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北宋期间，闽人杨时（1053-1135）北上求学后，传播洛学于福建，开创了闽学派。在杨时之后，闽学薪火相传。南宋初期，闽学的重要传人是李侗。李侗经罗从彦上承杨时之学，下启朱子之学，成为两宋之际传承闽学的关键人物。后来的理学大师朱熹正是在李侗的指导下，潜心理学，广收门徒，对北宋以来理学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阐发，使闽学成为南宋时期人数众多、影响深广的第一大显学。李侗（1093-1163），字愿中，福建延平人。他在青年时代，曾从罗从彦学习《春秋》、《中庸》、《论语》、《孟子》，深得程学奥义。其后辞师归里，结茅山田，谢绝世故。同其为人一样，李氏为学重体验，深沉自得，不善言辞，不事浮华。朱熹早年曾游其门，多次向他求教。后来，朱熹将自己与李侗往返论学的书信编成一书，取名《延平答问》，使后人得以了解李侗教育思想的梗概。可以说，如果没有朱熹的《延平答问》，李侗的教育思想恐已湮没无传了。本文论述的李侗教育思想均源自《延平答问》一书。
  一、李侗讲究“深潜缜密”的读书方法和学术的平等对话
  李侗“深潜缜密”的读书观点，是以其对“理一分殊”问题的认识为基础的。自从二程明确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以来，它便成为理学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本体论问题。它主要是探讨“一”与“多”，即本体与现象、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其后，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门弟子之一的谢上蔡和杨时在处理“理一”和“分殊”的关系问题时，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谢氏重“理一”，主张“理一而已，一处理穷，触处皆通”；杨氏看重“分殊”，他说：“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极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李侗继承了杨时的思想，遂使重视分殊，成为闽学派的重要特色。
  在李侗这里，“理一”主要是指基本的道德原则，“分殊”主要是指具体的道德规范。就本体论而言，他认为人物虽殊，但推上去时，“亦只是此理一贯也”。但就方法论而言，他主张既要理会“一理”，更要理会“分殊”，并通过理会“分殊”，深入地把握“一理”。所以，当朱熹初随李侗学习，表现出“务为笼统宏阔之言”的倾向时，李侗告诫朱熹说：“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并进一步指出：“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也就是说，只有通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在思想上把握一理，在行动中体现一理。
  这一主张运用到读书上，便是“深潜缜密”的读书法：所谓“深潜”，并不是把眼光死盯在书本上追逐表面文字，而是要把握住书中的深刻意蕴；所谓“缜密”，即非草草读过、走马观花，而要精心研读，一丝不苟。“既得其体，则凡出于此者，虽品节万殊，曲折万变，莫不该摄洞贯，以次融释而各有条理，如川流脉络之不可乱，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细而品汇之所以化育，以至于经训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析之于此，无一不得其衷焉”。
  其后朱熹“熟读精思”的读书法，与此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朱熹认为，做学问要靠自己的努力，别人是不能代替的。他告诉学生，教师只能对学生起引导作用，要学到学问必须立足于自己学习。他曾对学生说，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在教师指导下重视学生的自学与研究，是大学教育中一种重要的方法。
  李侗认为人做学问和平常的生活起居是一样的，虽粗安，但不能随所寓而安之，假如以此为满足，就会有受困顿的危险。李侗认为：“在此粗安，弟终不乐于此，若以为随遇而安之，即于此兢赡，便不是此微处，皆学者之大病，大凡只于微处充扩之，方见碍者大尔”。李侗对学术讨论持平等态度，主张学术之间平等交流。在《延平答问》中，他对朱熹的答难及诸多论辩，都以平等态度相处，这对一个道学先生来说是很难得的。
  受此影响，他的学生、理学家集大成者朱熹也提倡自由讨论的气氛。朱熹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相互交流，无论在任何场合，他都让学生当场提问，在平时接触中，更是随时释疑解惑，相互交流，这在《朱子语录》中随处可见。朱熹不囿门户之见，进行不同学术观点之间交流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的美谈。朱熹认为，学生在学习中要发现问题，提出疑问，加以解决。提出的问题越多，则学习越深入；解决的问题越多，进步就越大。
  二、李侗倡导“观未发气象”的修养法
