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1093-1163），字愿中，北宋南剑州剑浦县人，出身于以儒学起家的中下层官僚家庭，是一个从小就在家庭影响下致力于“习举子业”的传统读书人，“既冠，游乡校，有声称”。但是，这种勤奋艰苦的顽强努力，仅仅只在时隔四年后的政和六年（1116），就被束之高阁了。那一年，当踌躇满志的李侗决定投书罗从彦并最终选择成为罗从彦的嫡传弟子后，他的“举业人生”就似乎再也没有被提及过。，这是因为他的学问不够吗？绝对不是。那是因为他的厌恶官场吗？好像也不能轻易判定。几十年后，两个儿子同时高中进士的客观事实，难道不正是李侗精心教诲的结果吗？由此可见，二十四岁的那次投书求学，很有可能对李侗一生的思想转变产生重大影响，是李侗人生理想、学术思想乃至言谈举止发生明显蜕变的开始虽然，这种看起来判若两人的蜕变结果，朱熹描述过，学者阅读过，后人谈论过，但却一直很少有人注意对其进行必要的研究、分析，以至于人们在说起李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的时候，常常是语焉不详、无法自圆。笔者在涉及这一相关问题的研究时，尽管还不能在仅有的文献记载中明确判断出李侗一生没有做官的原因是否与此变化有关，也不能清晰分辨出李侗在此变化之后是否还间或有过参加科举并一再失败的不幸经历，但仍愿以不才之笔，斗胆对其为学思想的转变作一初步的试探性分析，以就教于诸师友。
  一、深藏于典籍之中的李侗拜师投书帖
  一直以来，由于李侗不愿为官、不喜著述而导致的文献资料记载缺乏问题，已然成了横亘在李侗研究者面前一道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导致人们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得以拥有一些地方史志、《宋史》、《宋元学案》以及后人为其编录的《延平文集》一卷、附录一卷、《延平答问》一卷、《延平答问后录》一卷外，似乎就再难找到更多、更具体的文字记载、这种资料乏陈的无奈之状，不仅为我们了解李侗带来了认识上的不足，同时也使得我们在进行地方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无法为其广为宣传。
  2012年，笔者在为南平市李侗研究会搜集、整理有关李侗生平的历史资料时，再次详细阅读了《《宋史》和《南平县志》中的相关记载，赫然品读到一段有关李侗拜师罗从彦时以第一人称记录的“投书帖”，该“投书帖”在《宋史》中1出现的前缀为：“李侗，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年二十四，闻郡人罗从彦得河、洛之学，遂以书谒之，其略曰：……”而《南平县志》的前缀则是：“政和六年，侗年二十四，始受学于郡人罗从彦。从彦学于杨时，时学于河南程灏、程颐两程之传，则于濂溪周敦颐辟始之敦颐接千五百年已绝之统，以主静为学要黄庭坚称其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侗私淑焉侗初见从彦，书曰：……”
  这两则前缀所引发的、类似来源于李侗“拜师投书帖”的文字内容，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大同小异，但在情节转承和文字渲染方面，《南平县志》中的《儒林传》不仅远远超越了《宋史·李侗传》之上，而且还直接使用了“书曰”这样的肯定表达，仿佛撰写者完全是全文抄录了该书帖一般，读起来让人感觉自然，流畅不少。而《宋史》仅仅只是以“其略曰”的方式节录了其中部分内容，虽然在表达上还有些意犹未尽，但基本也都是以李侗的吻陈述这样几个观点：
  1．古代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没有一个不是在老师“圣贤之说”的帮助下，让自己修养得越发明智。只是可惜的是，如此于国、于家、于人都大有所为的神圣之学，却在孟子之后出现了门派分立，使得天下真儒早已不再复见于世。因此天下那些所谓的流传之学也早就失却了圣学的本体，仅仅只是简单的句读文义而已。现在再学习这种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失传之学，就成了天下读书人的一大悲哀。
