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晚年李侗与朱熹（世人尊称“朱子”）有着深厚的师生情缘。《延平答问》曰：“侗于朱子为父执。绍兴二十三年，朱子24岁，将赴同安主簿任，往见侗于延平，始从受学。”事实上，朱子师从李侗，有着父亲的刻意安排，“是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侗为同门友，雅重侗，遣子熹从学，熹卒得其传。”（《宋史·李侗传》）可见，李侗61岁之时与年少的朱熹结下了师生情缘：此时，李侗早已归隐山野达40多年，其致志悟道治学的精神及“冰壶秋月”般的高尚人格皆吸引着朱子前来问学。而李侗对朱熹也给予认可，正如其所言：“元晦，进学甚力，乐善畏义，吾党鲜有。”（《延平答问》）又曰：“此人极颖悟，力行可畏，讲学极造其微处。某因追求所省，渠所论难处，皆是操戈入室，俱从源头体认来，所以好说话。”（同上）可见，朱子的聪慧与勤奋李侗是给以赞许的。实然，李侗恰值晚年能收朱子这样的学生实乃幸事。为此，晚年李侗与朱子的相遇、师承，是二者在相互吸引。李侗的年迈及常居延平与朱子的为官同安，在二者治学问道上有着突出的矛盾。由此，在有限的相见之后，李侗对朱子的授学、解惑，绝非依循常规。在这师徒二人天各一方的空间区域下，晚年李侗对朱子采用了另类的授学形式，正如《延平答问》语：“故书札往来，问答为多。”足以窥知，李侗和朱子之间通过书信往来，完成了修学、治学的历程。二万六千余言的《延平答问》正是其书信往来的有力见证，正如言：“收入李先生从绍兴丁丑年（1157）到癸末年（1163）这七年间给朱熹的信文摘要共二十四篇、六十四条，还收入朱熹同李先生平素面难对答的语录，共有百条以上。”（同上）实际上，在这些书信往来的背后，李侗对朱子有着浓浓的相见之意。在其写给朱子书信的言语之中，不难发现，晚年李侗对朱熹有着期许面会。无疑，针对晚年李侗何以迫切地想见朱子，应然成为首要的追问。
  一、相见之迫切
  李侗对朱子的迫切相见，彰显在与其书信的文字之中。不难发现，在李侗写给朱子的24封书信之中，有十余处提及想面会朱子的地方。更有甚者，李侗在一封信中曾有二处，更曾有三处提及与朱子当面商谈之意。李侗在写给朱子的书信中，除了表达一些学术上的解惑之余，更曾有着心灵感情的流露，特别是想见朱子之迫切得以全面彰显。正如“戊寅冬至前二日书云：承示问，皆圣贤之至言，某何足以知之。……，他日若获款曲，须面质论难，又看合否。如何？”（同上）这是李侗在书信之中第一次提及面会朱子之事，就在此信文后，又有“请俟他日反复面难，庶几或得其旨。”（同上）可见，李侗欲见朱子之切。庚辰五月八日李侗又书云：“此中相去稍远，思欲一见未之得，”（同上）且在此信，还曾语“二苏语孟说尽有可商论处，俟他日见面论之。”（同上）庚辰七月李侗又书云：“当俟他日相见剧论可知。”更有辛巳八月七日书云：“是与非更俟他日面会商量可也。”（同上）由此，透过李侗书信文字的背后，我们应然窥知，李侗充分地表达了想面会朱子之意，其情真，其意切。当然，李侗对朱子的期许面会在书信中有着直接的邀约，亦曾有着言语的暗示。
  李侗对朱子有着直接邀约相见之语。晚年李侗给朱子的书信之中，有几处直接的邀约面见之语。其语言直白，流露出想见朱子的心情之切。庚辰七月李侗书云：“乃望承欲秋凉来，又不知偏侍下别无人可以释然，一来否只为往来，月十日事疑亦可矣。”（同上）又有“某兀坐于此，朝夕无一事，若可以一来甚佳。致千万意如此。”（同上）且更有辛巳中元后一日书云：“谨俟凉爽可以来访”。（同上）可知，李侗在写给朱子的书信之中，想面会朱子，曾有着直接的邀约性言语表达，不难窥知，李侗的坦率与相见朱子之切。实际上，窥究《延平答问》，像以上李侗在书信之中，直接、坦率地邀约朱子前来面会的言语，并不多见。可见，在这仅有的几处，更足以表达晚年李侗对朱子的情真意切。
