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把“静”作为修养功夫，在“静”中格物致知，致知在穷理，于事事物物中体认理或天理，这是李侗“静中”功夫的根本目的。
  “理一分殊”是理学家创立理学思想体系的框架，理学家们试图从本体论的高度阐述天理的哲学意义，以此作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准则。但是“理一”好理解，“分殊”难理解，究其原因是统体一太极，物物一太极。太极者，理也。就是说宇宙总起来有一个共通的理，万事万物又各有其特殊之理，“涂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伊川易传》卷三）是理学家的孜孜追求。因此，李侗告诉学者只讲“理一”，而不讲其“分之殊”，会“流于疑似乱真之说而不自知”。（《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但是，当时未入理学门墙的朱熹对此多为不解，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在赴同安主簿任途经延平拜李侗为师时，对他的观点就“疑而不服”。（《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朱熹认为：“天下之理，一而已，何为多事若是！”（同上）同安任满后，朱熹返回武夷山五夫治学，反复研究思考李延平所谓“理一易”“分殊难”，才明白李侗之言是正确的。
  “理一分殊”被称为体用之学，“体”就是宇宙本体论的本，用就是“分殊”，理学家研究这一哲学命题在于“理”能够贯穿于“理一分殊”始终，即本如何通达于治用，治用如何呈现本体思想。《文子·上义》：“老子曰：‘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在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始终，反于虚无，可谓达矣。’”李侗“静中气象”的本质说到底就是静中体认天理：他说：“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同上）黄宗羲说朱熹为学时常“思延平（李侗）默坐澄心，其起手皆从理一。穷理者，穷此一也。所谓万殊者，直达之而已矣。若不见理一，则茫然不知何者为殊，殊亦殊个甚么，为学次第，鲜有不紊乱者。”（同上）也就是说，为学次第以理一为先，分殊为后，凡事先有一个理，然后“直达”万殊，而万殊之理，又“末复合为一理”。（《二程遗书》卷十四）
  理或理一，在自然为规律，在社会则为准则，而仁是本体论的核心，义是仁的表现。“‘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此二句乃是于发用处该摄本体而言，因此端绪而下工夫以推寻之处也”。（《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提出学者要“理会分殊”，就是本体的仁在“分殊”发用时要复合无间。他说：“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同上）因此，李侗认为在探索义理时，要扫去纷乱窒塞处，教胸中空荡荡，才能自觉有下落处。久而久之，便能“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同上）朱熹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同上）中节就是中和、适度，“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周敦颐《通书·师第七》）未发是性，性即理，是人天生的资质，已发为情为用。喜怒哀乐未发时不喜不怒、无哀无乐、不偏不倚的心境，叫“中节”；“发而皆中节”叫“和”，就是朱熹《中和说二》中说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如果不能虚一而静，气胜于心，就不能成己成物，未发时不适度，已发就谈不上和。李侗说：“虚一而静。心方实，则物乘之，物乘之则动。心方动，则气乘之，气乘之则惑。惑斯不一矣，则喜怒哀乐皆不中节矣。”（同上，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因能悟理一之本，即使“品节万殊，曲折万变”，没有不“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理，如川流脉络之不可乱”。（同上）李侗的“融释”类似于佛教华严宗的“圆融”，是天人合一、性情融合的最佳境界。朱熹解释李侗动静体仁说：“有以主乎静中之动，是则寂而未尝不感；有以察乎动中之静，是则感而未尝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贯彻而无一息之不仁也。”（同上，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
  分明“理一分殊”在于治用。李侗虽一生未做官，且40多年闲居乡村，似乎过着寂然像一个田夫野老的生活，但他的思维并非游离于世事之外。他在“静中”观察世事，洞察世事，虽平常闲居，若无意于世事，但内心却伤时忧国，谈论时事感激动人。南宋鄞县人王深宁（即王应麟）说：“延平先生论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同上，卷三十九《豫章学案》）李侗的治用措施具体有二：一是振三纲、明义利。他曾说：“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意思是说三纲、义利不能在社会上形成“上下之气”，要求朝廷要加以重视，使内外一体。但李侗把义利不分归咎于王安石变法，说明他的思想具有保守的一面。二是提出“三本”。理学家所说的本有“大本”、“小本”，如儒家把人伦看成是体用之道，是“学问之大原”，而人伦中又以孝为先，是“百行之原”、“五伦之本”。李侗根据当时“上下之气间隔”、义利不分衍生的社会弊端，提出天下有三本：即父生之，师教之，君治之，三者缺一不立。在这里，父生、师教、君治是小本，通过小本之治，也能实现一定时期社会的有序发展。难怪李侗不仅强调明“理一”，更要理会“分殊”。没有深入体察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不同事物的矛盾，难以理会物物之“太极”。因此，朱熹评论李侗：“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民恂恂，于事若无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同上）李侗静中体认天理具有相当的水平。
  总之，李侗的“静中气象”包含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诸多文化蕴涵，“静中”体现的是存养格致功夫，“气象”是存养格致功夫的显现，最终目标是体认天体，实现儒家提倡的社会大同。
  （罗小平：福建省南平市台办调研室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朱子文化》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