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著述的版本，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是由朱熹开其端，而由后人逐渐增补的《延平答问》系统；二是出现在清初，在《延平答问》增补本基础上再增补、改编而成的《李延平先生文集》；三是拾遗部分，如李侗门人罗博文所编的《延平语录》，以及后人所编的《道南三先生遗书》等。
  据《福建通志》卷六十八（四库全书本）所列，李侗的著述除《延平问答》、《语录》之外，还有《萧山读书传》、《论语讲说》、《读易管见》三种。但这三种书均不见于前人，如为李侗写《行状》的朱熹、写《墓志铭》的汪应辰等同时代的人笔下；在宋人的版本目录书，如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也不见记载，且《福建通志》不注明材料来源，文献出处不明，故只能录此备考。本文暂且忽略不计。
  一、《延平答问》的版本
  众所周知，述而不作是李侗为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故朱熹说“李先生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朱子语类》卷一〇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他却不曾著书，充养得极好。凡为学，也不过是恁地涵养将去，初无异议。”（同上）但这并不等于他完全不立文字，诸如兴之所至，挥笔写下一些诗篇，向其师罗从彦书信问疑，为门人答疑解惑而撰写答书，等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所共知的，由朱熹编纂的《延平答问》。
  在宋人的著录中，此书或作《延平问答》。如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卷五下就作《延平先生问答》一卷，著录云“右延平先生李愿中之语，而晦庵先生所录也。”在《宋史·艺文志四》中，也作“《延平师弟子问答》一卷”。而朱子门人曹彦约在《昌谷集》中，为此书作跋，却题为《跋＜延平答问＞》。在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三《读本朝诸儒书》中，也是《延平李先生师弟答问》。在明清时期的刊本中，书名基本上都作“答问”，而罕有称“问答”的。
  《延平答问》约编成于隆兴元年（1163）九月。朱熹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春正式拜李侗为师，是其“逃禅归儒”的开端，在其学术思想的发展上，具有正本清源的重要意义。此后到李侗逝世之年（隆兴元年，1163）为止的短短几年中，朱熹或往延平面学，或书信往来请益。这些往来书札在李侗逝世后不久，即由朱熹编辑成轶，此即《延平答问》一书。
  （一）《延平答问》的宋刻本
  此书自丁丑至癸未（1157-1163）的书札，后附李侗《与刘平甫》书二通，共一卷，乃朱熹手订。最早的宋代刻本，就是一卷本。据考证，此书在宋代凡有三刻。可分为有年号可考和无年号可考的两种情况。此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廖德明序本。
  1、有年号可考的有两次刊刻：一是嘉定七年（1214）北海王耕道姑孰郡斋刻本。朱子门人赵师夏序称：“北海王耕道，旧读此书而悦之，摄篆姑孰，取之刊之郡斋，以畀学者，其惠宏矣。师夏赞贰于此，因得述其所闻于后，以告同学者，盖丙辰夏夜之言也。……嘉定甲戌三月望日。”（清顺治刻本《李延平先生文集》卷首，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五，四库全书本）摄篆，指代理（知州）官职，掌其印信；姑孰为安徽当涂县治所在地，宋代为太平州州治所；此所谓“郡斋”，即州学，宋时又称当涂郡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现存最著名的宋刻本，就是南宋当涂郡斋刻本，现存国家图书馆，2010年华东师大出版的《朱熹著作宋刻集成》中的《四书章句集注》本，就是以此为底本影印的。