贵且稀少，除国家记史、外交文书外，一般人则少以使用。此外，诸如孔子“克己复礼”，唐宋之人喜注经、少拓展，古代文体尚不发达，以及如延平先生“性拙朴、好静坐”等习惯，也都是先师们“述而不作”原因之所在。
  二、治学心路
  李侗承续罗从彦、杨时主静治学之道，始终把“静”作为一生学问修养之功夫，在“静”中格物致知、体认天理，故朱熹《延平先生行状》记先生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
  1、静默澄心。许慎《说文》曰：“静，审也。从青，争声。”徐锴注：“丹青明审也：”王筠道：“采色祥审得其宜，谓之静。”可见，“静”之最初含义乃“明审”之意，其它义项如安静、宁静、无声之静、贞正之静、洁净之静等，皆由此引伸而来。首先，澄心净气。澄心，语出《文子·上义》“老子曰：‘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始终。’”陆机《文赋》云：“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大学》曰：“知止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由此可见，儒家之“静”，乃内向修身明审之“静”，其澄心定意的目的，为的是存养、格物、致知，倘若没有冥心虚静，其格物、致知则无法精微深入，也就难以发见智慧之端倪。因此，李侗告诉朱熹说：“盖心下热闹，如何看得道理出，须是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净矣。”无独有偶，现代大学制度诞生之标志、1810年德国柏林大学组建者、时任德国内政部宗教和教育司的洪堡，在提出的大学“五原则”中，也要求“国家应为大学的自由与宁静创造保障条件，而不是让大学直接服从于国家的短暂眼前需要。”梁启超先生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以为：“静穆之风，一则以成冷静之头脑，一则以养发皇之精神。”诚然，当一个人排除世俗杂念缠绕，抛弃一切教化，那么，其心灵就会纯静，就能敞开胸怀、拥抱自然，与天地共游，与宇宙同在，并从中去领悟自然之美，体味宇宙奥秘。其次，虚静中和。《礼记·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王安石解释说：“性者，有生之大本。”性即理，“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既然“静”是“天之性”，而“性”为生之“本”，那么“一心定而王天下”矣。于是，蔡沈在《书经集传序》中云：“然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舆治，固可得而言矣。”诚如以上所言，人之“心性”如此重要，那么，则应认真“存养”，认真体察入微，即如蔡沈《书经集传序》所云：“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始终做到执中而皆中节。因此，《中庸》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据朱熹说，“静默澄心”致“中和”之后的延平先生，一改了往日豪迈、喜饮酒性格，转而变成一位深沉蕴藉、超凡脱俗的学者，甚至连走路都委蛇慢步、随顺顺应、雍容自得，一幅憨态可掬貌。第三，宁静致远。
  真如本体是终极的实在，是宇宙间完美、圆满、完整的本源存在，它孕育着世间万有、无穷形相，渊源了时空沧溟，无尽沧桑，统摄着大千所有，无限生机，是未加变动的绝对、真实，生命的永恒相，是整个宇宙的本身。静，能扩大人类的思维空间，在宁静中人们的思维，才不会受到任何阻遏，心灵的世界由此可以极尽所能地向广阔无垠的自然宇宙作无穷无尽的扩展和延伸。
  当人们拥有“静”的时候，也就拥有了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
  2、静坐默识。心的功能，本来就是用于思考、思维的。因此，罗从彦教育李侗说：“学道以思为主。孟子曰：‘心之官则思。’《书》曰：‘思作睿，睿作圣。’‘惟狂克念作圣。’”但“思”之内容、方式、层次、环境和主体等不同，其结果各不一样：因此，《老子》曰“静为躁君”，意即“静”理当君临烦躁不安的世界。“思”之纷繁复杂，要求人们要以“静”养心，在“静”中去格物、致知，于“静”中作反复默识、体察入微、细加辨别，并努力做到有所发现、有所收获、有所拓展。只有这样，才能积累广博学识，证得深刻感悟，获得圆满智慧。
  3、静心体究。李侗提出“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静观体究之为学功夫。这是延平先生要求学子们，要就某一点上认知或所得智慧，去作反复推衍、深化，由表及里、去伪存真，以获得真正的真知灼见，确不可粗心大意、一知半解、浅尝辄止。朱熹《延平答问》记先生云：“颜子气象与子夏不同，先玩味二人气象于胸中，然后体会夫子之言，亦足以发与起予者商也之语气象如何，颜子深潜纯粹，于圣人体段已具，故闻夫子之言即默识心融，触处洞然，自有条理，故终日言但见其不违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则于语默日用动容之间，皆足以发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无疑也。”换言之，就是对每个认知对象、一己之得，都要做到在“静”中反复体验、品味、深究与细察，从而，获得独到而又深刻的感悟与智慧。后来，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云：“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对其作了深化与概括，使之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治学方法。
