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是“静中体验未发”的坚决执行者，所以他常常就用涵养夜气来教育朱熹，“夜气存，则平旦之气未与物接之时，湛然虚明气象自可见，此孟子发此夜气之说，于学者极有力。若欲涵养，须于此持守可尔。”（《延平答问》）时刻教育朱熹要在与物未接之时通过静坐来调养心气以达到“湛然虚明气象”，把“静中体验未发”贯彻到底，这里就有对李侗的评价：
  先生即从之（从彦）学，讲学之余，危坐终日，以验夫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气象如何，而求所谓中者。（《习斋四存编·存学编》）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朱文公集》卷四十）
  李侗作为朱熹的老师，他的为人和学术都深得朱熹的钦佩，所以朱熹的思想多多少少显示出对他的集成，其中就有对“静养”的看法。朱熹对李侗“静养”思想的继承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平淡”的向往
  孔子说：“仁者静，智者动，仁者寿，智者乐”，朱熹认为“仁”是温和平静的，要成圣成贤，就要保持内心平静而体悟天地之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朱子语类》卷五）人只有在“静养”当中才能沉思，只有在沉思当中才能贯通天地、通达宇宙。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休闲与沉思不可分割，休闲的人是沉思者、思想家；休闲与幸福紧密相连，只有休闲的人才是幸福快乐的。”休闲是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心灵的安逸，朱熹认为这是自然平易的过程，“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同上，卷一百三十九）圣人的语言是简易明白的，说出来的道理也是简单明了的，“圣贤之言，虽欲已，得乎？然其包涵尽天下之理，亦甚约也。”（《近思录》卷二《为学大要》）圣贤之言说也说不完，一旦说出来就是很简单的话语，但包含了天下的道理。圣人之所以说得这么简洁就是让后人明白“道”是简简单单的，宇宙的规律、天地的道理也是简单平易的，不需要把浅显易懂的道理弄的晦涩难懂，这就是“平淡之功”，心灵的安逸就在于“平淡”。朱熹以《易经》作为例子来说明平易的道理，“大抵《易》之书，如行云流水，本无定相，确实说不得。……天下道理，只在圣人口，开口便是道理。”（《朱子语类》卷七十六）在朱熹的文章、诗歌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对“平淡”的倾向，“自少至老，手未释卷，属文不事雕刻而豪健峻整，指意明白，为诗平淡幕乐天，而浑厚庄栗，又自类其为人。”（《朱文公集》卷八十八）朱熹不赞同刻意雕琢，倡导平淡而乐天，“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论语集注》卷八）“但将正意由辞出，此外徒劳苦用功。”（《朱子学归》卷二十三）写文章不要追求辞藻的华丽、文笔的精细，而是要简单明了、直抒胸臆，让人通俗易懂，朱熹用科举考试来说明“平淡”的道理，“科举文字固不可废，然近年播弄得鬼怪百出，都无诚实正当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径以为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朱文公集》卷四十九）刻意追求新奇的文风是有悖于自然平淡之理的，圣人之道无外乎是“自然而然、自得自适”，不去强求，“且谓之自得，则是自然得之，岂有强求也哉！”（《朱子语类》卷八十一）“以博闻强记、巧文丽辞为工，荣华其言，鲜有至于道者。”（《近思录》卷二《为学大要》）用“博闻强记、巧文丽辞”来修饰文章的人，很少有能学到圣人之道的。朱子很是提倡“平淡自摄”而“真味发溢”（《清邃阁论诗》），只有心如止水、心如明镜才能达到感情的真实流露，这样平和淡泊、意味深长的生活方式才是精神状态的最佳体现。
