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孔子创立的儒学，到西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思想。中华主体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像衣食住行一样是不能或缺的。中华主体文化的核心价值可以概括为内圣成德与外王事功，简称为“内圣外王”，就是《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外王”，就是用王道、文化治理国家、天下，此是与“霸道”、武力相对称的。“外王”的前提是“内圣”，无“内圣”就无“外王”。
  以孔子为代表的这种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思想，到了东汉逐渐动摇，以至出现存亡的问题。魏晋玄学用老庄释《易》，以无为本，无与空相通，招致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主空佛教盛行；产生于汉代的道教在佛、道“夷夏之论”中壮大起来。三教经过论争融合，到了隋唐，佛教中国化，道教又因老子（李耳）与皇帝（李唐）同姓，佛、道倾国奉，几成正宗，而主体儒学却奄奄一息，中国有成为佛教国家的可能。朱熹曾忧患地说：“释氏之教，其盛如此，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难得；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转了！”在朱熹看来，中国会成为佛教国家。这是从当时的中国文化的外部形势来说。 再从中国文化的内在义理来看。佛、道与儒是中华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中国佛学（教）和道家、道教也是中华文化。但是，儒、道、佛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是主、从、宾的关系，地位是不相同的。知名学者蔡仁厚说： 道家（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它不能担纲，相对于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而言，它是居于副从旁枝的地位，所以儒与道是主、从的关系。佛教从印度来，它在中国是客位。而佛教亦自知这一点，所以能自觉地守这个分，这就使它与儒家之间形成宾、主的关系。至于儒、佛之间，则似乎若即若离，关系微妙，彼此虽曾发生过几次冲突摩擦，但终于亦能相安无事。
  知名佛学家印顺指出，儒学“是纯中国文化纵面的产品，是不可旁解的、是人世的，是天道的，是万世不朽的经纬线”，“而佛家是介入的，是出世的，是偏于究竟空寂的。精深是精深矣，博大是博大矣，岂奈不及儒家何”。
  儒、道、佛三教之间的主从、主宾关系，不是任何人所能强调出来的。是因为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即所谓“道统”，是民族文化生命的常道——生活的原理和生命的途径。其内在本质是由孔子的“仁”而开发出的内圣成德之教，即“内圣”。只有内在的内圣成德，才能有外在的外王事功。道、佛之教充其量只是“外王”之事，仅仅是外在的。
  上面所说的，由汉至北宋，就是宋儒所说的儒家的“道统”中断了，没有了儒家的内圣成德，因而中华民族也就没有了精神力量，社会人心堕落。当代著名新儒家牟宗三说：
  唐末五代社会上的无廉耻。这个时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成话的时代，人道扫地无余。其中最显明的例子就是冯道。这位“五朝元老”真可谓厚颜无耻了。其实，这还是后人的说法，最可怜的是身处那个时代竞无耻不耻这个概念，而当时人亦不以无耻责之。……儒家的精粹正在人的道德性之竖立，即在人性、人道的尊严之挺拔坚贞的竖立。回顾先秦至宋之间，曾有汉、唐两代为盛世、国势强大，典章制度亦甚多可取之处，但是于道德性方面正视人道、人性的学问，偏无所用心。宋儒深感唐末五代社会的坠落与人道的扫地，因而以其强烈的道德意识，复苏了先秦的儒学。历史运会演变至此，正该是正视道德意识的时候，因而道德意识中的内容以及其所涵蕴的诸般义理亦容易被契悟。宋儒是真能清澈而透彻地立于道德意识上而用其诚的，因而亦真正能把握儒圣立教之本质。新儒学的兴起，五代的坠落是直接唤醒其道德意识的机缘；但其兴起的机缘还不止于此，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对佛教的抵御，间接地因佛教之刺激而益显其“道德性的理性”之骨于之不同于佛、老。
  这里把我们上面讲的中国文化的内外两个方面的问题都讲到了唐、宋两个时代，一般认为，唐比宋文化高，外国人也以唐代表中国，把中国人称为唐人。但是，唐的文化是表面的、形象化的，没有树立起和传承下来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因此，接着唐的五代十国，人心不古，无道德意识，不讲人格，无廉耻，尽出奸臣，政权割据和反复更替，社会混乱，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相反地，宋朝的文化最为成熟，人们的道德意识最高。
