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历史是贵族的墓志铭”，这是近代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的一句名言，意思为不是所有在地球上生活过的人都会被记录在历史史册中，绝大多数的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曾留下任何值得后人念想的行迹。在不多的能在历史中留下了名字的人中，有些人凭借生前拥有的权势和钱财，强行挤入史册，但最终还是很快被后人遗忘；还有些人是因为做过伤天害理的恶事，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警示后人。只有那些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才能永远被后人铭记。李侗就是这么一位先贤。
  李侗（1093-1163）生活在北宋与南宋交替的时期。1127年，金兵攻破开封，掠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位皇帝，同年，宋高宗南渡，在临安建立政权，开始了南宋时代。靖康之变时，李侗时年三十四岁，说李侗一生生活在兵荒马乱的时代并不为过。宋与北方辽、金政权的对峙实际上是两种文明的冲突，汉人是农业民族，辽、金则是游牧民族。综观整个世界历史，在公元500～1500年的一千年的时间里，游牧民族凭借自己的弓马娴熟，不断地从自己生活的草原向外扩张，一个接一个的游牧民族先后崛起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一座又一座昔日繁华的欧亚城市沦落为游牧民族的跑马场。公元475年，罗马城被攻破，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7世纪，生活在阿拉伯沙漠的贝都因人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创立了伊斯兰教，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伊斯兰教徒们一手持宝剑，一手捧古兰经，征服西亚与中亚一个又一个古老的王国，先后建立阿拉伯帝国和突厥帝国；公元13～14世纪，原本生活在东亚草原上蒙古人的铁骑踏在了欧洲的土地上，建立起横跨欧亚的蒙古大帝国；公元1453年，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军队攻陷，苟延残存达千年之久的东罗马帝国灭亡。在此世界变动的大背景中，许多古老文明遭到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印度大陆先后被阿富汗人、突厥人、蒙古人入侵，建立起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在东亚大陆上上演了北宋以及南宋的先后灭亡，元朝的建立，以及更晚些的满清入关的一幕幕历史大剧。
  历经千年的战争、征服和杀戮，整个欧亚大陆血雨腥风，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但庆幸的是征服者未能泯灭掉原住民的文化。这样并不是说所有的文明与文化都在游牧民族的铁蹄下得以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文明与文化的功能是永恒的，但具体到某一时代某一地区，其原有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可能会消失，比如在今天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西亚以及南亚、东南亚的部分地区，居民们可能原来信奉拜火教、佛教、印度教以及当地原始宗教，游牧民族征服的结果之一是伊斯兰教得到扩散，原有的宗教文化退出了舞台。在面临征服压力下，仅有三个地区较好地保留原有文化，并加以发扬光大：一是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是印度南部地区，再就是中国大陆长江以南地区。这些地区均处在欧亚大陆的边缘，距离游牧民族的中心较远，或有山河阻隔，文化的火种在这里得到最好的保存。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一批有心人在埋头做文化建设的工作。俗话说得好，事在人为，物质世界的创造依靠人们的辛勤劳动，精神文化的繁荣传承也需一批人的奉献。由于一大批圣徒修女们的坚守和传播，蛮族出身的欧洲的帝王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匍匐在教皇的脚前，让教皇将皇冠戴在自己的头上；也由于基督教文明的传播，中世纪分裂的欧洲有了文化的统一，从而遏制住亚洲游牧民族的兵锋。在南亚，公元8世纪，地处南端的喀拉拉乡村走出一位杰出的宗教改革家——商羯罗，他将古老的婆罗门教对最高神梵的信仰与佛教的修炼仪式结合在一起，运用“上梵、下梵、上智、下智”等概念，遏制住印度宗教庸俗化的发展态势，开启了影响深远的虔信运动，从此奠定了印度教在印度大陆上的支配地位；也正因为此，当公元10世纪后，伊斯兰教来到南亚时，南亚并没有像中亚、西亚广大地区那样彻底伊斯兰教化。同样，地处东亚大陆东南一隅的福建，10世纪后的乱世给它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中华文明发祥地——黄河流域沦为北方游牧民族铁蹄之下，大批的文化人士陆续南迁，他们带来先进的中原生产技术和文化，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在东海之滨结出灿烂的文化之果——宋代理学。宋代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在其后乱世中得到传承和发展。基督教、印度教、新儒学犹如一盏盏明灯，在漫漫的中世纪长夜中，给人类指明了方向，温暖了人心，增强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
  我们缅怀李侗，因为他在宋代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是重要的一环，他上承杨时、罗从彦传来的河洛之学，下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学问。这支学术团队宛如一支顶级足球队。一支好的球队，不仅要有优秀能破门得分的前锋，有保证大门不失的守门员，还应该有尽职尽责的中场队员。只有中场队员不知疲倦地奔跑，不断地抢断，穿针引线，给前锋输送好球，才能最后取得胜利。与球队同场竞技不同的是，学术发展讲究薪火相传，一个学派的形成往往是几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还有，今天的顶级球赛往往有数万球迷到场呐喊助威、数亿电视观众彻夜观战，而学术活动则是寂寞的事业，不仅没人当场喝彩，甚至要忍受权势者的压迫，此外，还要忍受贫困和一般民众的不理解。今天的李侗身上有了许多光环，但这些光环是后人添加的，李侗第一道光环来自宋淳祐七年（1247），当时的皇帝赐给他文靖称号，这是在李侗去世八十余年后的事。在李侗生前的绝大多数的日子里，他是一个居住在乡野、穿着俭朴、粗茶淡饭果腹，终日以静坐沉思为乐的乡村教师。李侗的形象就是中国乡村教师的形象，这些人处于社会基层，人微言轻。但无论是躬逢盛世，还是遭遇危局，他们都兢兢业业，以教书育人为天职，他们是中国文化传承的基本力量。