  “平淡”之中体现着“自然”的趣味，因为只有怀着“平淡心”，人才能保持宽松的心态，消除物我的隔阂，融入自然，体悟天理，“须放心宽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见道。况德性自广大。”（《近思录》卷二《为学大要》）把心态放的宽松平和才可以“见道”，德行也会自然而然的广大，“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同上）以宽松的心态来推广你的心就能与天地万物同体，未能一体那是心有隔阂，没有摆正自己的心态，只有心胸开阔才能包容天地。人只有心灵得到释放，和自然相和谐，才能体会到“平淡”的休闲意味，因为最伟大的圣人是“浑然天成”、“无迹”不矫揉造作而自然而成的“合内外，平物我，此见道之大端。”（同上）消除了内心与外物的界限达到了“物我同一”，这才是“道”的显现。所以朱熹十分钦佩那些超凡脱俗、接近自然的古人们，因为他们的文风都体现着“平淡”，在“平淡”中乐天知命。
  若但以诗言之，则陶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朱文公集》卷五十八）
  渊明诗平淡处于自然。（《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
  朱熹认为陶渊明的人生境界是最高的，因为陶渊明真正的做到了与自然相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自由的境界，这种“超然自得”是超越了自我，与“天地同心”了，他的诗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自然的趣味”。
  因言：“《国史补》称韦（指唐朝诗人韦应物）‘为人高洁，鲜食寡欲。……其诗无一字做作，真是自在。其气象近道，意常爱之。’”（同上）
  韦应物的诗“高洁”、“自在”，没有任何做作的表现，所以朱熹十分喜爱韦应物诗中所透露出的圣贤气象。
  放翁之诗读之爽然，……初不见其著力处而语意超然自足不凡，令人三叹不已。（《朱文公集》卷五十六）
  陆游的诗没有用华丽的词藻去修饰，但字里行间却透露着超然不凡的气势，着实让人赞叹不已，朱熹十分欣赏陆游的“立意高远，旨趣幽深”。
  冯友兰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简史》里说过：中国哲学是从直观出发，不区分有无，所以中国古代的作品很多都是语言暗示，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所以朱熹一方面认为“平淡”是“自然的趣味”，另一方面认为“平淡”当中透露着圣贤的“精微大意”。“来书所论平淡二字，误尽天下诗人，恐非至当之言，而明者亦复不以为非，是则朱熹所深不识也。夫古人之诗，岂有意于平淡哉？”（同上，卷六十四）在朱熹看来，古人的文章在“平淡”中体现着高超的不平凡之处，在字里行间透露着隐含之意，悟得这隐含之意，就能悟道。“其味虽淡而实腴，其旨虽浅而实深”（同上，卷五十九），“平易之中，其旨无穷”（同上，卷三十五），“平易处有精深处”。（同上，卷三十九）圣人用语简单含蓄，但其丰富的内涵则是无穷无尽的，“此人复问《论语》中‘要切’是何语？先生云：皆要切，且熟读可也。此语甚有味，乍看似平淡没可说，只平淡中有味，所以其味无穷。”（《朱文公集·续集》卷六）要在“平淡”之中细细品味，方可琢磨出圣贤的“精微大意”。在朱熹看来，这种“玩味”的方法不仅不是枯燥无味的，反而是一种乐趣，是在“平淡”之中寻求快乐，“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熟玩味圣人之气象，不可只于名上理会，如此只是讲论文字。”（《近思录》卷三《格物穷理》）学习圣人之道不可从概念语言上去理会圣人的意思，必须要反复玩味圣人气象，理会字里行间的隐含之意。“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朱文公集》卷八十三），归于“平淡”给人一种“举目青山出，回首暮云远”的意境享受，“平淡”中表现着“自然”，心灵不再受到羁绊，以一种安逸的心境来体味生活，朱熹对此写诗道：“自然触目成佳句，云锦无劳更剪裁。”（同上，卷五）“自在、自得、自然、自适”，这才是朱子心目中最伟大的“浑然天成”的圣贤气象。
  二、“安贫乐道”的生活
  朱熹追求的是孔颜、曾点那样的人格境界，只有这种境界才能“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所以朱熹怀着一颗“平常心”安于平易的生活，做一个“安贫乐道”的儒者。
  朱熹的高足黄榦在为其所作的《朱子行状》中就这样描写朱子，“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勉斋集》卷三十六，四库全书本）可见朱子对吃饭、穿衣、居住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要自足就好。淳熙三年，朝廷嘉奖廉退人士，委派朱熹掌管武夷山冲佑观，对朱熹的评价是“朱某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一下，《丛书集成》本）朱熹在身陷庆元党禁的时候，面对艰难险阻，朱子依然保持着心灵的安逸，“写得十数本分朋友，藏在名山，即此身便是无事人，不妨闭门静坐，作粥饭僧，过此残年矣。”（《朱文公集·续集》卷一）当别人问起朱子为什么要这样的“安贫乐道”，朱子回答道：“生计逼迫非常，但义命如此，只得坚忍耳。”（同上）时刻把圣贤之道牢记于心，在平易的生活中自得其乐。