  4、反复涵泳。程颐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延平先生云：“孟子有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见涵养用力处也。于涵养处着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须是认圣人所说，于言外求意乃通。”知识可学，智慧却不能学，上等智慧，乃在天赋，非人力可为。要想获得上等智慧，只能靠不断的涵泳与妙悟。所谓“涵泳”，就是对某一知识点作反复的体认与衍发，以达到融会贯通、豁然开朗之效。所谓“妙悟”，就是对“般若”真理的证悟与冥符，从中透视事物一切、直达事物本质。古人常以“学富五车”来形容有学问的人，其实如果认真算来，一车也就三、五百卷竹简，一卷只不过几百到几千不等字数。因此，所谓的“学富五车”，最多也就读了250多万字，这与现代人阅读量比起来，确不可同日而语。但古人讲精读、讲涵养，并能做到学以致用，这又是当代人所远远不及、自愧不如的。从这里，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感知与认识，学问做到一定程度，更要把所学的知识，加以不断的“涵养”、“圆融”与“妙悟”。这样，才能真正得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真学问、活知识和上等智慧来。
  5、融释洒落。“融释”指对事物对象的透彻理解，它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循序渐进的辩证思维过程和方法论。延平先生曰：“凡遇一事，即当是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渐进，而别穷一事。”又云：“今学者之病，所患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洒落”是延平先生“内圣”功夫的又一表现，其基本特征是道德纯备、遇事持中、道理一贯、潇洒磊落、通达晓畅、超然远引。“融释洒落”还是延平先生对点上知识的一个把握方法而已，它类似于现代人所说的“灵感”，即如当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而成就了佛的智慧一样，我们不必过于将之神秘化。正如付雪松在《时间美学导论》中所描述的：审美是一种完全个体化体验的当下“自性自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也许当我们忘记一切逻辑的、理论的和规律的认识时，审美的感悟即会在某个时刻嘎然而至。这在《朱熹集注》中也有类似的阐发：“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6、久久用力。延平先生云：“玩味久必自有会心处，卒看不得也。”那么，如何才能做到久久用力？笔者以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力与用力之法，不同层面的求知内容与对象，其用力方式也都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凡此种种，都要做到因人、因环境、因修习方式等不同，而采取与之相对应的用力方式，如司空图在《诗品·委曲》中所形容的：“力之于时，声之于羌。水理漩洑，鹏风翱翔。道不自器，与之方圆。”切不可蛮力而为、一味川死劲，否则，将事倍功半。一是学力。荀子《劝学》篇云：“积上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古语云：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图垂成之功者，如挽上滩之舟，莫少停一棹；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确，一般人的知识获得，得力于勤学苦练，如乾嘉学派、京派学人等，大多都是这样。二是识力。即认知力、分析判断力、逻辑思维能力等，这些能力的取得，不但要勤奋，更需有天赋：对此，早在20世纪初，北京大学创始人蔡元培先生，就要求把大学视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主张并实践了“兼容并畜”的办学方式。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直接表明：“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事实也正如此，人类的一切学问，都是以“人”为中心，而互相联系、相互圆融、相互渗透的。一个人倘若要真正做到博学而多闻、条分而缜密，则平时就要注重文理渗透，注重纵横比较，注重分析归纳，注重反复涵养。这样，才能如黑格尔、康德、马克思、恩格斯等，做到思维缜密、系统科学、创新发展。三是才力。如曹植、李白、苏轼、唐伯虎、徐渭等。他们灵心独运，文思泉涌，知识广博，智慧超群，才气过人，多门精通，非常人可达，非苦学而成，主要依天赋，还须凭勤学。四是悟力。诸葛亮《诫子书》云：“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静里“空、无”，便入禅；静中涵养，得智慧。体察万物精微，妙悟天机人心，此乃神识，可遇不可求，只有象伏羲氏、周文王、孔子、老庄、释迦牟尼佛等这样万古圣贤，才能领悟神识之妙境，获得万古之感悟，并构建宏大思想之体系：不过，人类作为万物灵长，一旦文明曙光降临，也能辉耀思想光芒，照亮一片历史天空。如上古时期的人们，虽然思维尚不发达，乏逻辑思维，更不具系统科学思维，但人类早期的直觉思维，已能直接感悟诸如一年有四季、人有生老病死等自然、社会规律，并能简单加以日常运用。所以，范曾先生在《大木葱茏·毋忘众芳之所在》中说：“人文未开之时，那时没有美学家，只有富于感觉的人。其实对美的判断，那时是不会因人而异的，因为这种判断来源于大造赋予，不只与生俱来，而且与大造的规律谙合。”五是魄力。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毛泽东等，他们雄才大略、胆识非凡、雄视古今、经天纬地，不但有学识，更有胆识，不但是通才，更是实践家。他们开先河、拓新路，知行合一，开天辟地，五百年出一人，上天之神人也。当然，身心健康，是一切基础，没有身心上的健康，就没有心力的依托，也就“梦幻泡影”没有一切。
  三、经世致用
  延平先生一生屏居山田，归隐山野，结茅水竹，谢绝世故，终身不仕，“颓然如一田夫野老”，但他始终胸怀入世情结、治世之心。
