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仁”是传统儒家建构的一种道德规范，更是春秋以来无数士子的政治诉求千百年来，儒学先贤对“仁”的诠释和解读，可谓层出不穷。孔子将“仁”释解为“爱人”，且指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他又以“仁”为思想核心，以“礼”为外在形式，建构勾了一整套传统社会的伦理规范孟子在继承孔子“仁”思的基础上，对“仁”进行了政治视阈的解读和发挥其认为；“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以“民本”为基，以“王道”为用，建构了博深的仁政思想。实然，仁之深思，显见于诸多思者。对于“仁”，左丘明认为：“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庄子曰：“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司马迁说“公子为人，仁而下士”许慎指出：“仁亲也”。
  道南一派对“仁”的体悟则建构在唐之韩愈、周敦颐，宋之二程的认知之上。在“仁”的解读上，韩愈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周敦颐则指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更强调“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二程在继承前人“仁”思的基础上，对仁学有着新的发展：程颢说：“学者需是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又说：“克己复礼之说，所谓礼者，天之理也。……己私克则天理存，仁其在是矣。”程颐则认为，“大抵尽仁道即是圣人”又曰：“窃惟王道之本，仁也”。可见，二程把先秦儒家“仁学”所强调的爱人、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等，进一步发展成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认为前者还只是仁的“用”（表现），后者才是仁的“体”（根本）。在“闽学鼻祖”杨时看来，仁是最高的道德观念，由它派生的道德观念是义。人们按这种道德观立官行事，则与天理合一为此，杨时在政治上主张实行仁政，并告诫人臣事君，不可佐以刑名之说，使君主失去仁义之心，并认为，人主无仁义之心，则不能得民心。罗从彦认为，仁是立身之本的重要德性之一，正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体也，义用也”同时，在他看来，“掊克生灵”是与“仁”相对立的劣行实际上，道南一派对仁：学的展衍，凸显在对“理一分殊”的诠释，彰显于“体用”的明辩，功用于政治理想的诉求。李侗身为二程的三传弟子，又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老师，在“洛学”到朱学的嬗变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传统儒家先贤一样，李侗对“仁”进行了深刻的体悟，且躬身践履，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仁”之诠释
  “理一”之仁从《延平答问》看来，李侗对“仁”的体悟，大多通过书信往来，集中于师徒二人的问答之中。但他并未沿袭先秦儒家的“仁学”之道，而是另辟蹊径。面对朱子的“仁思”及“仁问”，李侗通过“仁论”，巧妙地阐述了本体论范畴的“理一”。面对朱熹的“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与禽兽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体之中即无丝毫欠剩，其一气之运亦无顷刻停息，所谓仁也，但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谓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内、本体未发时看”李侗相继作了“有有血气者，有无血气者，更体究此处。”、“以上大概得之。他日更用熟讲体认”、“须是兼本体已发未发时看、合内外为可”的批注。显然，在李侗看来，世间万物不论像人一样的血气者，还是类似物一样的无血气者，“都是‘本乎一源’，都蕴摄着本体意义的‘理一’——仁的呈现而已。”正所谓：“盖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则一”李侗曾言：“所云见语录中，有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一句，即认得西铭意旨所见，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广求之。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其曾感慨道：“某尝以谓仁字极难讲说，只看天理统体便是。”李侗在阐释“理一”之仁的同时，还对“分殊”作了特别的强调，“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此外，在李侗看来，“分殊”的原因大抵为“虽禽兽草木生理亦无顷刻停息间断者，但人得其秀而最灵五常中和之气所聚，禽兽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异也。”以上足见，李侗通过对“仁”的诠释，全面地阐释了“理一”和“分殊”的内涵，深刻地论述了二者的辨证关系，更剖析了二者形成的内在机理。李侗用“理一”之仁，建构了个人哲学的基础，且对朱熹有着较大影响。