其中《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为嘉定十年（1217）当涂郡斋刻，经嘉熙四年（1240）、淳祐八年（1248）、十二年（1252）递修；《中庸章句》、《大学章句》，为宋淳祐十二年（1252）刻本。而此《延平答问》比《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初刻之时的嘉定十年（1217）还早三年，可见，当涂的官学刻书是有传统的。而开此传统的，就是嘉定七年（1214）“赞贰”于此的朱子门人赵师夏，和“摄篆”于此的崇奉理学的官员王耕道。“赞贰”是辅佐之意，“师夏赞贰于此”，是说赵氏在此担任州佐（太平州同知），是代理知州王耕道的助手。正是有了他和王耕道在刊印《延平答问》一书所达成的共识，才有此书第一个官刻本的问世。然而，比起后来问世于此的当涂郡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迄今仍存而言，姑孰郡斋刻本《延平答问》的命运不佳．大概到明中叶时，这个刻本就已十分罕见。明末清初时，钱谦益撰《绛云楼书目》，卷二著录说：“《延平答问》一卷，又《后录》一卷。朱子编。王耕道刊于姑孰郡斋，朱门弟子赵师夏识其后，时嘉定甲戌也。盖开板在朱子下世之后。”钱氏之后，此本再也不见藏家著录，可能至迟在清初，已亡佚不存了。
  二是曹彦约川蜀益昌学宫的宋刻本。嘉定九年（1216），由朱熹的另一位学生曹彦约以姑孰郡斋刻本为底本，参校了建阳麻沙本，刻之于川蜀的益昌学宫。曹氏跋云：“《延平答问》一编，始得当涂印本于黄岩赵师夏致道，携度剑阁以示石照度正周卿，因得周卿所藏临川邹非熊宗望录本，与麻沙印本，刊其误而阙其疑，可以传矣，锓木益昌学宫，与四蜀之士共焉。嘉定丙子冬至日后学曹某谨识。”（曹彦约《跋＜延平答问＞》，《昌谷集》卷十七，四库全书本）嘉定丙子，即嘉定九年（1216），上距嘉定七年（1214）北海王耕道姑孰郡斋刻本不过短短两年时间。
  跋文中所说的从“黄岩赵师夏致道”“得当涂印本”，显然就是赵师夏作序的“姑孰郡斋刻本”，由此可知，姑孰郡斋与当涂郡斋的确是同一所官办学校，一校两名而已。
  跋文中提到了度正和邹非熊。度正（1166-1235），字周卿，合州（今属四川）人，也是朱子门人，绍熙元年（1190）进士。历官国子监丞，屡迁礼部侍郎致仕，传载《宋史》卷四二二。邹非熊，字宗望，号竹严，抚州宜黄县（今属江西）人，淳熙进士。历官乐昌县尉、福建汀州知州、广东提刑等。宋景定《临汀志·郡县官题名》、四库全书本《江西通志》卷八十、《广东通志》卷三十九等有他的生平小传。
  曹彦约以同门学友赵师夏当涂印本为底本，又从另一同门学友度正处，得到他收藏的邹非熊过录本，加上宋刻麻沙本，相互参校而重刻于益昌学宫。可见，此书的校对质量，要高过王耕道姑孰郡斋刻本。
  曹彦约（1157-1228），字简甫，号昌谷，都昌（今属江西）人。淳熙八年（1181）进士。薛叔似宣抚京湖，辟为主管机宜文字。历湖南、江西安抚，迁宝章阁学士。著作有《昌谷集》，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今存四库全书本，传载《宋史》卷四一〇。此书之外，他还在南康军刻有《星凤楼祖本＜黄庭经＞》。其刻书事迹，拙文《朱子门人刻书考》（《朱子研究》1995年第1期）、《朱子学派刻书与南宋出版》（《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均失载，可作为拾遗补入。
  2、无年号可考的宋刻本，即曹彦约跋中提到的“麻沙印本”。此本虽无具体年号可考，但刊刻在这两个嘉定刻本之前应无疑义。也就是说，宋麻沙印本《延平答问》应是此书的最早刻本。其理由在赵师夏序中可发见端倪。序称：“北海王耕道，旧读此书而悦之”，文中虽然没有像曹彦约跋中那样明言所读的“此书”是何版本，但他所读的就是“麻沙印本”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没有史料表明王耕道也是朱子门人，他从朱熹手中得到稿本的可能性不大，而只有刻本流通的广泛性，才有可能让他得到这本书，故所读的“此书”版本很可能就是“麻沙印本”。
