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我对延平人津津乐道的李侗并不十分熟悉，2007年底，《龙驿延平》组稿人要我写一篇朱熹在延平拜师的文章，“赶鸭子上架”写了一篇《朱熹拜师归儒》。题目很老调，只是变换了一些写法，孤芳自赏之后，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不想，南平市李侗文化研究会会长李国柱看到这篇文章，追溯作者，并于2010年10月第三届朱子文化节在武夷山见了面。
  在武夷山的几天，李国柱会长与我和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的方彦寿研究员如同故交，形影不离。回来后，李会长有事没事往我办公室跑，大谈他的李侗文化，并多次邀约我和方彦寿老师到夏道镇徐洋村参观李侗纪念馆（李延平祠），一步步把我拉下“水”。2011年6、7月，李会长告知想再出一本李侗文化研究文集，因在李侗纪念馆见到“静中气象”、“冰壶秋月”等匾额，虽然知道是对李侗人格精神的褒扬，但解读不是很全面。经过一个多月查阅资料，写了一篇不三不四的《李侗“静中气象”与为学功夫》，承蒙方彦寿老师抬爱刊于2011年第四期《朱子文化》。不过，由于此次心力，也让我“初识”了李侗。
  一
  “静中气象”是康熙帝对李侗道德文章楷模性的表彰。李侗一生四十多年“结茅水竹间”，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与朱熹结为师生关系之前，应该多生活在樟岚乡这片山水间。
  李侗的人生之“静”有过一次重要的转折。李侗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不说家境富有，至少也是家道殷实。因此，24岁之前的李侗，性格颇有些颠狂不羁，“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青少年李侗多少给人以纨绔子弟之嫌，很难让人与“田夫野老”相联系，但或许正是他的马蹄所至，得到了比别人更多的消息。
  樟岚乡地处剑津南岸，距南剑郡城约二十里。早在李侗出生21年前，与之毗邻的罗源里（相距仅十余里）就有“程氏正宗”之誉的杨时的弟子罗从彦在此创建豫章书院。志载，南城东（应为“南城南”）罗源里，有“豫章先生书院”。书院右侧有一眼清泉，名曰：“香泉，一名白水……其味甘香故名。”而罗氏族人提供的资料却说，罗从彦在罗源里的书院为“南斋书院”。24岁那年，李侗听说同郡人罗从彦筑室山中“静交圣贤，杜门静业”，与之结识，并拜其为师“（罗从彦）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罗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李侗从罗从彦学，“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
  南剑城南在剑水之滨，在大千世界中这方山水不算大，但也是一幅生机景象。这里有逶迤的群山，曲折的湖水，层叠的田畴，蓊密的茂林，啾鸣的鸟语，欢快的蛙唱……樟岚乡也是一方胜景。但面对同样的万物，不同的人感悟有所不同，平常人见此方山水，不过是满足观赏，而理学家却能在钟情自然山水中体万物之性和物生之妙。“性者万物之一源”，“凡物莫不有是性”，而性即理。在理学家眼里天地本原之性与万物之性的同一根源，不是一般人所能体悟的，只有道德崇高的人才懂得万物与我同一性的道理。理学家要寻求的是终万物、始万物之理，即视自身与万物同为一体，也就是说，以“吾心之理”体悟“万物之理”。受教于罗从彦的李侗改变了性心，从年轻时喜饮酒、夜马驰数里而归的豪勇转变成静养修身的性格。
  “理一分殊”是道南学派关注的核心命题，但李侗对此有独到的解见，他认为“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在他看来，人要明理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分殊之用中贯彻理一或天理。事实也是如此，一些人表面道貌岸然，实则鼠首两端、表里不一，更有口言仁、义、礼、智、信而行鸡鸣狗盗者。因此，李侗在“默坐澄心，认体天理”的同时，出道之后多是在乡野生活日用中实践分殊之用。李侗继承前辈理学家静坐修身的方法，并提出日行夜思体验天理的观点，他说：“道理须是日中理会，夜里却去静处坐地思量，方始有得”。