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延平书院，位于南平城南九峰山麓。九峰山为闽江起点第一山，与市区隔西溪相望。因九峰层叠居市区周围诸峰之冠而得名。南宋嘉定二年（1209），延平知府陈宓，在城南九峰山麓仿白鹿洞书院模式在“剑溪草堂”原李侗居住地建延平书院，以纪念“延平四贤”，是福建最早的以官方名义创建的书院。据《南平县志》记载：“延平乃杨、罗、李、朱四先生传道之邦。嘉定二年陈复斋宓来守是邦，遂仿白鹿洞规式，创书院于南山之下，以为奉祀讲学之地。礼聘九江蔡念成为堂长，延请洪斋李燔定学规，捐俸市田，以赡生徒。时真西山帅长沙未上，亦来预讲。四方名士咸会。其后传守傅康重建祠堂于礼殿之侧，又籍废寺田以益之。初复斋以书院成，请于朝，乞赐额。当轴者格而不行。又尝请记于西山，旋复书之，记稿已就，以敕额未下，姑俟之。端平元年，郡守黄埒复请，乃敕赐‘延平书院’额。”（编者按：上述记载有误，专家考证陈宓任南剑州守是在“嘉定十四年”，此前他在江西南康军任上。）
  当然，志书误载并不影响延平书院的荣光。延平书院是一座园林式的书院，环境优雅，功能齐全，集教学与休闲于一体，有阁以尊经，有堂以会讲，有四斋以处肄业之士，有三亭以为游息之所。书院周围有“九峰月朗”、“三寺云深”、“猿洞秋风”，“龙津春浪”等延平风光名胜，院内有殿、祠、堂、斋，还有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等设施。明代徐海在《延平书院记》中记载，郡守陈宓，仰慕先生道德文章，温和纯粹，仿白鹿洞规，大殿有雕塑的孔子圣像，两庑有从祀孔子的贤儒画像。祠堂有四贤画像。临溪（闽江）有门、门内有桥曰：“风雩”，接两山跨莲池，池上有亭曰：“濯缨”；殿阶之南，有道南堂，左右列“诚明”、“忠恕”、“中和”、“敬义”四斋。东有光风霁月亭，堂后有阁曰：“尊经”，尊经阁之南有楼曰：“横翠”。延平书院曾名扬八闽，当时四方贤士会讲于此。“延平书院龙津渚，夜夜文光烛太空”。从明代诗人刘璋的描述中依稀可见当年延平书院的办学盛况。
  延平书院的产生与白鹿洞书院有关。白鹿洞书院在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下，为中国“四大书院”（白鹿洞、嵩阳、应天、岳麓）之一。白鹿洞书院是朱熹知南康军时修复，后朱熹调浙江任提举（专管茶盐之官），其学生陈宓继任南康军后接管白鹿洞书院。陈宓调任南剑州（今延平）后，仿白鹿洞书院的模式建延平书院。延平书院不仅建筑布局仿白鹿洞书院，办学宗旨、书院教条也仿白鹿洞书院学规。同时，延平书院与朱熹生前的书院情结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将历史上以私家办学为主的书院纳入官办学校的渠道，使之成为与官办州、府、县学同等待遇的官学，曾经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为之长期奋斗和追求的目标。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目的就是为了使书院成为官学的组成部分，以便与只会诱人“钓声名取利禄”的腐败官学相抗衡：但在宋朝，官办书院的发展并不顺利，尤其是庆元年间发生的“伪学之禁”，朱熹被打成“伪学之魁”，经历了禁道学禁伪学禁逆党的逐步升级的严重迫害，使理学家书院建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开禧三年（1207），策动“庆元党禁”的罪魁韩侘胄伏诛，其手下一批党羽树倒猢孙散。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伪学之禁”开始松动，诏谥朱熹曰“文”，称朱文公。其实，在朱熹的“庆元党禁”冤案尚未平反的情况下，陈宓创建延平书院，代表了一批崇尚理学的官员对党禁的否定，也是对党禁策动者的蔑视。在朱熹逝世22年后，伴随着敕封衔号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他的弟子们创建的书院也得到了相应的荣耀，并逐渐被纳入官办儒学的系统之内。宋端平年间（1234-1236）延平书院获宋理宗赐额，成为福建历史上第一所皇家承认，并予以坚决支持的官办书院。淳祐元年（1241），徐元杰任延平知府。徐元杰（？-1245），字伯仁，上饶人。师从朱熹门人陈文蔚、真德秀。绍定五年（1232）状元。他在执政之余，每月一次亲赴延平书院讲学。并为书院诸生制定了一个“日习常式”（相当于现代学校的课程表）：“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六经之书，随其所已，取训释与经解参看；早饭后类编文字，或聚会讲贯；午后本经论策，轮日自为常程；晚读《通鉴纲目》，须每日为课程，记其所读起止，前方皆然。每月三课，上旬本经，中旬论，下旬策。课册待索上看，佳者供赏。学职与堂职升黜，必关守倅。”体现了书院教学以“自为常程”即自学为主，以“聚会讲贯”即教师讲学为辅的特点，成为了极为罕见而珍贵的南宋时期福建书院教学安排程式原始资料。书院教职人员的考核和升迁，必须经由知府和通判审批，表明在书院官学化的进程中，官府享有书院教职人员的升迁和任命权。徐元杰在任延平知府期间，常到书院“会诸生亲为讲说。有讼者，亦呼至书院，以理化诲，多感悦去。”（《闽书》卷五七《文涖志》）
