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认为圣贤书中自有道理记载，“去圣经中求义理”，能让自己接近或达到圣贤所能达到的境界。他说：“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同上）读书做学问是为己之学，因此要踏踏实实地去读，不可泛泛而读，要读得有下落处，要“体之于身”，方能真切地领会其中的义理，有所获，“实见是理”，“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同上，第58页）因此，李侗主张要活读书，应该根据书的内容去理会，思想不要僵化，做学问也应该这样。（何乃川《闽学困知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李先生行状》中有言为证：
  其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李延平集》卷四，版本同上，第58页）
  其语《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徒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同上）
  读古圣人之书，遵圣贤语，不仅是李侗努力践行的为学之道，也是他教授给朱熹的一个重要的问学方法，还是后来朱熹在思想上发生“逃禅归儒”的转变的一个起点。朱熹14岁丧父，之后十余年一直求学于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先生，博览群书，出入佛老，无所不学。24岁时往同安任主簿，途经延平，顺道拜访了其父之同门学友李侗。由于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很深，其所论之处多有佛道的观点，这些凡涉佛老之言语都被李侗否定了，并以圣贤言语诲之。《答问下》言：
  熹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曾与他说禅，李先生只说不是。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熹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同上，卷三，第49页）
  朱熹按照李侗的引导，潜心研读儒学经典之后，乃“知释氏之非”，“始知前日诸人（好佛老）之误”，这时他才深信李侗所说的释氏之非，尊儒家学说之类的话，相信“其不我欺”也。从此，朱熹研究学问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开始志于“千古不传之绝学”，学术思想也大有长进。因此，人们把李侗称为朱熹的理学入门老师。在说到朱熹的师承关系时，往往是溯及李侗、罗从彦、杨时直至二程，而不是屏山（刘子翚）、白水（刘勉之）、籍溪（胡宪）三先生。可以说，对圣贤书的反复诵读、思量是朱熹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