  2．我听说先生不仅侍学过龟山（杨时）十数年，而且还访学过伊川（程颐），得到了一千五百年后的圣学不传之秘，处处极尽精妙，天下大凡有点见识的读书人，都没有一个不愿意拜受于先生门下，寻疑问道。
  3．自己这么些年来，因为愚鄙而花了太多时间去攻习举业，所以才没有及时拜于先生门下。今天之所以抱着一颗拳拳之心前来求教，就是为了寻求到一种高于利禄之学的圣贤之学，希望先生不要为我的冒昧感到嫌弃才是。
  4．我之前所以要攻取举业，完全是因为我的祖上都是以儒学起家，我不忍心看到子承父业的希望毁于一旦，所以才勤勉不懈地为之耗费了二十四年时光，期间虽然也研究了一些于世有为的真儒之学，但效果总不及先生亲自跟随在宗师身边言传身教、目击意会的好。
  5．十年前（1106）我就听说了先生大名，到现在十年过去，虽然我也已经二十四岁了，但在为学的道路上还是烛理不明，是非无辨，宅心不广。喜怒易摇，拣焉不净，守焉不敷，朝夕恐惧，这就好比饥寒交迫之人充满了对充饥御寒之具的极度渴求。
  今天听闻先生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如沐春风，所以才大胆希望受业于先生门下，以求安身之要。如若不是因为这样的话，我又怎么敢以不肖之身，让先生长者您受累呢！
  透过这封言辞恳切的投书可知，李侗在拜师罗从彦之前，不仅为攻取举业熟读了众多只为应试而定的儒家经典，而且还对那种致力于拯救道统、刷新儒说的正传之道非常向往，曾私下进行过一定接触，只是由于未能找到名师指点而烛理不明，是非无辨。那么，为什么有了这样的为学遗憾后，已对罗从彦有所耳闻的李侗却不在罗从彦居留沙县期间（1103—1113）就前去拜师求教，也不在罗从彦初回（1113—1114）罗源（今南平市延平区水南街道罗源村）时就即刻前往，而是偏偏在时隔两年后的1116年才决定前往呢？对此，只是节略投书的《宋史》并未作出任何说明，反是“全文照录”的《南平县志》有着一段可以反映当时可能仍在坚守举业的李侗的所思所想，说的是：“圣学未有见处，在佛子中有绝嗜欲，捐想念，即无住以生身者，特相与游，亦足以澄汰滓秽，洗涤垢坌，忘情乾慧，得所体歇，言踪义路，有依倚处，日用之中，不无益也。若曰儒者之道，可会为一。所以穷理尽性，治国平天下者，举积于此，非自愚则欺也，众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暂引此，以为人道之门也。”
  这也就是告诉人们，在没有开始接触和研究义理之前，年仅十四岁的李侗就算听说了罗从彦的存在，也未必就会即刻产生前去拜师的需要。而后，初涉周敦颐之说的李侗之所以只是暂时选择以佛理为人道之门而没有第一时间拜会从彦，理由在于与目前尚未看到意义的科举之学相比，佛家中有断绝了对身体感官方面享受欲望的人，有舍弃了对现实生活进行物质奢想的人，因此交游佛家、研求佛理，可以帮助人们学会甄别好坏，去除污垢，忘乎于自以为智慧的所谓“洞见”，不思不想，让心灵得到释放，让身心得到涤净，这对人们的生命追求来说，的确不无益处。因此很多儒学之人都好学佛理，精通佛理，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真要追求那种穷理尽性、治国平天下的儒者之道的话，这样的决定要么显得愚蠢，要么显得自欺了。因此，李侗才会自我感慨：“众人皆坐侗以此，而不知侗暂引此，以为也。”
  但是，既然是已经投入了佛理的怀抱，那就免不了要受到佛理的感化、影响，呈现出对原本就是批判佛、道产物的“正统道学”的不利倾向。因此，看完投书后的罗从彦便针对李侗的这种思想，专门作诗批评他说：“圣遭由来自坦夷，休述佛学惑他歧。死灰槁木浑无用，缘置心官不肯思。”并告诫李侗，读书要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意之表、这样才能默坐澄心以体悟天理，不被义理之外的其他学说迷失本性。但是，对于李侗究竟是不是一个可堪造就的理学之才，究竟能不能安贫若素、抛却名利、潜心向学，罗从彦也不好贸然作出否定。他只在随即的诗序中，表达了自己担心错判的心情，称：“愿中以书求道甚力，作诗五章以勉其意，然借视听于聋盲，未知是否？”这里所说的五章用以“勉其意”的诗作，除了上面已录的一首外，还有的另外四首是：
  不闻鸡犬闹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
  耕种情田勤礼义，眼前风物任繁华。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须是且安民。