  在强调深潜缜密的同时，李侗也很重视静中体认的修养方法。朱熹在追忆先师的教诲时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这也是早期闽学派从杨时到李侗的一贯主张。
  “大本未发时气象”，李侗有时亦称之为“喜怒哀乐未发时气象”，并非指人没有任何心理活动之前的一种心理状态，而是指道德本体境界。它同喜怒哀乐之间是体（性）和用（情）的关系，而非时间上的先后关系。
  “静中体认”，李侗有时亦称之为“静坐中体认”或“静坐中观”，故亦可称之为“静观”，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平静思想和情绪，使个体的意识活动转变为一种心理直觉状态，从而获得与外部世界（也是与人的伦理本性）融为一体的浑然感受。
  由于未发、已发是一种体用关系，而这在李侗看来又是不能“作两截看”的，即不能截然分为时间流程中的两个阶段，体用不可分。所以，虽然李侗比较强调“静”（与“动”相对）中工夫，然而这个“静”又不只是“动静”之“静”，而更是本体之“静”，它要求“于发用处该摄本体，因此端绪而下工夫以推寻之”，即由已发推寻未发。故朱熹尔后提出以“敬”代“静”，还是深得师门宗旨的。
  李侗所提倡的这种修养方法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重视道德主体内在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存得此心，勿为事物所胜”，即不为外界环境所左右，不为传统的、固定的观念所支配，而寻求独特的、真挚的道德体验；第二，重视道德直觉，他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这种直觉体验的心理氛围，又是做“深潜缜密”工夫的重要前提。这样，由杨时、罗从彦所传习下来的静的工夫，到了李侗这里达到了顶点，这为朱熹开创新的理论局面创造了条件。
  朱熹受师门的影响，也特别重视道德修养的教育。他说：“德行之于人大矣……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就是说，德行对人有重大意义，不仅可以修身，而且还可以推而广之去治人、治国。为此，他提出了以立志、主敬、存养及省察为四大端的修养内容和方法。
  他主张学者为学首先要立定志向，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学者大要立志。……志不足以有为，此学者之大病。”人有了远大的志向，就有了前进的目标，能“一味向前，何患不进”。如果不立志，则目标不明确，前进就没有动力。因此，他要求学者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曰：‘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没有志向“直是无著力处”，他说：“所谓志者，不是将意气去盖他人，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学者大要立志，才学便要做圣人，是也。”主敬，就是指培养严肃的、谨慎的、一贯的精神态度。朱熹说：“敬是不放肆的意思”。所谓“不放肆”，即是严肃谨守礼法的态度。所以他又说，“敬只是收敛来”，“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即是把放荡的心收敛起来，做一身的主宰，培养自我支配的能力。主敬，是培养谨慎小心的道德态度。他说：“敬只是一个畏字。”所谓“畏”，“如居烧屋之下，如坐漏船之中”，可畏是警惕的态度。主敬，也是培养精神专一或始终一贯的态度。他说：“主一只是专一”。所谓“存养”就是“存心养性”的简称。朱熹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善性，但同时又有气质之偏和物欲之蔽。因此，需要用“存养”的功夫，来发扬善性，发明本心。他说：“如今要下工夫，且须端庄存养，独观昭旷之原。”从另一方面来说，“存养”又是为了不使本心丧失。“圣贤千言万语，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心若不存，一身便无主宰”。同时，从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来说，“存养”是为了收敛人心，将其安顿在义理上。“省察”即是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的意思。朱熹认为一个人要搞好自身道德修养，就应当“无时不省察”。在他看来“凡人之心，不存则亡，而无不存不亡之时。故一息之倾，不加提省之力，则沦于亡而不自觉。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因此，为了使人心不“沦于亡”，做事不“陷于恶”，经常进行自我反省和检查，是必不可少的。朱熹的这一见解，表明他在道德教育中既强调防微杜渐，同时又重视纠失于后。
  总之，李侗是经罗从彦上承杨时之学，下启朱子之学的理学家，他的教育思想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古代教育宝库，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贡献。
  （王庆鹏：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09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