  作为宋代福建最早的官办书院，延平书院在福建书院发展史和教育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它结束了福建书院此前均为私家创建的历史，并为福建书院官学化的历史进程拉开序幕。古之延平五步一塾、十步一庠，被誉为“邹鲁之邦”。北宋时，延平南剑州“独先于天下兴州学”，孕育了理学南传的始祖杨时等人，杨时学术真传一传罗从彦，再传李侗，三传朱熹，史称“延平四贤”。延平书院里，曾保留过“延平四贤”各地讲学的史迹。诞生于延平的这四位大理学家是我国传统儒学和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继往开来的关键人物，为闽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延平因此有“理学名邦”之誉，“理学文化”成为延平区得天独厚的文化品牌。“延平四贤”在福建和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如果说，理学师承传脉中的“延平四贤”杨时、罗从彦、李侗奠定了二程理学和闽学结合的基础，那么朱熹就是中国理学的集大成者。我们在探索朱子文化底蕴时，无可否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理学宗师李侗是对朱熹影响最深的先师。朱熹的名字传扬久远，而他的老师李侗，人们却知之甚少。
  李侗（1093-1163），字愿中，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林乡（现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下岚村）人，人称“延平先生”。遥想宋朝，在闽北翠色峰峦之中，有一处“接竹引清泉”、“花木拥檐前”的寓所剑溪草堂，隐居着一位高士，他就是“禀高亮之纯粹，揭明辉之晶莹”的宋代著名学者李侗。李侗年轻时曾拜杨时的弟子罗从彦为师，后来他又成了朱熹的老师，杨、罗、李、朱师生四人都是理学大师。李侗得罗从彦真传后屏居山田，谢绝俗务，悉心研究理学达40多年之久。李侗的理论主要有“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说人在认识上有了疑问要通过“静坐思之”，才能激发智慧和灵性，才能达到“明人伦、察天理”的认识高度。在研究方法上提出要“理一分殊”，说研究问题要一事一事地反复推寻．要循序渐进，“别穷一事”，包含着从特殊到普遍的朴素的辩证法，实属难能可贵。李侗一生淡泊名利，好静坐，不喜著书作文，只有《萧山读书传》、《论语讲说》等少量文章，但他的语录颇多，由朱熹编成《延平答问》，后人又把它辑成《李延平先生文集》。
  李侗暮年接收朱熹为门生，并授予朱熹程派理学的精髓“理一分殊”，拂去正值青年时代的朱熹满身佛老之气，引导其“逃禅归儒”。期间，朱熹除了通过写信向李侗请教外，还先后多次到延平聆听李侗的教诲，这对名垂千古的师生，在历时十载的教学传授中，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和文化史上一次历史性的交接。李侗的为人和学风影响了朱熹的一生，对朱熹哲学思想的成熟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滋润了朱子理学的内涵，为朱熹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基础和铺平了道路。
  八百年来，延平书院历经沧桑，曾二次毁于兵灾，三次顷圮，元末，延平书院毁于寇，明知府俞廷芳重建；明正统年间又毁于寇，明景泰间重建；崇祯七年又毁，清光绪七年，巡道朱明亮、知府张国正重建；民国三年，建安道尹晋江人蔡凤初重建，最终毁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如今，老一辈延平学者谈及“延平四贤”，都会想起延平书院毁于“文革”的那段惨痛历史。（编者按：据载延平书院毁于1930年）前些日子，天朗气清，与朋友相邀登九峰山，在延平书院的遗址前，追寻流风余韵，任凭心驰神游。九峰山麓，星宿月朗，李侗和朱熹师生形影相随的身影依稀可见。竹林披风，西林院落，师生研究学问的足迹若隐若现。“茫茫古洞何年开，今日无人此地来。古哲名区颓落尽，空留明月夜猿哀：萋萎荒草一荒邱，莫说当年庭院幽：可惜吾生生独晚，山川文物两悠悠。”微风吹过，耳边仿佛响起明代乡绅施开治的阵阵感慨。
  “延平故里学犹在，传承仍须后来人。”2009年以来，南平市和延平区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对保护、挖掘、修复李侗遗迹、遗址和弘扬李侗、朱熹文化做了许多工作。拨款修缮了李侗墓，建立了“宋儒亭”，我们也期待“延平书院”早日重现昔日的风采。可以说，延平书院是“理学名邦”的“理学文化”的集中展示地，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延平书院对传承和发扬理学文化曾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理学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书院的重建是弘扬理学文化的历史责任和使命，是对理学文化的传承和延续的具体行动，对进一步展现九峰山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示延平“理学名邦”、“海滨邹鲁”的风姿和经典文化，让延城内外的市民及游客品味延平的风采，使延城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彩和活力都有重大的意义。
  （詹贤杰：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政协办公室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