  临深履薄缘何事，只恐操心近矢人
  彩笔画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无痕。
  人心安得如空水，与物自然无怨恩
  权门来往绝行踪，一片闲云过九峰。
  不似在家贫亦好，水边林下养疏慵。
  二、李侗投书后的思想行为转变
  （一）从力求举业到只为真学
  资料记载，李侗的曾祖父李幹，天圣二年（1024）甲子宋郊榜进上，官封屯田郎中，为政清廉，赠金紫光禄大夫。李侗的祖父李纁，宝元元年（1038）戊寅吕溱榜进士，官封朝散大夫，文采斐然，赠中奉大夫。李侗的父亲李涣（一作洫，本文根据字义取“涣”字说），字焕章，封正六品上文散官朝奉郎，赠右朝议大夫，娶饶氏，赠恭人。在这样一个三代为官的书香环境下，聪慧灵敏的李侗作为李涣和饶氏最为钟爱的第三子，自然从小就被赋予了承接家族荣光的神圣使命：从接受闺教到进入乡校，从攻取举业到顺利人仕，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过程中慢慢得到实现。因此，自北宋徽宗崇宁至致和元年（1102-1111年）的短短十年间，少年李侗就在父亲的带领下，专门拜访过剑浦城东最为出名的藏春私学，知道私学自吴仪（约1043-1107）创办后，不仅受到了在南剑州读书的理学家杨时（1053-1135），朝廷谏官太学博士陈瓘（1057-1124），元丰五年（1083年）剑浦县第一个状元黄裳以及时任南剑州知州的王汝舟（1034-1112）等人的极力推崇，而且还知道了另一个著名的同郡名人罗从彦（1072-1135）在年仅十三岁（1084）时就慕名前来跟随吴仪求学论道，在藏春峡里留下了研求不倦的为学佳话，于是便油然萌生要砥砺向学的人生理想。
  后来，为考取举业，二十岁的李侗又根据朝廷的取士要求，开始进入到南剑州州学学习，陆续结交到一些与他志同道合的学友、师长，这其中，李侗遇上了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一个是同县南山人吴方庆（生卒年不详），一个是吴方庆的父亲吴觏（生卒年不详）。吴方庆作为私学创办者吴仪的侄孙儿，自小就涉设经传，尤邃诗书，秉承家风，满腹经纶，他不仅继承了吴氏家族诗书传家、文教相携的优良传统，多次邀约州学学友李侗、邓肃（南剑沙县人，1091-1132）一起在藏春峡里求学论道，吟咏啸歌，而且还不知不觉让同道好友李侗在藏春学风的影响下，渐渐对社会流行的、有别于科举之学的正统道学产生了莫大兴趣。吴方庆的父亲吴觏，虽然早已与李家有过往来，后来甚至还成了李侗的岳父，但他对于李侗的影响，却不仅仅只是出于对李侗学识、人品的简单欣赏。史料记载，吴觏作为家教堪严的吴氏传人，其最特立独行的地方就是在严格要求人品的基础之上，专门为自己的爱女高设了一条“必取道学之正传者”的择婿标准，让众多南剑才俊望而生畏。要知道，当时南剑州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道学正传者”的人，除了年轻时盘桓藏春、学成后便北上寻宗的杨时、罗从彦之外，便再难找到一个实至名归的合适人选了。因此，为了一探这种最为学人所推崇的“正传道学”，年轻好胜的饱学之子李侗才在为学目标上渐渐疏离了家人为其设计的举业理想，转向以周敦颐（1017-1073）为私淑对象，甚至还援引了“大智大慧”的佛门冥思静坐之法和机辨参悟思想，开始致力于自己的苦学生涯。
  几年后，这个仍在为不能得到“道学正传”而迷惘彷徨的李侗听闻了人们对罗从彦的高度评价，便决心到罗源里投书拜师以实现自己穷理明辨的学术理想。他在书帖中非常恳切地将自己数年来努力研求但却依旧无法打破瓶颈的治学境遇和渴求破解的急迫之情做了充分表达，并特别承诺说：“故吾可舍今我，尚存营之所趋，无涂辙之可留。今之所受，无关键之能碍。气质之偏者，将随学而变。染习之久者，将随释而融。启之迪之辅之翼之，使由正路行，而心有所舍，则俯焉日有孳孳，死而后已。侗当守此。不敢自弃于门下也。”由此可见，李侗在还没有见到从彦之前，虽然早已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将道学的精髓体会融合到了一定程度，但终究也还算不上是获得真正的“道学正传”，所以他才要彻底舍弃今我，舍弃家人对他子承父业的殷切期待。抛除一切俗世杂念，由“力求举业”转为“只为真学”，“日有孳孳，死而后已。”