  朱子在武夷山著书教学的时候，时刻都在向人宣传“安贫乐道”的精神。南宋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里就记载：“胡纮谒考亭先生于武夷，先生待学子惟脱栗饭，至茄熟则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礼不能殊。”朱子的生活没有大鱼大肉，只有粗茶淡饭，对弟子和来客都是一视同仁，不铺张浪费，不过分需求，吃饱即可，可以看出朱子在向每个人灌输着“安贫乐道”的精神。为了让自己的弟子们也体会到这种精神，在建设武夷精舍的时候，他拒绝了时任福建军帅赵汝愚派兵前来帮助修建（《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七）和一些富有的朋友出资馈赠的好意（《朱学论集》）。他亲自带着弟子们搬运砖瓦、砍树挑水建立起了武夷精舍，朱子想通过劳动来让弟子们体悟孔颜的乐趣。当武夷精舍建成后，朱子在他的《武夷精舍杂咏》诗中就写道：“故人肯相寻，共寄一茅宇。山水为留行，无劳具鸡黍。”（《朱文公文集》卷九）
  朱子对粗茶淡饭的生活有着深切的热爱，“既又留连竟日，高语不倦。虽疏食菜羹，相与共之，略无厌怠之色。”（同上，卷三十五）交友论道，饭菜越简单越好，简单之中体现圣人之道。清人褚人获在他的《坚瓠集》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朱熹任秘阁修撰时，一次去看他女儿和女婿，被女儿留住吃饭。进餐时，女儿望着桌上的葱汤麦饭，眼噙愧泪。女儿的心思，朱熹早就看出来了，便神情肃然地说：“俭朴度日，是我们的好家风。”饭后，他题了一首诗留给女婿：“葱汤麦饭两相宜，葱补丹田麦疗饥。莫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饮时。”女婿归来，见岳父如此崇尚俭朴，备受感动，即把该诗贴在墙壁上，当作座右铭。还有关于“圣交堂”（麦饭堂）的故事：宋朝名士徐大受与朱熹一见如故，贫穷的徐大受用葱花汤和麦饭来招待朱熹，虽然吃的很简朴，但二人却很高兴，一时传为佳话。从这两则小故事可以看出朱熹平易近人的生活作风，安于内心的平静，不奢望，只要过得自在，无所谓生活的艰苦。
  正因为朱子倡导“安贫乐道”的生活，所以他的“存天理，灭人欲”一直受到人们的诟骂，被认为是“以理杀人”的工具，其实是人们误解了朱子。“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在朱熹看来，虽然孔颜的生活很艰苦，但还是离不开“一箪食，一瓢饮”，吃饭喝水是人正常的需求，就连孔颜也不例外，朱熹看重的是怀有“平常心”的安逸生活，是自得自乐的生活，“人有语导气者，问先生曰：‘君亦有术乎？’曰：‘吾尝夏葛而冬裘，饥食而渴饮，节嗜欲，定心气，如斯而已矣。’”（《近思录》卷十三《异端之学》，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20页）节制欲望、静心定气，过着简简单单的生活才能长寿。“礼贵得中，奢易则于文，俭戚则不及而质，二者皆未合礼。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论语集注·八佾》）追求奢侈只会铺张浪费，过分的节俭只能使人显得太简朴。所以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有“文质合一”才是君子。朱熹认为太浪费、太节俭都有失于中，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之道”。所以朱熹把“安贫乐道”的生活当做“中庸之道”的范例，人们所要做的就是遵循这个标准，做到这个标准才是心灵的解脱，“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动静语默日用之间无非天理，胸中廓然，岂不可乐！”（《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这样的人生才是至乐至极。
  （许卿彦：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