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字愿中，南宋南剑州剑浦（今延平区）人，学者称延平先生。曾师从杨时高弟罗从彦，皓首穷经四十年，是理学集大成者、先哲朱熹的入门老师。李侗不仅对理学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在教育方面也有突出表现，是一位有作为、有影响、有成果的教育家，他的教育目的、教育态度、教育原则、教育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亮点，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深入探究。
  作为闽学鼻祖杨时的出生地和故里的归化（明溪）县历来有崇奉理学家、教育家李侗之举，这不仅因为李侗的后裔发展至县境内，更主要是“若乃李之延平，相距咫尺，受学豫章罗公之门，尝往来吾治境内者：朱之元晦领簿同安，亲炙延平李公之教，亦曾历访杨罗二公者。是虽先后殊时默契，有功于吾道，庙食宜在所同。”“盖龟山产兴善里，得程门之学，豫章得龟山之传，延平学于豫章，晦庵学于延平，常往返此地，又为讲道之乡，祠而祀之，孰云非宜？”（林海权、胡鸣编著《杨时故里行实考》128、13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因此，归化县境内先后有三处崇奉包括李侗在内“道南”诸贤儒的建筑。其一是四贤堂。“四贤堂．在县东瀚溪，杨时族居龙湖市，与其友罗从彦游从，往来于此。明成化初（1465）里人揭文俊因构堂并李侗、朱子祀之，匾曰‘四贤堂’，为弟子讲学之所。”（清道光九年《福建通志》卷二十七《坛庙》）其二是四贤祠。“四贤祠在城北峨眉山下，祀杨龟山、罗豫章、李延平、朱紫阳四先生。昔为文庙，后改为书院”。（民国三十二年《明溪县志》卷十《建置志·祠庙》）其三是乡贤祠。“归化县乡贤祠，祀宋儒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清康熙二十三年《福建通志》卷十一《礼典·汀州府归化县·乡贤祠》）以上说明，通过建祠堂形式，崇奉包括李侗在内的四贤，并作为讲学、研习理学、培养弟子之所。既学四贤传承的理学，又学四贤的办学理念。可见包括李侗在内的四贤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影响之广之深。
  笔者认为，李侗在教育方面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一、唯“道”是资
  李侗为什么既专心专意地研习儒道，又诚心诚意地传承播扬儒学呢？因为他认为“道”可以循理明义，所以唯“道”是资：首先他认为“道”可以“治心”。李侗在初见罗从彦的书信中说：“抑侗闻之，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饥，衣之御寒也。”把儒“道”对人的重要性提高到与维持人的生命的衣食一样同等重要。然而，这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儒者之道，可以善其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民国《南平县志》，1985年5月点校本）“李侗忧国伤时，每以三纲不正，义利不分为言……倦惓于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励廉耻，以为治本，使得各表见，以致之用，必有可观”。“三纲不振，故中国之道衰，西夷狄盛，义利不辨，故人心陷溺，而主势孤”，只有儒道才能救世，“颓风可振，人极可立，而宋事不至于日非矣”。（《李侗文化研究》103、105页，南平市李侗文化研究会编，南新出（2009）内书第55号，2009年8月1日版，以下只注书名）可见李侗的教育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认为儒道不仅能明天理、正人心，还可以救时救世、安邦定国。有了这种认识，李侗学道非常自觉，传道异常热心，结果不但成了“冰壶秋月”般高尚品格的人，而且培养出集理学之大成者朱熹。
  二、传道授业
  唐朝的韩愈在《师说》中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李侗作为朱熹等学者的入门老师，同样把传道授业作为最主要的任务。朱熹在《祭延平李先生文》中说：“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觉其徒，望门以趋。唯时豫章，传得其宗。一箪一瓢，凛然高风。猗欤先生，果自得师。身世两忘，唯道是资。精义造约，穷深极微。冻解冰释，发于无机。”这段话赞扬杨时、罗从彦，李侗三位学者一个接一个地把二程弘扬的儒道洛学传承开来，传向东南海滨的卓越功绩，特别赞扬李侗学道和传道的突出表现。倡道东南的四位学者都以研习和传承儒道为人生的宏愿。杨时“州县浮沉四七春”，罗从彦“潜心著述讲学”，李侗“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朱熹“安贫乐道，勤谨治学”，他们都为东南沿海思想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但李侗的贡献又有其特殊性。通过李侗的引导启发，朱熹从思想到行为上实现了“逃禅归儒”的重大转变，成为朱熹从接受儒学到发扬光大儒学的坚实基础，因此说李侗的教育功劳大矣！无怪乎，清于辰在《李延平先生祠碑记》中说：“故有龟山不可无豫章，有豫章不可无延平，无延平，是无朱子也。”