  从成书时间来看，朱熹《延平答问》编成于隆兴元年（1163）九月之后，一直到嘉定七年（1214）问世，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不可能一直没有刻本，而这个“麻沙印本”，应该是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硕果仅存的记录，时间而且可能在朱熹在世的时候。以朱熹与建阳麻沙、崇化书坊的密切关系（参拙文《朱熹与建阳刻书》，《福建学刊》1995年第1期），此书最早在此刊刻，应是顺理成章之事。
  除以上三个刻本之外，宋代可能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版本，即廖德明序本。宋人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三《读本朝诸儒书》（四库全书本），记《延平李先生师弟答问》说：
  此书文公所亲集延平之学，以涵养为功夫，以常在心目之间为效验，以脱然洒落处为超诣之地。文公之问多本《论语》，多先孝弟，此皆学者所当熟味。序此书者廖德明，载文公之言谓“先生隐居不仕，燕闲体察默而成之，非他人能及。若夫经纶天下之大经，措诸事业，时有劳逸之殊遇，故二程因发明‘敬’字，合内外贯动静，敬附录云。”
  廖德明，字子晦，号槎溪，顺昌县人，也是朱熹的一位著名弟子，黄震所抄录的这一段廖德明序，在现存所有版本的《延平答问》中均没有出现，所以应该是以上三个宋刻本之外的又一版本。且不太可能是抄本，而应该是廖氏的序刻本。《宋史·廖德明传》记载说，廖氏“在南粤时，立师悟堂，刻朱熹《家礼》及程氏诸书。公余延僚属及诸生亲为讲说，远近化之。”这无疑是说，他是一个有刊刻朱熹著作经历的弟子，故完全有可能将此书刊板印行。
  （二）《延平答问》的明刻本
  北海王耕道姑孰郡斋刻本、曹彦约益昌学宫刻本和宋麻沙本，以及廖德明序刻本均久佚不存，明弘治间，先后有延平郡庠本和周木严陵郡本问世。
  周木，字近仁，江苏常熟人，明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据周木自序，他早年为寻访此书“遍求于人而不可得”。成化二十一年（1485），他上请朝廷，请校颁李侗的著作，以“羽翼正学”，未能实施。六年之后，他得到了“延平郡庠近刻本而读之”，但此刻本错误很多，所谓“承传舛讹，益增疑惧！”如此又过了三年，“始求得嘉定间刻本而校正焉。比近本既多后录，而复僭为补录，以附于后，刻之严郡，传示将来。弘治乙卯（1495）夏四月既望后学琴川周木序。”序中没有说明所“求得嘉定间刻本”究竟是姑孰郡斋本还是益昌学宫本，但从与周木本一脉相承的明李习刊本，以及此后所有的清刊本中，均只有赵师夏序而无曹彦约跋来看，他所采用的底本应该是姑孰郡斋本。
  所谓“刻之严郡”，指的应该是严陵（今浙江建德），因弘治间周木正官浙江右参政，在此期间，曾在杭州建万松书院，在绍兴复修绍兴府儒学，故严陵刊刻《延平答问》作为他复兴理学的系列行动之一，应是一以贯之、顺理成章的事。《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三载其事迹云：“周木，字近仁，常熟人。成化乙未（1475）进士，历官河南布政。生平究心理学，晚尤好易。所画诸图，因羲文邵子之所命者而衍之，其于洪范所陈配合，皆有伦类。居家冠婚丧祭，悉遵古仪注，学者称勉思先生。”（四库全书本）
  周木刻本与宋刻本的区别是，多了一卷由周木辑录的《续录》，周氏将此称为“补录”，即序中所言的“复僭为补录，以附于后”，而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一和《明史·艺文志》中均作《续录》。
