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朱熹早年依据李侗的教导，体会所谓“未发气象”，始终未能契入逆觉体证之路。朱熹后来回忆说： 当亲炙之时，贪听讲论，又方窃好章句训诂之习，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实见处，辜负教育之意。……及其也，渐次昏暗淡泊；又久则遂泯灭，而顽然如初无所睹。此无他，所见者，非卓然真见遗体之全，特因闻见揣度而知故耳。
  这说明朱熹对李侗所谓“未发”说不予重视，未曾学进去，并且还提出批评，如说“罗先生说（按指教人静坐）终恐有病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谢上蔡亦言多著静不妨。此说终是小偏。才偏便是病。道理自有动时，自有静时。学者只是‘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得平”；李侗“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若一向如此（按指静坐），又似坐禅入定”，等等。这样，朱熹对程颢、杨时一系所悟解的性道之体未有真实契会。今人刘述先说： 程门另一高弟杨龟山倡道东南，再传弟子李侗（延平）即为朱子之业师但朱予并未契于龟山一系的“默坐澄心”之教，且不幸延平早逝，不得不自己努力，强探力索，苦参中和，一直到三十九岁才真正找到自己成熟的思路。朱子自述早年误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乃在未发上面用不上工夫，不免急迫浮露后来仔细咀嚼伊川（程颐）遗教，特别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才涣然冰释，为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从此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在未发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敬贯动静，自此不复有疑。朱子所发展的是一心性情之三分架局。性即是理，而心是情，心统性情。这套思想的背景则是一理气二元不离不杂之形上学。理是超越而永恒的。气则是内在而具体的。性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义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爱、情是气。心是气之精爽者，具众理而应万事。
  这就是朱熹别走蹊径直承程颐的思路。朱熹曾说，“道理不可专要去静处求，所以伊川（程颐）谓只用敬，不用静，便说中了” 朱熹的思想结构是“心统性情、理气不离不杂”。他认为，性是理，心是气之灵，情是心气之发或之变，此便是“心性情三分”。仁只是性、只是理，恻隐之心与爱之情则属于气：谓“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表示仁不是心、不是爱，只是“爱之所以然的理，而为心所当具之德”。这样，仁只成一个形而上的抽象理，而不再是具体的活泼泼的生生之仁。仁这个“理”，必须通过心知之明的静涵后方能为心所具；仁这个“德”亦须通过心气之摄具此理，方能成为心自身之德。这就是说，德由理而转成，理不寓于心则不能成德。“心统性情”，统为统摄、统贯义，非统帅、统属义。心统性。是认知地、关联地统摄性而彰显之。这是心即统贯于“未发”之性。心统情，是行动地统摄情而敷施发用。这是心发出情，心统贯于“已发”之情。
  对于朱熹的“心统性情”说，金春峰说： 用比喻说，朱熹讲的“心统性情”，犹如一自动切削车床。
  车床的切削活动是情，属于形而下之经营造作；其自动切削活动之原理，相当于性；车床相当于心，是具此理而统性情者。自动车床之切削活动是中性无色的，其活动之“所以然”之理亦是中性无色的，因而是一纯自然系统。冯（友兰）先生说，朱熹讲的情犹如飞机之灾际的运动，飞机之所以如此运动之规律或所以然是“理”，心则是此理之认知者。但心仅能认识此飞机之“理”，而非统飞机活动之“情” 这里很形象地说明了朱熹的“心统性情”。朱熹由古代的尊天上升到讲理。孔子时而释天为自然界，含糊其辞。西汉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论，断定天是有意志的。朱熹认为，天不外是苍苍之形体，而天意是理。这就摒弃了原先对天认识的宗教神秘色彩。他说：“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理不能为天。故苍苍者即此道理之天。”天即理。是朱熹理学的哲学本色。由此，他把人们对天的认识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
  朱熹进一步指出，理离不开气，理气是不离不杂的。理属形而上，气属形而下，这个介限不能混杂；而理寓于气，理离开了气就无挂搭处。朱熹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有理，然后有气；必禀此性，然后有形。
  在朱熹看来，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是静态的形而上实有，只存有不活动，不能妙运气化生生；气则能依理而行，凝结造作。
  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有一套修养工夫；因心不是理，为了使心能够合乎理，需要涵养。不是涵养本心性体，而是肃整庄敬之心，汰滤私意杂念。通过逐渐涵养，达到“镜明止水”、心静明理。这叫作“涵养敬心”。静时涵养敬心，以求近合“未发”之“中”；动时察识情变，以期至“中节”之“和”。这叫作“静养动察”。无论静时动时，皆以“敬”贯串；敬既立于存 养之时，即涵养于“未发”；亦行于省察之间，即察识于“已发”。这叫作“敬贯动静”。而由察识工夫再推进一步，便是致知格物以穷理。
  朱熹后学明确把朱熹这套修养功夫概括为治心之学。如明初朱子学家陈真晟（1411-1473）的《心学图说》。陈真晟说：
  先讲求夫心要。心要既明则于圣学工夫已思过半矣，盖其心体是静坚固而能自立，则光明洞达作得主宰。所以一心有主，万事有纲，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之要得矣，然后可依节目补小学、大学工夫，而其尤急务则专在于致知诚意而已，皆不外乎一敬以为之也，再假以一二年诱掖激励渐摩成就之功，则皆有自得之实矣。
  陈真晟《心学图说》的心学思想是：天命之理具于人心，是谓之（善）性（五常之性）；性为利欲所惑，“法天之当然是性之复”；复性需主敬，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义即知行，此即是一动一静在于理质言之，就是天理——善性、复性——敬（存心）、义（知行）。他认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此二者为为学之要。主敬即存心，择义即致知。道体极乎其大，非存心无以极其大；道体极其微，非致知无以尽其微。静而涵养致知，动而慎独诚意，使交养互发之机自不能己，则美在其中。畅于四肢，发于事业，是美之至因外美而益充内美，发而为至美。这是陈真晟对朱子学的一个重大发掘。
  对于朱子学的心学，清张伯行在讲到陈真晟时有段深刻的分析： 或问余曰：“陈布衣（陈真晟）先生之书多言心学，近世立言之士谓心学异端之教也。先生以之为言可乎？”予应之曰：横渠谓观书当总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则圣贤之言，其为异端所窃而乱之者，岂可一二数！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为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释氏亦言心。孔子曰：‘从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亦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释氏乃曰：‘即心即佛。’是释氏徒事于心，何尝知学。吾儒之用功则不然，以穷理为端，以力行为务，体之于心，而实推之于家国天下而无不当。至语其本源之地，不过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尧舜以讫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迄周、程、张、朱，未有能舍是以为学者。上蔡谢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则为敬，在释氏言之则为觉。先生之言心，不过谓其活变出入无时，非主敬无以操持之也。可与异端之虚无寂灭同日语哉！ 明人郑普在《布衣陈先生传》中把陈真晟的思想体系概括为“治心修身”四字，是十分确当的。陈真晟在《答耿斋周轸举人书》中说“治心修身”是程朱之学的要法，是治程朱之学的入门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