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静”作为理学哲学思想体系的概念，与“动”相结合，构成宇宙本体论的两极。“无极而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极立焉”。（周敦颐《太极图说》）
  李侗之“静”，是哲学上所说的相对之“静”，而哲学之“静”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人们把李侗的“静中”精神品格称为“澄心”。澄心就是使心情清静的状态，源出《文子·上义》：“老子曰：‘澄心清意以存之，见其始终。’”晋代陆机《文赋》：“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澄心定意为的是格物致知，理学家的格物先从“理一分殊”开始。杨时南传理学，对“理一分殊”“豁然无疑”（《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但杨时的理解是“知其理一，知其分殊”（《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其认识论具有均衡性。
  默坐澄心的李侗也强调格物致知，但方法是在“静中”格物，从文本看，李侗之“静”呈现出诸多格物致知的气象。李侗在穷“理一分殊”之理时不同意杨时的看法，他不仅很有见地地提出“理一分殊”是儒家与佛教的根本区别：“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同上），而且强调“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同上）在理学家眼里，“理一分殊”被视为体用之学，李侗勉力朱熹要在体用上下功夫。他说：“近日涵养，必见应事脱然处否？须就事兼体用下工夫，久久纯熟，渐可见浑然气象矣。勉之！勉之！”（同上）李侗既细察形上之体，又注重形下之用，比杨时的理解更进一步，也更具时代意义。因为，理学家之所以将理学思想上升为本体地位，最终的目的在于治用，与《尚书》所说的“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相契。李侗强调格物致知，要反复推究其理，“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也不能“以口舌争也”。（同上）
  “静”既是存养功夫，也是格物致知功夫。如“明道亦说静坐可以为学，上蔡亦言多着静不妨”。（同上）但静动须互发，有静有动，方可格物以至其知。“静”是学者入门之功，如果喘汗未定，没有冥心至静，难见端倪。但“不是道理只在静处”、“若一向静中担阁，便为有病”（同上），必须冥心至静后动静合一。
  儒家之静不是道教的无为之静，而是内向修身的明审之静。李侗继承先辈理学家格物致知的动静观，动中有静，静而不滞。朱熹师从李侗时，就见“先生（李侗）终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无颓堕之气”。（同上）李侗的动静观强调五个方面：一是多在“静”中思。罗从彦教育李侗：“学道以思为主。孟子曰：‘心之官则思。’《书》曰：‘思作睿，睿作圣。’‘惟狂克念作圣。’佛家一切反是。”（同上）心的功能是思考、思维。李侗从中得到启发，以静养心，在静中思考，思考通于微密，一心向圣。二是要有琢磨之功。朱熹见证了李侗性格气质的变化过程：“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驰马数里而归。后来养成徐缓，虽行一二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也。”（同上）又说：“李先生初间也是豪迈底人，到后来也是琢磨之功。”（同上）可见，少年时期的李侗血气方刚、豪迈英勇，通过修身养性，性格趋静，并以此为格物之方。上述记载还让我们看到宋代闽北有趣的社会生活和李侗静默澄心后的性格。（1）出行骑马。闽北地方志书记载当地地理为山行水处，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舟船，而李侗出行则骑马，而且速度之快。（2）静默澄心后的李侗一改往日豪迈、喜饮酒的性格，转而变成一位深沉蕴藉而又超凡脱俗的学者，连走路都委蛇慢步、随顺顺应、雍容自得，一幅憨态可掬之貌。三是力戒只求文字。李侗要求，学习不能只求文字，或只是强记硬诵，以资诵说，否则等于“玩物丧志”。因此他要求“讲学切在深潜缜密，然后气味深长，蹊径不差”。（《宋史·道学二·程氏门人》）四是循序少进。李侗不仅随人深浅施教，对学生问答不倦，而且提出熟读精思的为学功夫，“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同上）五是要融会贯通。李侗认为，格物致知要在日用之间消化吸收，才能有了然之悟。他说：“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解冻释处。如孔门诸子，群居终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为之依归，日用之间观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释而不脱落处，非言说所及也。”（同上）师生之间、学友之间要相互切磋，心境才能洒脱畅快，学问才能融释贯通。
  总之，李侗继承理学家的动静观，动静相互交替，又相互发明，在静默存养间，静中勤思，静中琢磨，体现出深厚的格物致知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