  遗憾的是，周木刻本和在他序中提到的“延平郡庠近刻本”现均不存，好在明正德八年（1513）李侗的十四世孙李习以周木刊本为底本，在延平刊刻行世。只是正德本今仅北京大学图书馆存，而且只是一个残本，所存仅《后录》一卷、明周木辑《补录》一卷。李习跋云：
  紫阳朱夫子受学于老祖文靖公之门，尝以平日答问要语编录成书，流布天下。惜夫迭经翻刻，字多舛讹。近荷琴川周大参公详校，始复其正。大父仲质公由乡进士判无为州，先君天瑞公领南畿乡荐，拜瑞金令，俱欲刊此而未就。习幸知广州府幕事，适家居，取周公校正本重新绣梓，与四方学者共之。庶延平垂教之意不泯，朱子尊师之心有在，而先人之愿亦得以少遂矣。正德癸酉春正月十四世孙李习拜识。
  嘉靖《延平府志》卷十四《选举志》载李习事迹仅以下寥寥数字：“李习，广州府知事。”
  李习刻本之后，又有万历熊尚文刻本行世。
  熊尚文，字益中，江西丰城人。从学于丰城徐即登，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万历三十七年（1609）官福建督学，在延平刻印朱熹辑《延平先生答问》一卷《附录》一卷，国家图书馆有存本。自序称：
  适承乏校闽，以属先生乡井或有家乘可采。乃两载博搜，仅得《师弟问答》及《续录》中互见一二耳。……不佞用是稍加为编校，首以问条，次及酬答奥义，又次及二录中所摘出之霏玉碎金，汇成一集授梓。……万历己酉春仲月后学丰城熊尚文书于知本堂。
  只因有“知本堂”三字，有的版本目录将其著录为“书林熊尚文知本堂”，这部官刻本，竟被误以为是明建阳书林的坊刻本。
  （三）《延平答问》的清刻本
  清代，《延平答问》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延平知府周元文刊本。扉页题“紫阳朱子辑延平李先生答问”、“延平府署藏板”。与此前的版本不同之处在于，此书增加了清雍正间延平训导毛念恃所编《杨罗李朱四先生年谱》。
  周元文，字洛书，号济庵，正黄旗人。康熙四十一年（1702）任延平知府。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福建延平知府调补台湾府，“居官廉正，奸胥猾吏畏若神明。置义学田以赡寒士，按月课试，悉心鼓舞。岁荒详请题免租课十之三，定斗斛革火耗，一切措置悉本实心，台湾民至今犹思其德。崇祀本府名宦祠。”（《钦定八旗通志》卷二百三十六，四库全书本）
  周元文在此书序中说：“元文守延三年，求先生之遗书，散佚不可卒得。偕其后人再三购求，得《延平答问》一书，乃朱子之所辑。……元文疏陋，不能阐发其精蕴，而幸官于斯土，知理学之所归，得此书于榛芜之余。原板既不可得，而仅存之本已破碎，不可收拾。惧其湮没不传，敬付之梓，以俟凡百君子之探索焉，是为序。时大清康熙丙戌清明日，中宪大夫知延平府金州周元文谨识。”
  此书刊刻三十年后，乾隆元年（1736）武平钟紫帏来南平县任训导，“凡属先贤苗裔，俱与订交。得先生二十一代裔孙元璋者，询及《延平问答》之书，旧版虽存于祠后御书阁内，中有散失。……详加检阅，计其缺略者三十篇。因不惜捐俸，偕其裔孙元璋重镌补阙。”（钟紫帏《清乾隆补刻本延平问答跋》）此书完工于乾隆四年（1739），此即清康熙刻乾隆补刻本之由来。
  乾隆补刻本之后，又有延平府张其曜光绪刊本问世。张其曜，字小舫，浙江绍兴人氏，于光绪二年（1876）五月从宁德知府调任延平知府，同年秋季，因此书“板藏郡城李先生祠，历年既久，蚀阙遂多。其曜忝守是邦，大惧前贤遗训或致残失也。”（张其曜《清光绪延平府刻本延平答问跋》）因请诸道宪、南平县令等，筹资重刊。此书后又经继任知府张国正于光绪五年重印《延平李先生师弟子问答》，现存的多为张国正重印本。
  除以上单刻本之外，《延平答问》一卷、《延平答问后录》一卷在清康熙间还被收入丛书中，刻本有康熙间御兒吕氏宝诰堂重刊《朱子遗书》本，光绪间贺瑞麟刊《西京清麓丛书》本《朱子遗书重刻合编》；钞本有乾隆间《四库全书》本。
  （四）《延平答问》的日本刻本