  李侗把杨时、罗从彦传承的二程学说，通过潜思力行，传给朱熹。据陈荣捷先生统计，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曾引用32个学者的731条语录，其中二程之论225条、杨时之论73条、尹焞90条、李侗13条。（《闽学源流》106页，刘树勋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联系到吕思勉先生说尹焯之论“其传亦不广”，那么二程225条语录应该主要是通过杨时、罗从彦、李侗这条道南学脉传承下来的（当然，武夷湖湘学脉也有传承部分内容），而李侗的13条应是有创见之论。这说明李侗在传道授业方面是有重大贡献的。
  三、循循善诱
  循循善诱是李侗教育理念的一大特点。朱熹是在师从胡原仲、刘勉之、刘屏山，受其佛老思想影响较深的情况下请教李侗的，李侗听其介绍后认为朱熹过去所学是不对的。李侗没有严词斥责，仅仅只说“不是”，朱熹不接受，极力进行辩解。李侗没有发火，没有严肃批评，而是“只教看圣贤言语”：于是朱熹把禅学搁起，“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于是尽弃所学而师焉”。这就是史书上说的朱熹“逃禅归儒”：
  朱熹“逃禅归儒”后，李侗把二程学说的核心“理一分殊”论作为“入门须知”指导朱熹研习，强调“理一分殊”，重在分殊。李侗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宋赵师复《李先生文集序》，《南平县志》卷十六）这一点正是李侗在理论上的独创发挥。
  从上述可以看出，李侗用循循善诱的方法，将沉迷于禅学的朱熹解脱出来，并引进儒学领域，取得了莫大的成功。其步骤是：首先引导朱熹读圣贤言语，从中受到启发，实现了“逃禅归儒”的目的；然后从理学的核心思想切入，在抓住重点之后，又帮助他突破难点，让他产生学习兴趣和欲望；再进一步指导研习方法，使他在学业上发挥潜力、步步深化，终于造就了一位杰出的理学家和教育家。这种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使受教育者不会产生抵触情绪，且在不知不觉中步步推进，最终实现教育目的，这就是李侗教育的成功之术。
  四、释疑解难
  帮助求学者抓住学习重点、突破难点，是教育者的重心工作。朱熹在师从李侗学习儒学过程中，曾带着学习上的问题分别于1153年、1158年、1160年、1162年多次面见李侗，短则一个月，长则几个月，向先生请教。朱熹第二次到南平拜见李侗时，向先生提出《春秋》、《论语》有关章句中18个问题。第三次到南平，在李先生寓所旁边的西林院住了几个月，李侗重点辅导了《易经》和“理一分殊”论。1162年秋，朱熹在崇安面见老师，并一同畅游武夷山，边领略武夷风光边研讨儒学。前后四次见面，李侗指导朱熹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在朱熹进学的道路上费了不少心力。
  除了当面请教老师外，朱熹还多次用写信方式向老师提出请求解答的难题，李侗前后回信几十篇，由朱熹汇编的《延平答问》收入了其信文摘要二十四篇，六十四条，还收入面见时的对答语录百条以上，共二万六千余言，内容涉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易》、《春秋》等。
  李侗和朱熹教与学之间的频繁互动，从教育方面有如下启示：1、学生学习很自觉，老师辅导很耐心，这是学习成功的关键，特别是老师对学生提出的这么多疑难问题，不厌其烦，不推诿不拖欠，耐心解答和引导，其精神难能可贵。2、李侗对朱熹穷根究底的提问没有呵斥，没有贬损，也没有彰显老师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是以师生平等、互相尊重的谦虚语言回应。如：“承示问，皆圣贤之至言，某何足以知之？而吾元晦好学之笃如此，又安敢默默也？”“未知元晦以为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见剧论。语言既拙，又无文采，似发脱不出也，元晦可意会，稍详之，看理道通否？”“某兀坐于此，朝夕无事，若可以一来，甚佳。……致千万意。”（《李侗文化研究》27—29页）这与其说是函授问答，不如说是启发讨论，也可以说是交流学习心得，反映出师生平等的内涵和学生是主体、老师是主导的正确关系。