  李侗对朱子的前来面会又有着诸多的暗示。在李侗书信之中，直接性的表达面会之外，更有间接性的语言暗示。李侗曾经以孔子门徒学习的案例来暗示朱子要前来其住处更随他一心治学。正如其庚辰七月书云：“大率今人与古人学殊不同，如孔门弟子群居终日相切摩，又有夫子为之依归，日用相观感而化者甚多，恐于融释而脱落处，非言说可及也。”（同上）李侗是赞许孔门学徒的做法的，且认为他们朝夕相伴孔子身边是有收获的。为此，他在书信之中，不可避免的流露出，期望朱子能够如此之意，自然在言语之外对朱子能够前来面会有着几分期盼。李侗在书信中更曾有“当俟他日相见剧论可知。”（同上）辛巳八月七日又书云：“是与非更俟他日面会商量可也。”辛巳二月二十四日更曾书云：“有疑更容他日得见剧论。”（同上）可见，李侗的他日相见再议之语，暗示着朱子能够前来与之面会。在李侗写给朱子的书信之中，不管暗语的无意使用，还是刻意安排，皆足以使得朱子得知，李侗的相见之迫切。事实上，无论李侗的直接性语言相约，还是间接性暗示，皆给后人留下一个诘问，即，晚年李侗为何迫切地想面会朱子。实际上，在李侗想见朱子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
  二、面会的缘由
  学业：晚年李侗对朱子用心培育，解疑之所求。晚年李侗对朱子的培育是十分用心的，尽管二人相隔一方，但书信往来的解惑答疑恰恰成为李侗用心体现之所在。可以说，自李侗收朱子为徒起，之后的十年间，除了几次短暂的相见之外，书信往来成为师徒二人交流的重要工具，李侗对这样的授业方式是颇多无奈的。李侗向往的是孔子门徒般的治学方式，正如其在书信所言：“大率今人与古人学殊不同，如孔门弟子群居终日相切摩，又有夫子为之依归，日用相观感而化者甚多，恐于融释而脱落处，非言说可及也。”（同上）故李侗十分赞许孔子门徒朝夕相伴在孔子身边的治学行为，他认为正是这种相伴，老师做到了言传身教，学生学到了书本言语之外的更多知识和感悟。为此不难发现，李侗的内心在朱子的学业指导上，有着深深的愧疚，尽管书信之中有着详细的解惑和回答，但难免有着不尽其详的感觉，由此，他多次在书信之中表达了欲面会朱子之意。
  此外，李侗还强调老师指导的重要，正如其曾言：“侗闻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阙其一则本不立。古之圣贤莫不有师。”（《宋史·李侗传》）同时，李侗亦对朱子有着很高的寄望，他在给朱熹讲解《论语》“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句时，勉励朱熹循序渐进。每十年都要有一个大发展，并说：“圣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意否？”可知，李侗有意寄望于朱子能够成为治道的圣人。基于此，李侗从师者出发，应然发现，书信往来的求学问道绝非能够达到言传身教之目的，更曾难以从涵养及道德人格上对其给予直接的感染和熏陶，由此，李侗在书信中，十分迫切地表达了想面会朱子之意。当然，书信之中难免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为此，李侗基于治学的严谨和解惑的必要对朱子能够前来面会授业亦有着期盼。如辛巳二月二十四日李侗书云：“有疑更容他日得见剧论。”（《延平答问》）又曾有辛巳中元后一日书云：“谕及所疑数处，详味之，所见皆正当．可喜。但于洒落处恐未免滞碍，今此便速不暇及之，谨俟凉爽可以来访，就曲折处相难，庶彼此或有少补焉尔。”（同上）可知，书信往来，并非让李侗全面详细地将欲言之语得以表达，他也曾担心朱子理解上生误。其实，在李侗看来治学求道，有着诸多不可言传之处。因此，李侗期盼朱子能够前来相会，以便当面将疑惑解释详尽，更希望能够当面探究。故李侗对朱子的迫切相见，是基于师者的内心愧疚，是未能尽其职责的弥补，更有学业上对其用心培养，答疑解惑之所求。
  学术：朱子的学术志趣与晚年李侗相投，是其学术对话的最佳人选。晚年李侗与朱子是相互肯定与欣赏的。事实上，如果说朱子对李侗的师从是后生对当时大儒的敬仰与赞许，更是其向往之的目标及方向。由此，朱子对晚年李侗是给以敬仰的。如其在《延平先生李公行状》说：“先生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黙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七）另一方面，李侗对朱熹也是给予肯定和喜欢的，在壬午六月十一日书，他曾语：“足见日来进学之力，甚慰。”在学术志趣上，朱子的颇多认识与追求，与李侗有着相投的机缘。