  “体认”之仁。在李侗看来，“仁”是可以认知和践履的。所以他告诫朱熹要在知上格外用力，为此他曾言：“龟山云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之意，盖全在知字上用着力也。”李侗还引用了谢良佐的《上蔡语录》所言，“仁字只是有知觉了了之体段。若于此不下工夫令透彻，即缘何见得本源毫发之分殊哉？若于此不了了，即体用不能兼举矣。此正是本源体用兼举处。”以诠释“仁”的体认。通过《延平答问》，我们不难看出，李侗注重的则是如何通过践履，对仁“下功夫令透彻”。正如他曾对朱熹所言：“承谕近日看仁一字，颇有见处。但乍喧乍静乍明乍暗，子细点检，尽有劳攘处。详此足见潜心体认用力之效。盖须自见得病痛窒碍处，然后可进，因此而修治之，推测自可见。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乍明乍暗乍喧乍静，皆未熟之病也。更望勉之。”此外，李侗还借用孔门求仁的例子来进一步阐释体认之理，“仁字难说，论语一部只是说与门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几私欲沈天理见，则知仁矣。如颜子仲弓之问，圣人所以答之之语，皆其要切用力处也。”通过以上足见，李侗在认识论上，对仁有着睿智的阐发，他强调仁的可知和可寻，亦提出仁的可行和践履，这无疑是李侗“仁学”的一大亮点。
  “义理”之仁。从道德修养层面对“仁”进行了深刻的阐发，从“二程”、杨时、罗从彦以来一脉相承，为此，李侗对“义理之仁”的阐释成为一种应然。他曾对“仁”作出强调，“盖五常百行无往而非仁也。”且还从仁义结合的角度，对仁进行了强化。正如其所言：“仁之一字，正如四徳之元，而仁义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阴阳、立地道之柔刚，皆包摄在此二字尔。”可见，在李侗看来，只有仁义并举，才符合义理之道。此外，李侗对朱熹的“大抵仁字正是天理流动之机，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谓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体处便是义。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尽，义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离乎义之内也。然则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义。”进行了“推测到此一段甚密为得之，加以涵养，何患不见道也。甚慰甚慰”的批注，也充分地凸显了李侗对朱子“仁义”体悟的认同和赞许。实际上，李侗还通过对例证的分析，进行了“仁”的道德考量。在给朱子的答复中，李侗有着：“此求仁得仁者也。微子义当去，箕子囚奴，偶不死尔。比干即以死谏，庶几感悟。存祀九畴，皆后来事，初无此念也。后来适然尔，岂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莹彻耶？仁只是理，初无彼此之辨，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东坡之说可矣，然所说三人后来事相牵，何异介甫之说三仁？恐如此政是病处昏了。仁字不可不察。”由此，在李侗看来，“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实际上，李侗在义理层面的仁之体悟，不仅强调立“仁”之心，行“仁”之事，更注重仁在义先，义为仁辅，仁义结合。
  二、“仁”之践行
  一代宿儒李侗，不仅学识渊博，释“仁”透彻，更通过对“仁”的切实践履，彰显了高贵的人格魅力，因而被后人赞喻为“冰壶秋月”、“光风霁月”，可谓实至名归。李侗对“仁”的践履表征于以下三个方面：
  立世之“仁”。尽管身处于时局动荡、民生凋敝的社会场域之下，但李侗有着一颗济世的仁人之心。如同传统士子一样，他心怀家国情怀，有着浓浓的爱国爱乡情结。因此，面对“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及宋王朝的主张议和、消极抗金，李侗有着“然忧时论事，感激动人，其语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的呐喊。他曾言，“吾侪虽在山野，忧世之心但无所伸尔”。在李侗看来，时局之所以动荡不安，人心之所以不古，其原因皆出在纲常衰也。为此，他说：“缘三纲不振，故人心邪辟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之道衰远方盛，”又言：“遐方所以盛者，只为三纲五常之道衰也。”为此，在给朱子的书信中，他特别指出，“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纪纲，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此外，他还强调，“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义。举此不知其他，即弘上下之道而气正矣。”李侗尽管屏居山田，但对“家国”的关心成为他立世之本。实际上，李侗正是在关心时局，反对议和，力主抗金，主张纲常整顿，任用贤人的呐喊中，践行了自己的立世之“仁”。为此，他热爱乡土家园，巧借朱子的封事，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诉求，切实彰显了传统士子的立世之“仁”。
  处世之“仁”。李侗在立身处世中，也切实有着“仁”行的践履。他将“仁”的体悟应用到日常之中，改变了秉性。朱子在《延平答问》中曾对年少的李侗有着这样的描绘，“尝闻先生后生时极豪迈，一饮必数十杯，醉则好驰马，一骤三二十里不回。”其实李侗曾说：“自非有志于求仁，何以觉此语录？有云罪已责躬不可无，然亦不可常留在心中为悔。来谕云悔吝己显然，如何便销陨得胸中，若如此，即于道理极有碍。”可见，李侗是一个极其自觉之人，他切实以道德叩问，时刻反省自身，进而注重践履。因而“后来收得恁地醇粹，所以难及。”“寻常人去近处必徐行，出远处行必稍急。先生出近处也如此，出远处亦只如此。寻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声不加于前也。又如坐处壁间有字，某每常亦须起头一看，若先生则不然，方其坐时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则必起就壁下视之。其不为事物所胜大率若此。”李侗秉性收敛，以仁处世，“故其事亲诚孝，左右无违。仲兄性刚多忤，先生事之致诚尽敬，更得其欢心焉。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与族姻旧故恩意笃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处之有道，量入为出，宾祭谨饬，租赋必为。邻里先亲戚或贫不能婚嫁，为之经理，节衣食以赈助之。与乡人处，食饮言笑，终日油油如也。年长者事之尽礼，少者贱者接之各尽其道，以故乡人爱敬，暴悍化服。”以仁做学，“其接后学答问，穷昼夜不倦，随人浅深诱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圣贤之域。”李侗通过对仁的践履，实现了“仁孝友弟，洒落诚明。”正如朱子所言，“先生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平居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最终，“乡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个善人，他也略不与人说，待问了方与说。”
