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延平李侗，平易若一田夫野老，一生如冰壶秋月，唯留一墓于人间。其守静安心，令后人难以置喙。笔者亦然，缘于屡请，闲而述之。
  1、身前身后简洁明了
  李侗（1093-1163）字愿中，世称延平先生，宋南剑州剑浦崇仁里（今南平炉下乡樟岚村）人。少习举子业，及冠，游乡校．有声称；次年（1113），罗从彦讲学于罗源里南斋书院，李侗闻其得河洛“不传之学”，于政和六年（1116）慕名而拜之为师；罗从彦认为李侗“向道甚锐”，“趋向大抵近正”，而因才施教，去其惑岐，从而授受《孟子》之说。
  李侗从学罗从彦累年，尽得其所传之奥。李侗少豪勇，尝夜醉，驰马数里而归；自此养成徐缓，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其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所居狭隘，屋宇卑小，然甚整齐潇洒，安物皆有常处；其制行不异于人。李侗效仿罗从彦，静坐以求“天理”，久之，对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罗从彦盛赞许之。
  李侗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弃科举，“穷经谈道”，一志圣人绝学；常食饮不充而怡然自适；每终日危坐，神彩精朗，无隤堕气，生平得于周敦颐之洒落。对待后学，答问不倦，“虽随人浅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尝言：“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是，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又曰，“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其论《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闲居山乡，仍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
  李侗事亲、兄孝谨，乐善好施，振助贫困；绍兴五年（1135）十一月，罗从彦病卒于汀州武平县学；数年后，李侗将罗从彦归葬于延平黄漈（今延平区水南街道罗源村）。同门友朱松雅重之，其子朱熹父事之。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首次访问李侗，拜之为师；李侗正其误，教之读圣贤言语，朱熹顿悟异学之失，因专心于道，辞去复来，而所闻益超绝，卒得其传。李侗拙于语言，然其讲道奥析极秋毫；于无可语言处，以不言为言，具能得时行物生之妙；其议论侃正，能体用一原。朱熹首用其说，以为对，世韪之。
  李侗之子试吏傍郡，更请迎养，隆兴元年（1163），李侗就养，自建安如铅山，“访外家兄弟于昭武”，既归，道出武夷，福唐（今福清，而实指福州）守汪应辰以书礼来迎，求质所疑；十月，李侗应邀至福唐讲论，方三日疾作，于十五日病逝于府治之馆舍；李侗孙护丧归葬剑浦崇仁里瓦口（今炉下镇瓦口村）；门人朱熹来会葬，为词以诔之，且撰行状，称之曰：“气节豪迈……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于事若无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沙县邓迪曾说：“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诚是也。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序录》中，全祖望称：罗从彦“在杨门，所学虽醇，而所得实浅”，而“一传为延平则邃矣”。