  诸多学术问题及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上，朱子的看法得到了李侗的认可及赞许。如，朱子的“近世以来，风颓俗靡，士大夫依托欺谩以取爵禄者不可胜数”（王懋竑《朱子年谱》），又言“三纲既沦，九法亦斁。”与李侗的“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延平答问》）不谋而合。至于如何医治这种病态的社会，朱子认为要“上不失列圣传授之统，下使天下之道术得定于一”。（同上）且“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中庸章句》）更言“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朱子语卷》）事实上，朱子的有些主张，李侗早就强调过，“抑侗闻之，道可以治心，犹食之充饱，衣之御寒也。人有迫于饥寒之患者，皇皇焉为衣食之谋，造次颠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没世不知虑，岂爱心不若口体哉，弗思甚矣。”（《宋史·李侗传》）可见，二者都强调要重视“道”的重塑。此外，二人就国家统一问题，在主张抗金、反对议和的问题上也意见一致。故晚年李侗与朱子在学术及对社会现实的认知上，有着相同的志趣，由此，李侗想面会朱子意欲畅谈成为一种必然。
  李侗曾就学术探讨与对话的问题，对朱子有过赞许。他在壬午七月二十一日的书中言：“所幸比年来得吾元晦相与讲学于颓墯中，复此激发，恐庶几于晚境也。何慰之如。”（《延平答问》）当然，李侗的晚年，就学术问题的探讨上，能与之对话的人相继离开人世，“昔时朋友绝无人矣，无可告语，安得不至是耶？可叹可惧。”（同上）正是晚年李侗，学术对话上孤寂的真实的写照。而朱子的出现，正如李侗发自内心所言“晚得此人，商量所疑，甚慰。”在学术上，李侗与朱子建立了沟通的桥梁，李侗的终生所学对“道”“理”的感悟，倾述给朱子，一吐为快的同时，且对其又进行用心的指导。而朱子的一些疑问与困惑，又诱发李侗的深刻反思，可见二者在学术上的对话，可谓相互得益。这种收获，李侗指出“某昔于罗先生得入处，后无朋友，几放倒了。得渠如此，极有益。”而朱子则更是收获颇多，如其言：“其后熹获从先生游，每一去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延平先生李公行状》）《朱子年谱》更记载：“按朱熹之学，初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或泛滥于释老。自谓见李先生后，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释老之说皆非。此后，绍兴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二年，先后见李侗问学。汪应辰称，朱熹师事延平，久益不懈。”为此，李侗基于在学术上与朱子对话的必需，难免相见情切，故在书信期许面会的言语颇多。
  心灵：晚年李侗心灵孤寂，对朱子有着感情上的眷恋。李侗的性格及内心是复杂的。一方面，李侗主张静修，注重涵养，他曾“既而退居山田，谢绝世故四十余年，食饮或不充，而怡然自适。”（《宋史·李侗传》）“他一切置之度外，惟求进此学问为庶几尔。”（《延平答问》）另一方面，他“事亲孝谨，仲兄性刚多忤，侗事之得其欢心。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则为经理振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终日油油如也。其接后学，答问不倦，虽随人浅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宋史·李侗传》）可见，在遁世与入世之间李侗有着苦恼。特别是晚年，李侗的内心是孤寂的。正如其在壬午四月二十二日书云：“吾侪在今日，只可于僻寂处，草木衣食苟度此岁月为可。”（《延平答问》）更曾有壬午七月二十一日书云：“某在建安竟不乐彼，盖初与家人约二老，只欲在此。继而家人为儿辈所迫，不能谨守，遂往，某独处家中，亦自不便，故不获已，往来彼此不甚快。”又有庚辰七月书云：“某兀坐于此，朝夕无一事，若可以一来甚佳。”（同上）可知，李侗的身心是孤独的。为此，他需求朱子能够相伴左右，共同论道，书信中一再表达了相见之情。
