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静坐的工夫如果把握得不好，就会容易流于形式，变成坐禅，然后凭空思索。而李侗是反对这种华而不实的空泛工夫的，他在注重静坐的同时，又把其理学思想引向现实的社会生活，引向实践，重视身体力行。他强调对现实生活的理会，要就日用处或事上去思量道理，“即随处发见之时，即于此处就本源处推究涵养之，令渐明”。这与禅学的空无境地是不一样的，“禅学者则不然，渠亦有此病，却只要绝念不采，以为是息灭，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条理也”。（《李延平集》卷二，第34页）朱熹说：“熹旧见李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有理会不得。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后来方晓得他说，故今日不至无理会耳。”（同上，卷三，第41-42页）李侗虽然排斥佛学等“异学”，并把儒佛两家的界限划分得很清楚，但事实上他是不可能把自己跟佛完全脱离干系的。
  李侗思想中的天理不是任由自由思想来构造的虚理，而是见之于日常生活的理。他说：“大率有疑处，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处著力，可见端绪。”（同上，卷一，第4页）在李侗看来，在日用处著力，就是在事上或日用处下工夫，这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认为天理只有与日用“吻合浑然，体用无间”，最后才能做到融释洒然，“体用合矣”，“理”才能成为一己之物。他说：
  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同上，卷三，第47页）
  惟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不然只是说也。某辄妄意如此，如何如何？（同上，卷二，第31页）
  近日涵养必见应事脱然处否？须就事兼体用下工夫，久久纯熟，渐可见浑然气象矣，勉之勉之。（同上，第33页）
  把道理融释于日用处，以达到体用合一，是李侗教授给朱熹的一个重要方法，为朱熹日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侗在给罗博文写信提到朱熹时说：“此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若静处有而动处无，即非矣。”朱熹自己则说：“熹初为学，全无见成规模，这边也去理会寻讨，那边也去理会寻讨，后来见李先生，较说得有下落，更缜密。”（同上，卷三，第37页）钱穆先生认为这是朱熹获于延平先生的三大纲之一，他说：“盖朱子之所获于延平者有三大纲。一曰须于日用人生上融会。……则诚可谓妙得师门之传矣。”（钱穆《朱子新学案》中册，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762页）
  李侗之所以注重日用处或说事上下工夫，根源于其对“理一分殊”这一本体的认识。他在继承程颐、杨时“理一分殊”思想的基础上，更注重对“分殊”的理解。他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明黄宗羲原本，黄百家纂辑、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三十九，第1291页）正因为难在分殊上，所以要多关注生活，在日用处著力，随事著力。
  归结起来说，李侗的为学工夫论主要是书上学的工夫、内心直觉体验的工夫以及事上或者说日用处学的工夫。其中虽然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但若从当时古人的思维逻辑来说，也不乏是有建设性、有见地的看法，并且在传洛启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时至今日，其为学工夫论中的合理之处，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发展。
  （陆翠玲：福建师范大学09级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