  宋淳祐六年（1179），提刑杨栋为之请谥，淳祐七年，赐李侗谥文靖。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八月，以胡瑜请，赠太师，追封为越国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从学臣熊尚文请，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允学臣沈涵疏，御书赐额曰“静中气象”。
  2、李侗行状后人误读
  李侗世居延平，曾祖李幹字守臣，祖李纁，父李涣原名李洫。民国《南平县志·选举》载：李幹登天圣二年（1024）进士，为屯田郎中；李纁登宝元元年（1038）进士，为朝散大夫：台湾彭桂芳《“唐山过台湾”的故事》载：李氏以得姓始祖李利贞为一世计算，至五十三世为李楚珪；楚珪子尚昊，传闽西李火德一脉，而另一子尚前，于唐天宝年间（742-755）开基延平；入宋而传至李侗之曾祖李幹。李侗子友直字端文、信甫即友谅字诚父（一作：李信甫名友谅，以字行），同科举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王十朋榜进士，友闻未仕；信甫仕至监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广东、江东宪，以特立不容于朝；信甫曾孙溶，登咸淳元年乙丑（1265）阮登炳榜进士。
  朱熹《延平先生李公行状》谓：李侗“自建安如铅山，访外家兄弟于邵武，过其门弟子故人于武夷。”新修《陇西郡龙岭李氏家谱》则谓：“朱子述行状，云‘归而访外家兄弟吴方庆于邵武，遂游武夷’。查吴方庆是公之内兄，曾任邵武的考官，调永昌县尉，擢福州司户，历任松溪知县等，绍兴初以通直郎致仕。归延平，卒。公为述行状。是则无访方庆于邵武之行。”又谓，李侗“妣吴氏恭人，邑之先儒吴仪之孙，雷州刑曹（未赴任）吴觏之女”，即李侗为吴觏女婿，而吴觏则为吴仪子。这其中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李侗“妣吴氏恭人，邑之先儒吴仪之孙”。李侗“妣吴氏恭人”是否“邑之先儒吴仪之孙”，也就是说，吴觏是否吴仪之子。1994年编辑的《南山吴谱资料汇编》等南平吴氏族谱列载：南平南山吴氏有长官、长史、司马、中山四派。吴仪与吴觏皆出自司马派，但分属两支：司马派吴珮子五，第三子侃，侃第三子文通，文通次子仁肇；仁肇子三，长子仲汜（一作仲巳），仲汜生熙，熙子二：择、接；仁肇次子辅，辅第四子（一作行二）君仪，本地方志作仪，即藏春先生吴仪，与吴熙合称“双璧”。吴珮次子誾生统，统生增（坛），增生用和，用和生照，照生觏，觏生方庆（本地方志作芳庆），方庆生仁荣。据谱，吴觏并非吴仪子，而是吴照之子，也就是说，李侗“妣吴氏恭人”如果是“邑之先儒吴仪之孙（女）”，那么依谱只有一种可能，即吴觏过继给吴仪为嗣子，只是族谱中无此类记录。本地方志载，吴觏以政和七年（1117）特奏，官雷州刑曹，以道远弗赴。
  第二个问题：李侗“外家兄弟”与“内兄”的关系。如上所述，据本地方志与南平吴氏族谱，吴方庆即吴芳庆，乃延平南山吴觏之子，宣和三年（1121）进士，确是李侗“内兄”。然而，“内兄”却非“外家”。“外家”指母族而非妻族。所谓“外家兄弟”是指李侗母亲娘家的、李侗母亲的兄弟之子，即与李侗为姑舅表兄弟。李侗父李涣（民国《南平县志》误作李焕），据新修《陇西郡龙岭李氏家谱》，李涣“妣饶氏”，则李侗母亲为邵武饶氏，或者李侗母亲的兄弟迁居邵武，故李侗晚年“访外家兄弟于邵武”是访邵武饶氏的姑舅表兄弟。