  此外，李侗与朱子的父亲朱松乃同门好友，《宋史·李侗列传》载：“是时吏部员外郎朱松与侗为同门友”，且朱松十分欣赏李侗，故“遣子熹从学”。可见，李侗对朱子有着凌驾于师徒感情之上父子般的深情。因此，朱子在14岁时，其父朱松逝去，在24岁时方拜李侗为师。朱子对李侗之情如其言：“熹也小生，丱角趋拜。恭惟先君，实共源派。訚訚侃侃，敛衽推先，冰壶秋月，谓公则然。”（同上）更有“以父执事延平而已”。（《延平答问》）可知，晚年李侗与朱子有着浓浓的深情。李侗心灵的孤寂与朱子待其诚恳，又以师、父般地尊敬李侗，使得李侗对朱子颇为眷恋。李侗在迟暮之年身居山中，“中年一无佽助，为世事淟汩者甚矣”。可谓一身求学、治学茫茫，回顾往昔，身心倦惫。而在晚年山居的寂寞境况中得到朱子这样的高足，定然感到无限的快慰。为此，他将传承其一生之学的希望寄托于朱子，常以书信往之，又意欲相见，故常常将期许面会朱子之意付诸笔端。实际上，李侗与朱子的几次短暂邂逅使得二者受益匪浅，相见之后，李侗对朱子的相见日切，如朱子所言：“相期日深，见励弥切。”（《延平答问·祭文》）可谓，晚年李侗对朱子有着师长的关怀，更有着父亲般的深情。在其迟暮之时的最后十年里，李侗对朱子的意欲相见是一种真情的彰显，更是其心灵皈依、眷恋真情流露的真实表现。
  三、期许的境遇
  晚年李侗对朱子的期许相见在历史的境遇下，颇多无奈。尽管李侗与朱子相差31岁，但师生情谊并非因天各一方而疏远，相反由于书信的往来，情真意切，意欲相会更切。实际上，基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在二人交往的十年间，拜师后的朱子与李侗又有着五次面会。“二十八年戊寅二十九岁春见李先生于延平”（《朱子年谱》），“绍兴三十年冬，朱子在同安任满，再见侗，仅留月余。”（《延平答问》）朱子第三次拜谒李侗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这时李侗寓居建安（今福建建瓯），已年届古稀。隆兴元年（1163）六月，李侗从建安出发，前往信州铅山（今江西上饶县），欲去他的儿子李友直的任所接受赡养，途经武夷山。酷暑时节，朱熹在五夫里的紫阳楼再次见到了李侗。同年八月，李侗由铅山返回，途经武夷山，第五次与朱熹相见。如《延平答问》里朱子所言：“计前后相从，不过数月。”“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为不久”。（同上）可见，尽管李侗在书信之中对朱子有着期许面会，但在历史境遇之下，并非如人所愿。
  晚年李侗在书信之中对朱子的期许面会，朱子应然知晓，但由于家庭及公务的羁绊，朱子未能常常应约相见，实属憾事。实际上，朱子未能应约面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朱子母亲年事已高，需朱子常侍左右。李侗曾在庚辰五月八日书云：“此中相去稍远，思欲一见未之得，恐元晦以亲旁无人傔侍，亦难一来。奈何。”（同上）又在庚辰七月书云：“乃望承欲秋凉来，又不知偏侍下别无人可以释然，一来否只为往来，月十日事疑亦可矣。但亦须处得老人情意帖帖无碍，乃佳尔。”（同上）且李侗还提及“然又不敢必觊，恐侍旁乏人，老人或不乐，即未可。更须于此审处之，某寻常处事，每值情意迫切处，即以轻重本末处之，似少悔吝。愿于出处间更体此意。”（同上）以上足以见之，李侗也深知朱子家中有年高母亲，朱子不便远行。而朱熹面对李侗书信里的期许面会的期盼，更多的是无奈。其二，朱子身在仕途，公务繁忙，无暇登门相会李侗。朱子有言：“蹇步方休，鞭绳已掣。”（《延平答问·祭文》）由此，最让朱熹感到茫然若失的是，由于宦务在身，不能时刻趋奉李侗先生之旁，朝夕问道解惑。正如其曾言：“熹于此时，适有命召。”（同上）
  就这样，忙于公务的朱子只好在心灵深处于李侗相会，而无暇亲
  身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