  人们喜欢谈论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往往津津乐道于那些功名获得者，将科举等同于文化教育。其实，文化建设及其传承既同科举相关，也同科举之外的生产和生活相关。史书没有记载李侗是否有过参加科举考试的经历，只是说他终身未仕，他一生未离开养育他的乡土。李侗是不可能反对科举的，他的父祖几代为官，他的三个儿子中两个中了进士，在外做官，而且作为孔孟学说的维护者，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治国人才是他们的理想与追求。我们无从得知为什么李侗淡漠于举业，只能说有条件求取功名而放弃对功名的追求，彰显出李侗高尚的人格魅力。表面上看，不求功名利禄是李侗个人的不幸，但实际上是他的大幸，也是民族和国家的大幸。如果李侗终生追求功名，中国历史上不过多了一位进士、状元，却缺少了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学者。中国历史历来不缺举人、进士，但真正的学问家则寥如晨星。事实也说明，人们记住了没有功名的李侗的名字，但有功名的他的父祖和儿子们，却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李侗精神与地方文化的联系。人们常将福建分为闽北、闽南、闽东、闽西四部分，将南平列为闽北地区的首府。李侗生长在一个今天名为下岚的村庄，该村历来属于南平县管辖。南平旧称延平，李侗因而被后人尊称为李延平先生。宋朝，这里兴办的州学曾领先于天下，从州郡官员到城乡民众十分重视教育，“以儒为上，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为孕育出被后人称为“理学”的大学问家打下了坚实的人文基础，南平因而被称为“冠盖东南的理学名邦”。南平是笔者的家乡，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在该地徐洋村做了近一年的田野调查，发现徐洋村及周边村庄的居民许多是宋代理学名家的后代。若以徐洋村为中心，往南十公里是龟源村，之所以称龟源，因为该村的大姓是杨姓，他们称自己为杨时后裔，杨时号龟山先生，所以该村名龟源，该村所属的上地村建有纪念杨时的祠堂。从徐洋村往西南十公里是罗源村，这里因是罗从彦的故乡而得名，罗当年曾卖掉这里的田地，到河南求学、到广东罗浮山静思养性，明弘治年间在该村敕建罗从彦祠堂，现仍保存完好，祠堂中立有《告罗豫章先生墓文》石碑。从徐洋村往东北十公里，是南山村，这里居住大批游酢和吴仪、吴熙的后代们。从徐洋村往东南十公里是下岚村，李侗当年在下岚村有田产，李侗的墓就在附近，现墓碑仍在。在南平县则有祭祀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朱文公祠。在徐洋本村，朱姓称自己为朱熹后裔；李家祠堂则供有李侗的神牌位，祠堂门口的石刻对联“余地尽堪容旋马，几人到此许登龙”传为李侗亲撰亲书；村中另一大姓吴家称自己祖上从南山迁来，是吴仪、吴熙的后代。
  有理由猜想在宋时，在今天徐洋村方圆十公里的范围内曾出现一批国家级的思想家，他们居住在乡间，相互交游，联姻，探讨学问。值得指出的，杨时、游酢分别出生在将乐和建阳，朱熹祖籍安徽，长期在武夷山地区开展学术活动，他们或长或短地任过官职。罗从彦、李侗、吴仪、吴熙则是土生土长的南平籍人士，他们本可以出外做官，但却迷恋这种怡然自得的田园风光与学问追求，终身老死在自己的家乡。他们之所以能这样，除了靠的是一定数量的族产与学田外，更要靠清贫乐道的精神。笔者本人虽然出生在解放后，但闽北文化的特色仍然能深刻感觉到，直到解放初，每个村庄都能找到一些老人，他们熟读四书五经，孔孟的语录随口而出，写得一手很有根底的毛笔字，同时他们同一般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的乡土，也从来没有脱离生产劳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李侗的影响。中国文化中有重视耕读的传统，耕种方得温饱，温饱方能读书，读书才能明理。人可以不求富贵，但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李侗的精神既是闽北文化的产物，同时也影响了千百年来的闽北文化人的精神追求和民情、民风。
  李侗可以称为文化大师吗？文化大师可能著作等身，也可能述而不作，李侗显然属于后一类人。代表李侗思想的最重要著作《延平答问》执笔人是他的弟子朱熹。那么什么人可以称为思想文化大师呢？我认为作为一个大师首要的条件是他对人类的生存及其意义有思考、有追求，并一以贯之地实践自己的理想和主张，他的思想惠及整个社会。就这一点说来，李侗无愧于文化大师的称号。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已经很难找到像李侗这样的扎根乡村的文化人了，宋代理学的很多内容也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了。但不能否认的是，理学家们的文化精神在今天仍然有其意义。今日之中国，人们一方面看到物质的繁荣，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在一步步地推进，年轻人过上了他们父祖辈梦想着的生活，人们喜欢用天翻地覆来比喻形容今天的世界。但人们在庆幸自己生活在盛世时，不能不看到种种乱象和危局：贪得无厌的官员；制假贩假的商人；不讲人性、道德的教授；吃完被告吃原告的法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新的恶霸；以及普遍的国民素质低下。解决之道只能依靠民主与法制，而文化建设是一切良风美俗形成的基础。今天我们纪念缅怀李侗，就是景仰他的爱国、爱乡、亲民的高尚情怀；就是要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寂寞、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做人做事精神；就是要养成他那种以静为乐、静中求进、静中获取大气象的胆识。静就是不浮躁，静就是认认真真地做事，清清白白的做人，静就是一种自信与从容。有了这种静的精神，何愁不会有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何愁不能实现中华腾飞的梦想与气象。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