  （二）从潇洒豪放到澄心默坐
  表明心迹并确立了师生关系之后，罗从彦便把“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意象之表”的杨时之教进一步具化为“静中观理”的为学方法，要求李侗要用心体验“未发之中”的学理奥妙。潜心向学，使李侗渐渐明白了这种透过静坐以体验心灵的真正义蕴，知道了静坐只是了解心灵义蕴的方法之一，也知道了“心之为物，明白洞达，广大静一”的道理所在，并由此知心、知性，直探治学之本源。这种潜心体验天道与心性的“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默会于幽闲静一之中，超然自得于书言象之表”的治学理论与为学方法，显然与一般的辞章考据之学不同，当然也与记问背诵的科举之术大相迥异，它一经授受，就令苦修数年的李侗顿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于是，自感找到“道学正传”的李侗为了表明自己一心穷理的坚定信念，便决意抛开一切，专心追随罗从彦。
  史料记载，李侗开始受学罗从彦时，为了领会什么才是真正的“道学正传”，先是花大量时间将之前早已学过的《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重新再认真学了一遍，待“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其所传之奥”后，再从方法人手，由“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终于得到了罗从彦的高度称赞。后来，罗从彦在写给沙县挚友、同时也是杨时之徒陈渊的书信中，就不无欣喜地告诉陈渊说：“近有后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锐，曾以书求教，趋向大抵近正。”
  从此以后，已经获得“道学正传”之教的李侗为了进一步实现自己潜心体验天道与心性的为学目标，不仅在学术上完全接受了罗从彦的精心引导，常常“讲论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为何如”，而且在生活追求上也有意无意地完全效法罗从彦，表现得与罗从彦毫无二致。比如，罗从彦不愿从仕，李侗也就不再继续参加科举；罗从彦严毅清苦、嗜好泊如，李侗也就淡泊明志、怡然自适；罗从彦养成了通过静坐来思考、感应心灵义蕴的特殊习惯，李侗也就刻意学习从彦，终日静坐，渐渐进入到“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治学状态中，在性格脾气和行为举止L都有了很大转变。对此，《朱子语类》不无比对地记载说：“李延平初间也是豪迈底人，到后来也是磨琢之功。……常闻先生后生时，极豪迈，一饮必数十杯。醉则好驰马，一骤三二十里不回。”后来，跟随罗从彦潜心静思后，李侗就大大改变了这种随性而为的生活状态，终身都无疾言遽色，比如，一般人去近一点的地方，都会走得稍慢一些，一旦去的地方远了，自然就要加紧步伐，但李侗绝非如此，他“出近处也如此，出远处亦只如此”。虽然只是行走二三里路，也常常要委蛇缓步，就像是在家里一样从容不迫。而且其待人接物也是如此，“寻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声不至，则声必厉；先生叫之不至，声不加于前也”。着着实实一派“静中气象”，使得“乡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个善人。”间或有人好奇询问李侗是怎么养成这种习惯的，李侗就回答他们说：“只是潜养思索而已。”由此可见，这种立志求道、终日涵养潜思、默坐澄心的学术习惯养成后，李侗的举业人生与豪迈性情，的确有了不一样追求改变。
  三、结语
  虽然，透过李侗投书数年后的目标理想和性情变化，我们得以了解到李侗在学术追求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也了解到李侗在生平活动中的点滴状况。但是要做到像了解杨时、罗从彦、朱熹那样较为全面地了解李侗，恐怕还是需要一定的材料支撑。相信借助专家学者们更多角度、更多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证，我们还是能够越来越走进李侗、看懂李侗。