史料没有大肆喧嚷李侗如何在实践中贯彻理一，但从他所生活的樟岚乡可见当时的文明生态。史载，李侗“事亲诚孝，左右无违。仲兄性刚多忤，先生事之致诚尽敬，更得其欢心焉。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与族姻旧故恩意笃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处之有道，量入为出，宾祭谨饬，租赋必为邻里先。亲戚或贫不能婚嫁，为之经理，节衣食以赈助之。与乡人处，食饮言笑，终日油油然也。年长者事尽礼，少者、贱者接之各尽其道。以故，乡人爱敬，暴悍化服”。“其接后学答问，穷昼夜不倦，随人浅深，诱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圣贤之域”。出悌入孝、明理诚信、左右无违，在这方山水间，李侗努力实践伊川所说“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体用之学，所以“乡曲子以善人称之”。
  李侗没有自诩是一方神圣，相反他与乡人处，总是自谦自己“愚鄙”、“不量资质之陋”，即便从罗从彦学，也自称是“服役于门下”。但一样米养百样人，事有是非、曲直，人有善人、贤人，也不乏恶人、小人，拨弄事非的好事者怀嫉妒之心，早在李侗师从罗从彦时，就有人对其出言不逊。“罗公（从彦）清介绝俗，虽里人鲜克知之，见先生从游受业，或颇非笑”。面对同乡共井中的两种人物，李侗采取不同的方法：对善人、贤人与之为善，以德感人，以致暴悍者多被化服；对恶人、小人，李侗的态度是不予理睬、“若不闻”，这是上善之策。因为此类人物无德无教、朽木不雕，无论如何感化都无济于事，重要的是防止演绎农夫与蛇的故事。
  当然，不知非笑者何以“非笑”，又有何资格“非笑”，但能推测无外乎是李侗的“身份”。不过，李侗没有因那些污言秽语而自弃，而是从罗从彦数年，“尽得其所传之奥”。宋代的南剑郡城南，除了李侗和罗从彦的名字见诸志书外，那些矜己之长者并无闻，他们的呻吟之声传不出山旯旮的草寮，与李侗相比可谓天壤之别，谓印证了“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古训。
  从祀孔庙的先贤、先儒的含意有所不同，先贤者以明道修德为主，先儒者以传经授业为主。闽北从祀孔庙的9位理学家都在“先儒”之列，事实上这种区分是相对的，许多先儒既是传经授业的先进，又是明道修德的楷模。朱熹有言：“若（李侗）先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世，殆绝伦比！”明人熊尚文《请从祀议》也说：“李侗道德纯备，学问通明。”
  二
  一个人“静”一时可以，“静”几天也可以，“静”几个月似乎还能忍受，但“静”几年、甚至终生之“静”，以至“若一田夫野老”却难以想像。
  从家庭的出身看，李侗不仅“游乡校，有声称”，而且“习举子业”，以这种轨迹发展的态势，展示在世人面前的李侗应该是一个驰骋沙场的骁将，或是“盈盈宫府步，冉冉府中趋”的官吏，至少府厅级的官员中有其大名。抑或不然，也可以趁着当下热闹，辟地北苑、武夷与茶人寻幽揽胜、品茗赋诗，留下茶著供后人研读，决不可能走到田夫野老的境地。李侗的心境何以“静”到如此，今人没有作更多的分析，只是对其不出仕的因原作了一些探讨，其中有“超然远隐”说、“政治冷淡”说、“不屑一顾”说等等，估计诸多因素都有。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李侗选择以“静”终生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圣人事业。
  “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李侗之前的周敦颐、张载都为儒家的同大社会描绘了蓝图，这是李侗之“静”的内在缘由。李侗从个人、家庭、国家三个方面道出了心迹：一是省察个人德行与儒家存在差距：他说：“今生二十有四岁，茫乎未有所止，烛理未明而是非无以辨，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袭，拣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惧，不啻如饥寒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为先生之累哉。”二是出生于儒学世家。“侗不量资质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在李侗眼里，儒学是他家先祖的事业，不忍祖业在他这一代颓堕，为了克绍箕裘世泽，他选择了屏居山林，并且采取不出仕的方法，在最基层的乡野中实践理学家的理学思想。三是为国家当担传播圣学的重任。他说：“身为男子，生在中华，又幸而得闻先生长者之风十年。”话语中包含着一个南剑平民的博大胸怀。