  1、忧时论事。朱熹《李先生行状》云：“蚤岁闻道，即弃场屋，超然远隐，若无意于当世。然忧时论事，感激动人。”晚年，更热心政治，主张“治道在于修己”，曰：“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本末备具，可举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即位后，朱熹在上封言事前，特地征求李侗意见。延平先生极力赞成朱熹反对和议，鼓励朱熹上书进言、矫正时弊，云：“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见前。此赦文中有和议处一条，又有事迫许便宜从事之语，盖皆持两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断然不可和。”又措辞严厉地说：“某人之去传者，以为缘众士人于通衢骂辱之，责以讲和误国之罪，时事遂激而一变。或以为逐此人诚快舆论，然骂辱之者亦无行遣，恐使人失上下之分。：某窃以为不然。今日之事，只为不曾于原本处理会，末流虽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义。举此不知其他，即弘上下之道而气正矣。遐方所以盛者，只为三纲五常之道衰也。”他还提出两个治用具体措施：一是振三纲、明义利。“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意即三纲、义利不能在当时社会上形成“上下之气”，朝廷对此要加以重视，使内外一体也。二是提出“三本”。根据当时“上下之气间隔”、“义利不分衍生”等种种社会弊端，延平先生提出天下有三本：即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三者缺一不立。如此看来，李侗的经世致用、治国安邦思想，乃是通过“内圣外王”来实现的，最终实现儒家所提倡的社会大同之目的。
  2、造就朱熹。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据说，普法战争之后，西方铁血首相俾斯麦曾指着学生们说：“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诚如杨昌济先生“欲栽大木拄长天”培养了毛泽东一样，延平先生以其学识教授门徒，而培养造就了朱熹，这是他一生得意处，也是他万世之功所在。《宋元学案》作者之一全祖望云：“朱子师有四，而其所推以为得统者称延平。”朱熹早年出入于释老之间，“初师屏山、籍溪，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自受学于延平，朱熹才渐知释学之非而归儒：“熹初为学，全无见成规模，这边也去理会寻讨，那边也去理会寻讨，后来见李先生，较说得有下落，更缜密。”钱穆以为：“盖朱子之所获于延平者有三大纲。一曰须于日用人生上融会。一曰须看古圣经议。又一曰理一分殊，所难不在理一处，乃在分殊处。朱子循此三番教言，自加寻究，而不自限于默坐澄心之一项工夫上，则诚可谓妙得师门之传矣。”如李侗“理一分殊”思想，不但为朱熹所接受，而且为朱熹作了更为广泛、更加深入、更显精致的阐发。李侗发挥周敦颐、二程本体论思想，把太极和理联系起来，他在给朱熹的信中说：“‘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又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衮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李侗又借助于“气”来断论：“阴阳之精散而万物得之。凡丽于天，附于地，列于天地之两问；聚有类，分有群，生者，形者，色者，莫不系于阴阳。”这些观点，后来都为朱熹所衍发，如《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曰：“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的道理。”晚年，朱熹又作进一步阐发：“理未曾离乎气”、“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气之形成，理亦赋焉。”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李侗教育了朱熹，滋养了朱熹，成就了朱熹。由是，朱熹对李侗的教诲，始终充满着感激之情。隆兴二年（1164）正月，朱熹到南平哭奠李侗，亲手写下了延平先生的祭文和行状。同年8月，又亲往南平参加李侗葬礼，并写下了《挽延平李先生》三首诗，以赞扬李侗学术思想纯正、安贫乐道、读书讲学，其中之三写道：“歧路方南北，师门数仞高。一言资善诱，十载笑徒劳。斩板今来此，浑泪首频搔。”对延平先生的教诲指引之恩，溢于言表、感人至深。
  3、传承理学：清代学者张伯行云：“先生不著书，又不喜欢作文。然读朱子所编答问，解经精当，析理毫芒。至示学者入道之方，又循循有序：理一分殊，彻始彻终。惟先生以是为学，即以是教人，故紫阳渊源有自，得以大广其传，圣学光昌。而道南一脉，衍洛闽之绪于无穷，皆先生贻之也。”诚然，李侗传承儒学、理学和闽学之功，是世人皆知、功不可没、辉耀千古的。
  总之，延平先生主“静”治学之道，“静”中存养、格物、致知之功，在当今学人治学中，乃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系三明市文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1］朱熹《延平答问》及其《附录》、《行状》 ［2］印度·奥修著《老子心解》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版 ［3］范曾著《大木葱茏》东方出版社2013年10月版 ［4］徐远和著《洛学源流》齐鲁书社1987年9月版 ［5］梁启超、蔡元培等著《大学的精神》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8月版 ［6］傅雪松著《时间美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版 ［7］李国柱、方彦寿编《李侗文化研究》南平市李侗文化研究会、延平区政协文史委2011年11月版 ［8］《纪念李侗诞辰920周年暨＜延平答问＞学术研讨会论文化集》福建省闽学研究会、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政府、中国宋明理学研究中心、武夷文化研究院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