（元）脱脱《宋史》卷四二八，《李侗传》。 古代男子满二十岁之后，即举行“及冠”之礼（也称加冠、弱冠），表示已经是成年人了，可以取“字”。 （宋）朱熹：《延平先生李公行状》。 吴栻、蔡建贤：（民国）《南平县志》卷九《选举志第十三》载：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年），王十朋榜。绍复行兼经义，如十三年制。石应城、黄藻、吴人瑞、李信甫、李友直。 后来，清代理学家张伯行在主编《正谊堂全书》时，又把这些辑录汇编成了《李延平集》四卷。 （元）脱脱：《宋史》卷四二八，《李侗传》。 吴栻、蔡建贤：（民国）《南平县志》卷二〇，《儒林传第二十四》，1985年，第1059页。 吴栻、蔡建贤：（民国）《南平县志》卷二〇，《儒林传第二十四》，1985年，第1161～1162页。 “道学”又称“理学”，是北宋以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最重大理论表现和中国古代哲学批判佛、道的直接产物，是以讲究义理为主要特征的“新儒学”。 （宋）罗从彦：《勉李愿中五首》，吴栻、蔡建贤：（民国）《南平县志》卷一八，《七绝》，1985年，第978页。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五二，《选举·科第·延平府》载：天圣二年甲子宋郊榜：康处平、李幹（俱剑浦人）。 皇帝赐予官员父母、先人与妻室以爵位名号，存存者称封，已死称赠。封赠先世起自晋、宋，大抵封赠一代，极少延及祖父，亦未尝至作品，唐末以后，宰相贵臣方追赠三代。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五二，《选举·科第·延平府》载：宝元元年戊寅吕溱榜：宋琪、李纁（纁，《寰宇志》作繐）、余况（俱剑浦人）。 （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六九，《人物·延平府》载：李侗字愿中，剑浦人。祖纁，父洫，皆以儒学起家。 在宋代官僚等级制度下，“散官”（亦称阶官）是与“职事官”判然两分的一种官名。官员之有实际职务者为职事官，在职事官之外，存在着文散阶和武散阶序列，它们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都是有官名而无职事的官称，被称为“散位”、“本品”或“本阶”。 朱熹：《延平先生李公行状》。 私学是中国古代私人办理的学校，与官学相对而言。这里所说的藏春私学即兴建于剑浦城东藏春峡的私人学校，是一处与南剑州州学并驾齐驱的学术交流场所，对南剑教育的影响很大。 吴栻、蔡建贤：（民国）《南平县志》卷二十《独行传第二十六》载：吴仪，字国华。父辅，以学起家，居官历著循声，仪其次子也。 根据宋朝的取士要求，所有的州、县学子都必须依据庆历教改的规定，在学校学习期满300天后，方可被推荐去参加应举考试，这有点类似于今天必须拿到高中毕业证才能参加高考的意思。因此，为了拿到这样一个重要的、用于向上参考的资格学历，当时属于南剑州治下的剑浦、将乐、顺昌、沙县、尤溪等五县学子，全都要汇聚到南剑州州学，来完成国家规定的主要学业并获取他们参与国家考试的相应凭证。 吴觏，雷州（今广东省湛江雷州市）刑曹（分管刑事的官署或属官），以子方庆，加承仕郎（方散官名。宋始置，为文官第二十三阶，正八品）。 吴一鸣：《云雁庵记》；吴栻、蔡建贤：（民国）《南平县志》卷十四，《艺文志》，1985年，第755页。 吴栻、蔡建贤：（民国）《南平县志》卷二十，《儒林传第二十四》，1985年，第1062页。 （宋）杨时：《杨龟山先生全集》，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第625～626页。 （元）脱脱：《宋史》卷四二八，《李侗传》。 （宋）罗从彦：《与陈默堂书》；吴栻、蔡建贤：（民国）《南平县志》卷十七，《艺文志》，1985年，第873页。 （明）林钿：（请补宋罗李二先儒从祀届庭呈议奏疏）；吴栻、蔡建贤：（民国）《南平县志》卷十二，《艺文志》，1985年，第623页。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罗氏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