  有人说，李侗是破落地主。这我相信，因为制度规定了一个人的出生，李侗也不可能超越时代，成为今天标准的荣誉市民，但他可以超越自我。李侗家之所以破落，是他自己造成的，甚至可以说李侗难辞其咎。从史料看，李侗在青少年时代，家境应该颇充裕，“游乡校”、“习举子业”，还出资出力慷慨解囊帮助他人，说明此时的李侗还有余资。因此，李侗家的破落不因小农经济所致，也不因个人资质所致，而是为了使他生活的樟岚乡一方和谐，正如文阁直学士汪应辰所云：“独使一乡，化为善良”，扩而大之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一个人舍小家而顾全大局，为了治道修己一“静”四十余年，宁愿牲牺自己的一切所有，即使“食饮或不充，而怡然自适”。不要说来自非笑者的眼光和口舌，就连父母、妻儿和亲友恐怕也难面对，没有相当的勇气和胆识，没有相当的从容淡定，难以就成圣人事业。李侗淡泊人生的态度源自道南学派的传统，罗从彦变卖田产作为求学的路费，李侗无田可卖但为理学付出了大半生的时光。李侗“静”了一生，也奉献了一生，他家破落的原因让人崇敬，让人景仰，从他身上体现出文化与文明的自觉。
  樟岚乡的那方山水，滋育了一代大儒李侗。他从生生不已的方物中体认天理，用儒家道德思想涵养化育乡人。
  李侗虽非科班出身，充其量只在乡校读过数年，最多只习举子业，但他却具有超人的思辨能力。他能“默坐澄心，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而体认天理的方法是“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细而品汇之所以化育，以至于经训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于此，无一不得其衷焉”。天地高厚，理散万物，格物穷理要大而天地，细而日用小物，反复思量，就能从圣经中求得合节之义。
  李侗虽“不著书，不作文”，也不甚言语，但对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认识深刻。针对当时“人心邪僻不堪用，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之道衰”的弊病，提出“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阙其一则本不立”。无父无我，无师无教，无治无德，李侗提出的“三本”一语中的。
  李侗不为生活窘迫而愁，而为无学而忧。他把道学比喻为可为人充饥的食粮和御寒的衣具，与人不可须臾离。“抑侗闻之，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饱，衣之御寒也”。所以他强调“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参变化”。尤其是不为异端之学迷惑。宋代的闽北佛道盛行，宋初浦城人杨亿说：“吾乡建州，山水奇秀……岩壑幽胜，士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但未见李侗侧身寺庙观宫的身影。李侗坚定地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朱熹评价李侗说：“异端之学无所入于其心然。一闻其说，则知诐谣邪遁之所以然者，盖辨之于锱铢眇忽之间，而儒释之邪正分矣。”汪应辰赞其卫道精神：“审于择善，严于卫道，一佚穷困，而不以外物易其所守之锱铢。”