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倡导的教育理念。3、师生互相尊重，不等于学问上苟合。朱熹孙婿赵师夏在《跋延平答问》中叹道：“世之学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而不知师弟子之间，离合从违之际，其难也如此。呜呼！此善为千古计也，岂容有一毫曲徇苟合，相为容悦之意哉？”（同上28页）师生间可以探讨，可以辩论，但学问不能苟合，也不能用来取悦对方。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是老师所必须具备的，否则不就成了是非不分、曲直不明的伪君子了吗！
  五、为人师表
  作为教育家，李侗真正做到了为人师表。作为读书人，他不同于当时社会一般读书人所追求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不作官、不作文，24岁从学于罗从彦后则“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颓然若一田夫野老”，但他“向道甚锐”“坚守师传，讲切不舍，力持斯道之信者，垂数十年”。（同上2页、111页）可以说，他为了“悟”道，排除了一切杂念和干扰，身心高度集中，几十年不变，其毅力令人叹绝！而且他的所作所为曾遭到一般人的非议和嘲讽，但他并不在意，一心体验圣人绝学，一生不改其志。另一方面，他伤时忧国，乐于助人，表现出高尚品格。他鼓励朱熹上书皇帝进言矫正时弊，以利抗金，还说：“吾侪虽在草野，忧世之志，但无所伸，亦可早发为佳。”（《宋史·李侗传》）李侗虽然过着十分清苦简朴的生活，却乐于助人。《宋史·李侗传》说：“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则为经理振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经日油油然。”李侗教育学生，做到诲人不倦，尽心尽力，朱熹在《祭延平李先生文》中感慨地说：“从游十年，诱掖谆至。”“久依教育，义重恩深。”
  李侗的高风亮节，为后世所公认。《宋史·李侗传》说：“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非吾曹所及。”后人以“光风霁月”、“冰壶秋月”、“静中气象”赞誉李侗的品格。宋元明清对李侗多次封赠，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书题额“静中气象”，这是李侗这位田园哲人的最高荣誉。
  对于这样一位老师，门人必受其感召，教必成，育必果。所以当朱熹知李侗去世的消息后，赶回南平，伏哭先生灵柩之前，下葬时又来参加会葬。还写了长篇悼文和《李先生行状》，文中说：“讣音夕至，失声长号，泪落悬泉……伏哭柩前，奉奠以贽。”后来，又把老师给他的信件和平时的语录等汇编成集以传后世。可见师生感情之深非同一般。这是受李侗这位老师学识、人品、行为感召的结果。可以这样说，李侗是为师者的典范。
  李侗这位思想家、教育家，在弘扬理学和培育人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有丰硕的成果：一是教育出青于蓝而胜于蓝的门人朱熹，其博大精深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成为封建社会七百多年的治国思想。正如明周木在《延平答问序》中说：“先生之举，虽出于罗杨，而自得之妙，则青于蓝，而寒于冰，是宜朱子之出其门也”。（《南平县志》卷十六）二是实现了二程“吾道南矣”的目标，由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主共同将理学传至东南海滨，使其成为伊洛之地、邹鲁之邦。正如明游居敬在《请从祀疏》中说：“而其师友渊源之所自，譬之水也，则杨时肇其端，罗从彦浚其流，李侗洪其派，至朱熹汇其波澜，而要其止宿者也。”（同上，卷十二）三是直接开创福建思想文化的繁荣，使福建成为宋明理学的根据地，而且一度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正如《宋元学案》中言“杨文靖公三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宋自濂溪诸君子出，东接其传于邹鲁，而南及滨海之闽，而后中原文献，十九在闽。”（同上，卷十四《重建朱文公祠祀》）当时学术，南自福建，北到河朔，东起苏浙，西迄四川，几乎都是闽学先贤及其门人后学的天下。所谓“朱子门人半天下”，其言不假。可见，李侗这位承前启后的理学先贤，李侗和朱熹，这对名垂千古的师生，对于中国哲学、文化和教育贡献大矣！其功伟矣！
  （李云生：福建省明溪县杨时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