  第三个问题：《延平先生李公行状》之“访外家兄弟于邵武”并无“吴方庆”三字，却被新修《陇西郡龙岭李氏家谱》擅改为“朱子述行状，云‘归而访外家兄弟吴方庆于邵武，遂游武夷’”，此乃不知“内子外家”之别而擅自将李侗“内兄”吴方庆误认作李侗“外家兄弟”，从而得出“是则无访方庆于邵武之行”，似有不妥。
  3、收辑史料以助研究
  笔者近日匆匆翻阅一些资料，结果发现《李侗文化研究》250页，所收李侗诗文仅7页，诗六书二铭简各一，民国以前他人古诗文67页，不如不收。集中收文虽多而失之凌乱，古今杂陈而今不如古；文多于叙而寡于论，似洋洋乎文化，或无助于研究。
  《李侗文化研究》中，古文以收民国版点校本《南平县志》为主，而多为节录之文，例如熊汲《奏补罗李二儒从祀疏》，仅节录前面一段“臣惟崇儒重道……昭示宠褒，各赐美谥”约900字，且节录断在“各赐美谥”颇为不妥，易生此疏为“请谥”疏文之误。此疏文本题作《请李侗罗从彦祀孔庙疏》，其前有“奏为录真儒明道统以光圣治事。臣窃谓”一句16字，其后则有约1050字一大段，惜哉未录。杨栋《请諡罗李二先生状》末句为“实非小补云”，《李侗文化研究》及所引民国《南平县志》作“实不无小补云”，语气上相去甚远。
  所收李侗书二篇皆为《与教授公书》，属于家常书信，而李侗以论佛学与儒学问题之重要书信《见罗先生书》（或题作《谒罗从彦书》、《初见罗豫章先生书》）却未收，此书1000余字，直指入道之门，有谓：“圣学未有见处。在佛子中，有绝嗜欲，捐想念，即无住以生心者，特相以游。”而“儒者之学，可会为一：所以穷理尽性治国平天下者，举积诸此，非自愚则欺也。”是亦可惜。李侗理学思想之流传，以朱熹依据其书信所辑《延平答问》为主，其中辑录信文24篇64条等内容，约7600字；此亦未收，实足扼腕。此外，还有《与罗博文书》（约210字）、《与刘平甫书》、《又与刘平甫书》（合80余字）以及五律《简霄黯淡寺倡和志别兼送林御史次韵鐫石》等，皆未收入；其中，诗由于标题太长，本地方志于其题下未署名，而此诗前后之诗皆署“李侗”，可确知是李侗所赋。而罗从彦《邀月台》，李侗有评语，亦未收入。
  李侗《和静庵山居自咏》或题作《和静庵山居》，“自咏”二字似有蛇足之感。周木与熊尚文两篇《请从祀疏》原题分别为《延平李先生从祀孔庙疏》、《提督学道请速覆从祀罗李疏》，孙慎行《覆从祀议》原题为《礼部题覆疏》；费宏《新建李延平先生祠记》一题作《延平李先生祠堂记》，何维柏《重修李延平书院记》本地方志皆题作《延平书院记》，周木《延平问答序》方志题作《延平答问序》，朱熹《祭延平李先生文》与《又祭延平李先生文》方志题作《祭李延平先生文》与“又”文（即《又祭李延平先生文》），此最令人不解，不知变更“答问”与“问答”、“李”与“延平”的顺序意义何在。朱熹《挽延平李先生》三首，方志题作《挽延平李先生》，亦如此；朱熹还有《挽李延平先生》二首，方志于题下注“用西林韵”，或径以《用西林旧韵》为题。徐渭《谒延平李先生祠》或题作《谒延平先生祠》，无“李”字。
  《延平李先生賛》乃“三山林兴祖”所撰，见诸本地方志，《李侗文化研究》却“选自古田县城南巷侗公祠”错误的“《延平李先生像赞》，元·林之蕃”，不仅衍一“像”字，就连作者也擅自改之。按林之蕃为明末高士，与崇祯七年（1634）前往主持鼓山的永觉元贤有往来，且作有《呈赠永公大师有序》，见载《鼓山艺文志》。诗作者“张学举”、“俞廷芳”分别误作“张国举”、“俞延芳”，记文作者“赵师复”误作“赵师夏”，“何维柏”目录误作“何维伯”；《题延平书院光风霁月亭》作者“王公济”，明、清府志作“宋”人，而清、民国县志以及《李侗文化研究》皆误作“明”人，据乾隆《温州府志》，宋宣和年间（1119-1125）确有“王公济”任瑞安知县。