  李侗身居乡野，终生未仕，淡泊名利不是为了作秀，而是其品德的真实写照。他虽“所居狭隘，屋宇卑小”，居无华庭，食无美味，但心胸宽广，志存高远。他一心“志于圣人绝学”，从理论与实践贯彻儒家道统。他处事有道，与族姻旧故，恩意笃厚；与乡人处，各尽其道，以故乡人敬爱。他以德教人，“其语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仓廪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就事物的普遍性（理一）而说的，但理散万物则各有不同（分殊），李侗的道德实践证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不绝对同步，精神文明在某个阶段、某些群体中可以超越物质文明，关键是看个人的心性修养。如果口是心非，虽有华庭美食，精神文明只能落入空谈心性的窠穴。
  李侗家境贫薄、人微言轻。在“南剑三先生”、“延平四贤”、“闽学四贤”中李侗地位最低，连他的老师罗从彦都有进士的名份和县尉的官职，至少是有俸禄的“公务员”，而李侗终生只是“田夫野老”的身份，但有的是涵养化育的经验。他对治学治事的观点颇有见地，“理会文字，须令一件融释了后，方更理会一件。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覆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有进，而别究一事”，如此日积月累，才能十年一长进。他认为道或理须“于日用处著力，可见端绪”。并强调道并无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也”。
  李侗的老师罗从彦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或朝廷不务教化而责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望风俗之美，其可得乎！”三者的指向强调朝廷（官员）、士人是社会文明的推动力量，在重视教化的官员和有廉耻的士人的带动下就会推动社会和谐的进程。李侗位居百姓之列，但其所作所为却是士人的榜样。“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倡导修身的对象是泛众性的，不分老幼，不分男女，不分职位高低，从老百姓到皇帝都要把修身放到第一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职分所在，实不足论，而身为贫民的李侗以士人的风范推己及人，其道德文章足以师范后世。
  三
  李侗以“静”终生，从史料看60岁之前，他都待在以故乡樟岚乡为中心的南剑城南。61岁之后，李侗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剑津之畔的郡城和一水之隔的九峰山。这是李侗人生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是因为与朱熹的十年师生情结。
  与罗从彦一样，李侗传经授业引来了求学的门人弟子。李侗的弟子不多，主要有朱熹、罗博文、刘嘉誉，其中以朱熹名声最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夏月，朱熹在赴同安主簿任前途经南剑拜访了李侗。这次小晤，是道南学派又一次上承下启的延续，也是鼎定理学南传迈向新儒学的最终一次接力。61岁的李侗，24岁的朱熹；修身37年的李侗，望孔子门墙不入的朱熹，在这次谋面之后各有心得。李侗从罗从彦学，改变了心性；朱熹从李侗学，不仅改变了心性，更改变了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历史进程。
  与朱熹南剑初晤，李侗大概不知道朱熹是可塑之材，更不知道朱熹就能成为他的终生弟子。终生不仕是李侗自己的选择，看不出他是否对自己一生的惨淡有过悔悟，但隐约感到李侗有己之所欲勿施于人的想法。李侗没有反对朱熹进入仕途，也没有授以朱熹官场机巧，而是授以多看圣贤言语。也该是李侗的福份，朱熹心智开悟，从学李侗后“始就平实”，对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并在五年后的绍兴二十七年（1157）正式拜李侗为师，从沉迷佛老之途迈入儒家的殿堂，有了“鸢飞鱼跃”的愉悦体验。
  花甲、古稀之年，本是享受儿孙绕膝、颐养天年之乐的光景，但南剑山水滋养了李侗，以致能在十年春秋与朱熹相与论学。九峰山麓的剑溪草堂，师生吟咏酬唱、游学讲论，并共饮甘泉，留下“育德泉”的美称；郡城的静堂和天河巷的李宅，师生辩难剧论，交相切摩；杜溪里的天趣园，师生游焉、憩焉，山水间共享讲习之乐……但毕竟朱熹居崇阳溪之北，李侗居建溪之南，且朱熹常常宦游官场，身不由己，不能时常伴随左右，超然远隐的李侗多了一份思念与牵挂。