  遁世之“仁”。李侗迥异于传统士子，对科举之路并不兴趣，他的一生有着浓浓的遁世情怀。《宋史》有载“侗既闲居，若无意当世”，其“早岁闻道，即弃场屋，超然远引，若无意于当世。”由此，在李侗师随罗从彦从学多年后，并未走上科举之路，也未宦海弄潮，而是“既而退居山田，谢绝世故余四十年，食饮或不充，而怡然自适。”实际上，李侗的遁世之路，也是对仁者归隐的另一诠释和践行。李侗之所以归隐，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方面是政治环境和社会动荡的影响，促使李侗选择归隐。另一方面，罗从彦对李侗的影响颇深。罗从彦的静修思想及政治遭遇，直接触动了李侗的超然远隐。此外。李侗自身的人生追求——致力于治学之趣，因而山野田园成为他最好的归处。实际上，李侗是一个内心自适之人，正所谓，“箪瓢屡空，怡然自适。”又言，“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同时，李侗也是一个睿智之人，为此，他说“今日事势观之，处此时唯俭徳避难，更如韬晦为得所。”为此，朱子说，“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乐者于畎亩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将至，盖所谓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几焉！”李侗对时事的审视，循迹于遁世之仁，切实躬身践行，真正做到了识“仁”，守“仁”及用“仁”。
  三、“仁思”之要义
  （一）对传统“仁学”的突破与发展
  李侗之“仁”继承了“二程”之道，“杨罗”（指杨时、罗从彦）之学，但可贵之处则凸显于对以往“仁学”的突破与发展。李侗之“仁”，重在以“仁”释理，强调“理一”，旨在“理一”、“分殊”并举，并对“分殊”作了更高层次的强调。李侗提出，“分殊”比“理一”更难，“分殊”是相异之因，只有把握“分殊”才可深刻体悟万物。当然，李侗认为，“仁”是可知之“仁”，强调“仁”的可知性，从而使“仁”从抽象走向了具象。同时，李侗指出，在识“仁”的基础上，要务必行“仁”，为此，切身践履成为李侗“仁”思的一大亮点。在立世层面，李侗主张，要牢牢守“仁”，在金兵入侵面前，仁者要以身守“仁”，切身维护和捍卫家国故土，万不可轻易言和。通过以上，不难窥知，李侗对传统“仁学”有着巨大的突破，他不仅知“仁”、识“仁”，更守仁、行仁。因而李侗突破了前人的仁学之思，建构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仁学”系统，从而实现了对传统儒家仁学的巨大发展。
  （二）对朱熹有着很大的影响
  李侗之“仁思”主要散落于和朱熹的答问之中，其仁学思想直接地影响了他的这个得意学生。李侗之仁思及践履对朱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首先，李侗之“仁”对朱子之“仁”的引导和铺垫。李朱二人对仁的探讨，特别是李侗对何以为仁，如何知仁、识“仁”，怎样守“仁”、行仁的讨论，为朱子的仁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李侗以“仁”导“理”的学术思路及成果，直接影响了朱子理学系统化的形成。尤其是李侗以仁为基，巧妙地对“理一”、“分殊”进行的阐释，为朱子“理一分殊”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启蒙和理论铺垫。最后，李侗对“仁”之践履的强调和格外重视，为朱子“知行合一”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际上，李侗作为道南一脉的关键传人，是朱子的第四位老师，其“对青年朱熹曾发生很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把朱熹引入道学系统的轨道。”在师徒二人往来的书信中，李侗之“仁”思直接引领了朱子在学术道路上的探索，为朱子弃佛转儒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为朱子后来的理学之集大成进行了启蒙。
  综上所述，李侗身为一代大儒，尽管不好著述，留世的文字只言片语，但人们通过对《延平答问》等文献的梳理和考据，不难窥知，其对“仁”有着深邃的见解。李侗之“仁”，贵在强调知行合一，难得于“仁”学之系统性建构。李侗之“仁”思，彰显了道南一派的理学传承，更凸显了李侗的践履品格。李侗用一生的立身处世，伤时遁世，充分地向后人诠释了“仁”之内涵，的确值得后人去学习和深思。

［1］李侗撰，李延平先生侗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2］朱熹撰，延平答问［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南平市志编委会，南平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4. ［4］脱脱等，宋史［M］卷四百二十八·李侗列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5］吴栻等修，蔡建贤纂，南平县志［M]．卷十五，上海：上海书店；2000. ［6］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李侗撰，宋罗豫章先生从彦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 [8］杨时撰，林海权点校，杨时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