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静坐可以说是洛学的传统，朱子曾说：“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始能收敛。”（同上，第37页）又言：“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同上，第51页）可见，通过静坐，可以收敛人心、减少欲望、涵养身心，体认未发之气象，还能在接人待物时自然做到“中节”。李侗师事罗从彦多年，受其静坐工夫的影响颇深。他在答朱熹问时，曾说到：“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惟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同上，卷二，第18页）李侗在其一生的求学生涯中，都非常注重“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这种静坐的工夫。在给刘平甫的信中，他说到：“学问之道，不于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自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也。”（同上，卷一，第4页）当然，对于静坐，他强调的不是外在姿势、形式，亦“非世之所谓静”，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心要在“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对于静坐的工夫，李侗在罗从彦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看得道理出，须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静矣。：（同上，卷三，第38页）
  虚一而静。心方实则物乘之，物乘之则动。心方动则气乘之，气乘之则惑、惑斯不一矣，则喜怒哀乐皆不中节矣。（同上，第46页）
  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大道处，又衮同只是此理。（同上，卷二，第24页）
  在李侗看来，静坐就是使人心安定踏实，“勿为他事所胜”，从而体认天理、体验未发，当有事时则因之而动，动而中节。静坐也是一种养气的过程，但无论是从问学还是从修身的角度来讲，静坐本身都不是目的，静坐的终极目标是由一己之身来确实地把握住天理。天理在人身，就是性体。李侗认为，天理固然落在人身，但不只是落在人身，还散落在万物上，因此静坐只是就人身上来实见天理，而实见天理处却不只是静坐一途。（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李侗的这种由静坐而上达天理的工夫理论，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他说：“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去，放教胸中空荡荡地了，却举起一看，便自觉得有下落处。”思索无结果后，却又“自觉地有下落处”的说法，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似乎是需要灵感的顿悟。牟宗三认为李侗的静坐工夫之中涵有一超越体证即超越之察识。朱熹后来在批判地继承这一理论时，认为这种工夫“许多时无捉摸处”，“圣贤教人，岂专在打坐上？”因此他不主张专一静坐，而是继承程颐注重敬，但在对“敬”内涵的阐释时却吸收了李侗学说中的静坐理论。（刘京菊《承洛启闽道南学派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