  “静”与寂寞只是程度的不同，“静”到极处就会引发寂寞感。年轻时期的李侗或许感受不深，迟暮之年寂寞感油然而生。一方面是三个儿子友直、友谅、友闻长大后相继外出为官，自立门户，父子难得见面；另一方面与其同时代的师长友人相继辞世，李侗的老师罗从彦早在李侗中年时就已去世，与李侗同窗的朱松也在绍兴十三年（1143）逝世。“昔时朋友绝无人矣，无可告语，安得不至是耶？可叹可惧”，道出了晚年李侗的心声。因此，李侗孤寂难挨的时候常常想起朱熹，其中缘由除了师生情谊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之间也像李侗与罗从彦一样“沆瀣一气”、志同道合，有着比李侗父子更多的话语。李侗曾在给朱熹的信中说：“乃望承欲秋凉来，又不知偏侍下别无人可以释然，一来否只为往来，月十日事疑亦可矣。”又说“某兀坐于此，朝夕无一事，若可以一来甚佳”，表达李侗欲见朱熹的殷切期盼。此时的李侗知道来日不多，与朱熹数年的交往，认定朱子就是道南学派的继承人，因此“庚辰五月八日书云：某晚景别无他，唯求道之心甚切”。一个“唯”字，既表达李侗对道统的坚守，又是对朱熹寄予的厚望。
  为学不是作秀，但“不求人知之，人自知之”。作为朱熹“侗于朱子为父执”，朱熹就自称“熹也小生，口角趋拜”，而李侗在朱熹拜师时早已是一名深谙理学的资深名儒。然而，李侗在传经授业时却从未矜己之长，而是以“质论”、“剧论”、“商论”、“如何”、“或有”等平和的语气通过书信与朱熹往来论学。如戊寅冬至前二日书云：“承示问，皆圣贤之至言，某何足以如之。……他日若获款曲，须面质论难，又看合否，如何？”庚辰五月八日又书云：“二苏语孟说尽有可商论处，俟他日见面论之。”辛巳二月二十四日，李侗在给朱熹的信中说：“就此理上皆收摄来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内尔。妄测度如此，未知元晦以为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见剧论。语言既拙，又无文采，似发脱不出也。元晦可意会消详之，看理道通否。”同年中元后一日又书云：“谕及所疑数处，详味之，所见皆正当，可喜。但于洒落处恐未免滞碍，今此便速不暇及之，谨俟凉爽可以来访，就曲折处相难，庶彼此或有少补焉尔。”李侗教书育人既有师者风范，又有长者风范，还有友者风范。
  “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朱熹的《朱子家训》怎么与李侗的为人处事如此相象、如此吻合？读了李侗与朱熹的往来书信也就了然于心了。
  垂暮之年的李侗原本应该是吃闲饭的，走路趔趄、步履蹒跚，廊桥小坐、喃喃而语，或闲情圃畦、小采蔬桑……与大多数南剑居民一样，想像中的李侗最多是如此形象而已。谁曾想，李侗身在乡野却心系国事，伤时忧国；谈论时事，感激动人。隆兴元年（1163）初夏，已是71岁高龄的李侗在辞世之前数月，接到朱熹入京陈述政见请教“所宜言”。李侗数读封事中提到的朝廷议和之争后说：“盖皆持两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嘱咐朱熹在廷对时“首论《大学之道》；次言今日非战无以复仇、非战无以制胜；三论古圣王制敌之道”。
  儒家倡导的“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只不过是对为己之学的个人的治道修己提出要求，并没有强调个人直接参与国事。因为治国理政原本为“肉食者谋之”，与深居南剑僻壤之地的一介布衣何干？与一个落迫到连衣食无保的大宋子民何干？而李侗却能在物生之理中体认局部与整体、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甚至想到千里之外天子案头上的治国之策。没有“冰壶秋月”、“光风霁月”的情怀，何以有“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襟怀？李侗不算朝臣，也不算士人，但比朝臣、士人更用心，更卖力。
  这就是我在一年半中“初识”的李侗，一个精彩人生的李侗，一个让人仰之弥高的李侗。
  （原载《朱子文化》2015年第6期，2012年第3期《武夷文化研究院》以罗小平之名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