  《延平李先生师弟子答问》二卷《后录》一卷，于明代东传至日本，于日本正保四年（1647）被日本刻书家所翻刻。对日本朱子学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日本学者贝塚茂树在《朱子与仁斋》一文中说，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儒学家伊藤仁斋（1627-1705)21岁时阅读到朱熹编的《李延平答问》，对朱子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复读了好几遍，连书都翻破了，据说这是他接受宋学的动因。”（原载《日本思想大系月报》第16期，东京岩波书店，1971年9月）
  二、《延平文集》的版本
  清代以前，李侗的著述都以《延平答问》行世，而无“文集”之名。到了清初，出现了题为《李延平先生文集》的刻本。最早的是顺治十一年（1654）李孔文在延平刊刻的五卷本。此本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四所著录的《延平文集》三卷《附录》二卷。
  李孔文（1609-1662），字葆初，号鹏飞。清初延平府永安县人，因从军而侨居江苏吴门。他是宋儒李侗的二十世裔长孙。顺治十一年（1654）在延平刻印宋李侗撰《李延平先生文集》五卷。
  延平李侗研究会存《剑津李氏家谱》钞本，载李孔文之子宗显撰《葆初公传略》，载其生平颇详，可补史志之载缺。移录于下：
  先君讳孔文，字葆初，号鹏飞。必荣公次子也。年十五失怙恃。喜读孙吴韬略，善骑射，杖策游东粤。中崇祯丙子科武闱副榜。初任军门守备，转游击，擢孝陵卫团练参将。会鼎革，谒豫王札，授水师都司，实授江南操院，赏功游击，委官粮饷一应加派，尽行汰革。民间有“赏功李爷不要钱，收租大耗全蠲免”之歌。湖广湖花山山寇作乱，奉命征剿，屡建奇功。值福建未靖，操院升浙闽总制，督师南下。先君弃官随征。招抚延平沙、尤、永三县。是时投诚官兵多拘执营伍，独输诚，先君尽给照身归乡乐业。路逢骷骨，出赀掩埋，时人德之。海寇数踞，奉命招抚，先君捧圣旨入海，指陈利害，勒令归降，逆颇有顺意，为协从所阻，先君入都复命，逢圣旨购求遗书，为远祖文靖公请袭，蒙礼部批本省督抚投进，候命未下。
  先君以武将起家，戎马中手不释卷。至会宾客，恂恂若儒者，尤敬重文士。翻印《延平文集》行世。复修祠庙，纂辑族谱。万历己酉生，年五十四，康熙壬寅卒。
  此本卷一、二为《答问》，卷三为书八篇、行状一篇，诗三首，均李侗所撰。后有附录22则，为后人所撰。卷四为朱熹撰《行状》、《宋史·李侗传》、祭文、挽诗、朱熹《竹林精舍告先圣文》、汪应辰撰《墓志铭》。卷五为宋、元、明三朝的请谥文、书院记、祠记等。
  卷首有宋赵师夏、明弘治周木两篇旧序，其后有清周亮工序，题琅玡后学李佐圣、尼山嫡派后学孔兴训、南兰陵后学季芷、吴郡后学何棅、古娄后学盛交泰、延平后学林润芝和袭封衍圣公孔兴燮等序，共八篇新序，述李氏刊此书原委甚详。周亮工序云：“先生生平不务著述，卒后，考亭辑其问答遗言。厘为三卷，传之四百余年，岁久弗戒于火。其裔孙葆初，向侨吴门，以参戎入闽，修葺祠宇，重锓之，以惠后学，而以其别集二卷，附之于后。适余行部剑津，因得而稽阅之。”
  《四库全书总目》有两处提到此书，均持批评态度。一条是在卷一百七十四《延平文集》的提要中说：“宋李侗撰。侗有朱子所辑《延平问答》，已著录。此本乃侗裔孙葆初更汇诗文一卷附缀于后，改题此名，故《宋志》不载。前三卷均标曰朱熹编，其实朱子惟编《问答》，未编诗文，特借以为重耳。后二卷为附录，则朱子所为《行状》之也。”
  检阅此书，与馆臣所说有所不同，不止是“前三卷均标曰朱熹编”，而是五卷每卷前均题“宋门人元晦朱熹编、同邑后学林润芝汇辑，宋后学赵师夏校、裔孙光熙辑甫氏、明后学琴川周木校、二十代裔长孙孔文重订梓”。
  另一条在卷九十二《延平答问》提要中说“后侗裔孙葆初，别掇拾侗之诸文，增入一卷，改题曰《延平文集》，且总题为朱子所编，殊失其旧。今仍录原本，而葆初窜乱之本别存目于集部焉。”
  此书的主要编纂者应是延平林润芝。他在卷首《李延平先生文集小引》中说：