  有关李侗文化研究，首先应广泛搜集史料，甄别分类，整理校对，分别编辑成书。对于资料，大致可按以下三类进行编辑：一类为李侗著述或李侗当世人记述李侗之言行，如现有诗文以及新发现的其他资料；一类为民国以前后人纪述李侗之文章，如传记、墓铭、祠记、疏文等；一类为今人撰述文章，如研究论文、散文、杂文等。
  前二类在广泛搜集后要进行整理校对，然后一次性编定。如清人张伯行依据《延平答问》、《语录》、《萧山读书传》、《论语讲说》、《读易管见》等辑编汇成的《李延平集》四卷，顺治年间李孔文刻本、题作“李侗撰，朱熹辑”的《李延平先生文集》五卷，以及《延平答问》（单行本，约7600字）、《闽中理学渊源考》、《伊洛渊源续录》、《宋元学案》（除《延平答问》外还有《附录》17条约1400字）、《宋元学案补遗》（有《延平要语》4条、《延平语录》2条以及“案语”、《附录》数条等，约1900字）等，上文提及的《见罗先生书》、《与罗博文书》、《与刘平甫书》、《又与刘平甫书》、《简霄黯淡寺倡和志别兼送林御史次韵鐫石》诗以及罗从彦《邀月台》评语等《全宋文》亦收有李侗文章。
  陈渊有《答李延平书》二函约250字。新近发现一篇涉及李侗的重要文章：《文林郎李侗除国子正制》（正文近50字），翟汝文撰。翟汝文所撰制词是比较有名的，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述“陈氏曰……汝文制诰古雅，多用全句，气格浑厚，近世罕及。”
  朱熹所撰《行状》、《祭文》有多种版本，除县志等资料之外，还有朱熹的各种《文集》以及《伊洛渊源续录》、《闽中理学渊源考》等，也可互参校对。汪应辰《李延平先生墓志铭》，可查阅其《文集》互参校对。
  李侗《年谱》、《年表》现知有四种：一为张伯行重订《延平李先生年谱》一卷，正谊堂全书本；一为毛念恃编《延平李先生年谱》一卷，清乾隆十年（1745）刻《延平四先生年谱》本；一为王云王编《宋李延平先生侗年谱》（其署“李侗撰”有误），台湾版；一为《李侗年表》，见本地方志：
  纪述李侗之记、序、诗文，除已收之外，还有：刘健《延平书院记》（或题作《重修书院记》）、徐海《重建书院记》、游居敬《延平李先生祠记》、周亮工《李延平先生文集序》、李佐圣《李延平先生文集序》、刘将孙《书文集后》以及潘江《谒李延平先生祠》诗；此外，《李侗文化研究》既收曾佩《祭四贤书院文》，则石善才《延平四贤像记》亦可收之，而《崇明州学先贤祠堂记》似亦涉及李侗；延而广之，则各地资料记载的李侗专祠，也可以留意搜集编入，此事意义重大。
  李侗传文，《宋史》与民国《南平县志》之外尚有许多，如：《宋史新编》约570字，《宋元学案》列“豫章门人”《文靖李延平先生侗》约300字，黄仲昭《八闽通志·延平府理学》约320字，嘉靖《延平府志·道学》约1000字，何乔远《闽书·英旧志》约500字，乾隆《福建通志》约260字，乾隆《福建续志》约1120字，乾隆《延平府志》约990字，嘉庆《南平县志》约6000字，道光修同治刊《福建通志》约1580字，董天工《武夷山志·理学》约110字，郑文贞《闽贤事略初稿》约1700字；《史质》、《南宋书》、《伊洛渊源续录》、《皇朝道学言行外录》、《闽南道学源流》、《宋诗纪事》、康熙《福建通志》、民国《福建通志》等都有李侗传文，长短不一。
  民国《南平县志·儒林传》之“李侗传”，实乃知县杨桂森所撰，是一篇有标题即《李延平传》的传记，是一篇意有所指、隐含“潜台词”的传记，在“延平四贤”的传文中，杨时、罗从彦、朱熹三传皆无标题，且其总字数还不及李侗一传之字数。民国《南平县志》转录时，删去了标题与作者。
  （陈建生：武夷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