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强调深潜缜密的同时，李侗也很重视静中体认的修养方法。朱熹在追忆先师的教诲时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这也是早期闽学派从杨时到李侗的一贯主张。
  “大本未发时气象”，李侗有时亦称之为“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并非指人没有任何心理活动之前的一种心理状态，而是指道德本体境界。它同喜怒哀乐之间是体（性）和用（情）的关系，而非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静中体认”，李侗有时亦称之为“静坐中体认”或“静坐中观”，故亦可称之为“静观”，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使个体的意识活动转变为一种心理直觉状态，从而获得与外部世界（也是与人的伦理本性）融为一体的浑然感受。
  由于未发、已发是一种体用关系，而这在李侗看来又是不能“作两截看”的，即不能截然分为时间流程中的两个阶段，体用不可分。所以，虽然李侗比较强调“静”（与“动”相对）中工夫，然而这个“静”又不只是“动静”之“静”，而更是本体之“静”，它要求“于发用处该摄本体，因此端绪而下工夫以推寻之”，即由已发推寻未发。故朱熹尔后提出以“敬”代“静”，还是深得师门宗旨的。
  李侗所提倡的这种修养方法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重视道德主体内在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存得此心，勿为事物所胜”，即不为外界环境所左右，不为传统的、固定的观念所支配，而寻求独特的、真挚的道德体验；第二，重视道德直觉，他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这种直觉体验的心理氛围，又是做“深潜缜密”工夫的重要前提。这样，由杨时、罗从彦所传习下来的静的工夫，到了李侗这里达到了顶点，这为朱熹开创新的理论局面创造了条件。
  朱熹受师门的影响，也特别重视道德修养的教育。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为此，他提出了以立志、主敬、存养及省察为四大端的修养内容和方法。
  他主张学者为学首先要立定志向，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学者大要立志。……志不足以有为，此学者之大病。”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没有志向“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主敬，就是指培养严肃的、谨慎的、一贯的精神态度。朱熹说：“敬是不放肆的意思”。所谓“不放肆”，即是严肃谨守礼法的态度。所以他又说，“敬只是收敛来”，“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即是把放荡的心收敛起来，做一身的主宰，培养自我支配的能力。主敬，是培养谨慎小心的道德态度。他说：“敬只是一个畏字。”所谓“畏”，“如居烧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可畏是警惕的态度。主敬，也是培养精神专一或始终一贯的态度。他说：“主一只是专一”。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总之，李侗是经罗从彦上承杨时之学，下启朱子之学的理学家，他的教育思想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贡献。
  （王庆鹏：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