  予既服膺先生斯道，每叹斯集之废阙。手录一编，订其讹舛，分其卷帙，广其见闻，贮之笥中，拟付枣梨。予友葆初君于从戎之际，皇皇于谱牒之是求，乃又殚心于文章理学，亟求镌以垂来祀，其志洵足尚矣。予嘉其请而乐观厥成，因系一言于简末。……顺治癸巳长至日同邑后学林润芝延年氏敬书。
  林氏的用心良苦，但限于学识，在“分其卷帙”的处理上，殊为草草。《答问》为朱熹手辑，本不应改动，却将《答刘平甫》二书，移至卷三；卷三书八篇、行状一篇，诗三首，均为李侗本人所著，后面却又收后人所撰附录22则。较好的作法是，此附录22则应全部移到卷四，与其他后学所撰编为两卷作为《附录》，真正成为《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四所著录的那样《延平文集》三卷《附录》二卷。更为重要的是，朱熹只编有《答问》，而未编文集，而在全书每卷前均题“宋门人元晦朱熹编”；周木只编有《延平答问续录》，也与文集无关，在全书每卷前也题“明后学琴川周木校”；如此标示，有违基本的史实，其实大可不必。
  以“文集”为书名的刻本，还有康熙四十八年（1709）正谊堂全书本《李延平集》四卷，现存为清同治五年（1866）福州正谊堂重刻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就是据此排印的。
  此本的编排有条有理，远胜于李孔文刻本。卷前仅有张伯行一序，后为《目录》、《宋史本传》和《年谱》。卷一所有内容均李侗本人所著。分别为书信八通、《吴方庆先生行状》、诗三首。卷二为答问上，卷三为答问下。卷四为附录22则，加上朱文公撰《李先生行状》、朱文公《祭李先生文》、朱文公《祭李先生诗》等。全书既名《李延平集》，就不是朱熹的《答问》原本，所以也就不提朱熹所编，这是此本胜于李孔文刻本之处。
  三、拾遗部分
  这部分主要有罗博文编的《延平语录》，和后人所编的《道南三先生遗书》。
  罗博文（1116-1168），字宗礼，一字宗约，南剑州沙县人，罗从彦从孙，从李侗学，得伊洛所传之要。以祖父罗畸恩荫补将士郎，历官福州司户参军、静江府观察支使。吏部侍郎汪应辰任广西制置使，辟为参议官。在任上，“取河南程夫子之遗文，与他名臣论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锓板”（朱熹《承议郎主管台州崇道观赐绯鱼袋罗公行状》，《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朱子全书》本）。遇张载家人流落蜀地，贫不自振者，安置于府学。“士大夫游宦蜀土，贫不能归，或不幸死不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业之，赖以济者甚众。”（同上）任满，以主管台州崇道观而归。卒后，朱熹为其撰《行状》，叹其“不及大为时用，又伤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同上）
  罗博文编纂的《延平语录》，据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三记载，名为《钦佩录》。黄氏说：“其所载多高深，间又造语如诸子之立论者，视朱文公所编《答问》似不同。姑录其便初学者一二。”文中仅录两条：
  罗先生少从审律先生吴国华学从见龟山，乃知旧学之差，三日惊汗浃背。曰：几枉过了一生，于是谨守龟山之学。数年后，方心广体胖，以践履为闻知。
  人之持身当以孔子为法，孔子相去千余载，既不可得而亲之，所可见者独《论语》耳。
  这几条语录，特别是“惊汗浃背”一条，后被《宋史·罗从彦传》、明初胡广编《性理大全书》等书采录，广泛地被后人所知。
  《道南三先生遗书》十一卷，见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九十五所著录：“不著编辑者名氏，摘录杨时、罗从彦、李侗三家语录及杂著。杨氏四卷、罗氏六卷、李氏一卷，三人皆南剑州人，疑其乡人所编也。《千顷堂书目》载莆田浙江巡抚采进本宋端仪，有《道南三先生遗书》，或即是编欤？”因此本原书未见，备此以俟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