  南宋末年朝廷（国家）已大势所去，还出现文天祥等伟大的民族英雄！当代最权威的史学家陈寅恪、邓广铭等，谓“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化“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牟宗三又说：
  残唐、五代衰乱，世道人心败坏，人无廉耻，这是最大的惨局。在这个背景下，才要求儒家的复兴。宋明儒家完全是道德的觉醒。宋儒的兴起就是对着残唐、五代的人无廉耻而来的一个道德意识的觉醒。道德意识的觉醒就是一种存在的呼唤，存在的呼唤就是从内部发出来的要求。
  以上就是中国儒学发展之第二期宋代新儒学的内在本质和文化价值之所在，它的产生和形成就是要恢复和发扬儒家的“内圣”之学。
  北宋新儒学的代表者主要是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被称为北宋五子。邵雍另成系统，一般是就前四子讲北宋新儒学。据研究，此四子分成两个系统：一是周敦颐、张载、程颢系，主要以程颢为主，可以简称为程颢系；二是程颐系。程颢系除下开以胡宏、张栻为代表的湖湘学统外，主要是和程颢系分别下开“道南”两个学统。程颢系是下开龟山（杨时）、豸山（游酢）以至罗从彦、李侗学统，即所谓杨（游）、罗、李；程颐系是下开朱熹学统。据牟宗三研究，周敦颐、张载、程颢系“这条路是宋学的正宗”，是新儒学的正宗；而程颐系至朱熹学统，其源头程颐之学非宋学正宗，不是新儒学正宗，因朱熹集大，是其后的宗主，只能称朱熹为“别子为宗”，此是借用中国古代宗法制嫡长子孙为大宗、正宗的说法。牟宗三说：
  程明道（颢）讲仁有两个意思。仁就是主观地讲的道体，可以跟客观讲的道体同一，这就是以“一体”说仁，是明道讲仁的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以“觉”训仁，反过来说，仁就是不麻木。这两个意思是一个意思。有感觉、不麻木，有感通，就涵着“一体”，“一体”从感通来，所以这两个意思是相连的。……程明道提出来的以“一体”说仁、以“觉”训仁这两个观念后，他的后学中，杨龟山喜欢讲“以一体说仁”，谢上蔡喜欢讲“以觉训仁”。杨龟山、谢上蔡是二程门下的两个大弟子。朱夫子批评杨龟山“以一体说仁”、批评谢上蔡讲“以觉训仁”，其实是批评程明道。 宋明新儒学一般分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心学。上述程颢系与程颐系，是和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相对应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发展。陆、王之上承很少有人深入研究，其实也就是程陆（王）心学。程朱理学之程是程颐，程陆（王）心学之程是程颢，兄弟思想的差异衍变为后来的两个学统。程（颐）朱理学主张“性即理”，即程颐谓“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程（颢）陆（王）心学，程颢有“心即理”的意思，曾谓“心是理，理是心”，后来衍变为陆王的“心即理”。陆九渊认为，二程思想，“伊川（颐）蔽固深，明道（颢）却通疏”，肯定程颢，因而将程颢思想推阐扩充，形成自己的“心即理”的思想体系。所以，陆王心学应是程（颢）陆（王）心学。
  龟山（杨时）是程门（主要是程颢）四大弟子之首，历来称其学为“程氏正宗”，是符合实际的。《龟山年谱》说：
  时明道（程颢）之门，皆西北士，最后先生（按指龟山）与建安游定夫酢往从学焉，于言无所不说，明道甚喜。每言杨君最会得容易，独以大宾敬先生。后辞归，明道送之出门，谓坐客曰：“吾道南矣！”时谢显道亦在门，为人诚实，但聪悟不及先生。故明道尝言杨君聪明。元符间，伊川先生归自毗陵，见学人多从佛学。独先生与谢（良佐）不变，因叹曰：“学者多流于夷狄，唯有杨、谢长进。”
  可见，龟山、豸山（游酢）“道南”之“道”是正宗新儒学，即上面所说的“内圣”之学，呈现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后来，因朱熹集大成，名气大，把“源头活水”、把龟山I豸山之学掩盖了。这是把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伟大思想家埋没了
  上面所论，是我们认识李侗新儒学首先要知道的，应该是研究李侗新儒学的前提因为只有明确了李侗在新儒学中的位置，才能明白其文化价值之所在。今知名学者蔡仁厚说：
  从师承上说，朱子当然是延平弟子；但若专就理之脉传而言，朱子实不传龟山、延平之学黄梨洲所谓“龟山三传而得朱子，而其道益光”，实只是单从师承上说的仿佛之见。朱子所光大的，乃是伊川之道，并非龟山之道。龟山一脉，实到延平而止。
  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李侗之学是宋学、新儒学正宗，是“道南”、闽中最后一位正宗新儒学，其核心价值是内圣成德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