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由“洛学”到“闽学”的传承过程中，李侗功不可没。李侗，字愿中，宋南剑州剑浦（今福建延平区）人，学者称延平先生，又与杨时、罗从彦并称“南剑三先生”。李侗是一位终身未仕的布衣学者，曾师从罗从彦多年，研习《论语》、《孟子》、《中庸》等典籍，领会于心，并得罗从彦所传之精奥，成为河洛之学的忠实捍卫者。后因崇尚淡泊超然的处世态度和“志于绝学”而退居山田，以静养讲学为主。《李延平集·李先生行状》有言：
  已而闻郡人罗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学于龟山杨文靖公之门，遂往学焉。罗公清介绝俗，虽里人鲜克知之，见先生从游受业，或颇非笑。先生若不闻，从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之说，从容潜玩，有会于心，尽得其所传之奥。……于是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谢绝世故四十余年，箪瓢屡空，怡然自适。（宋·李侗《李延平集》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6页）
  虽然李侗一生不著书，但我们仍可以从他给门人、友人的一些书信往来以及后人为他整理的一些资料中，了解其理学思想体系的脉络。其中，为学工夫是其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示学者人道之方”。本文以《李延平集》所收录的若干篇章为依据，对其为学工夫论做一些探析。
  一、读古圣经书，遵圣贤语
  李侗认为圣贤书中自有道理记载，“去圣经中求义理”，能让自己接近或达到圣贤所能达到的境界。他说：“读书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吾身以求之，则凡圣贤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进矣。”（同上）读书做学问是为己之学，因此要踏踏实实地去读，不可泛泛而读，要读得有下落处，要“体之于身”，方能真切地领会其中的义理，有所获，“实见是理”，“然后扩充而往，无所不通”。（同上，第58页）因此，李侗主张要活读书，应该根据书的内容去理会，思想不要僵化，做学问也应该这样。（何乃川《闽学困知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李先生行状》中有言为证：
  其语《中庸》曰：“圣门之传是书，其所以开悟后学无遗策矣。然所谓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记诵而已，则亦奚以为哉。必也体之于身，实见是理。”（《李延平集》卷四，版本同上，第58页）
  其语《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徒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同上）
  读古圣人之书，遵圣贤语，不仅是李侗努力践行的为学之道，也是他教授给朱熹的一个重要的问学方法，还是后来朱熹在思想上发生“逃禅归儒”的转变的一个起点。朱熹14岁丧父，之后十余年一直求学于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先生，博览群书，出入佛老，无所不学。24岁时往同安任主簿，途经延平，顺道拜访了其父之同门学友李侗。由于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很深，其所论之处多有佛道的观点，这些凡涉佛老之言语都被李侗否定了，并以圣贤言语诲之。《答问下》言：
  熹赴同安任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曾与他说禅，李先生只说不是。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熹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同上，卷三，第49页）
  朱熹按照李侗的引导，潜心研读儒学经典之后，乃“知释氏之非”，“始知前日诸人（好佛老）之误”，这时他才深信李侗所说的释氏之非，尊儒家学说之类的话，相信“其不我欺”也。从此，朱熹研究学问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开始志于“千古不传之绝学”，学术思想也大有长进。因此，人们把李侗称为朱熹的理学入门老师。在说到朱熹的师承关系时，往往是溯及李侗、罗从彦、杨时直至二程，而不是屏山（刘子翚）、白水（刘勉之）、籍溪（胡宪）三先生。可以说，对圣贤书的反复诵读、思量是朱熹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默坐澄心，体认天理
  静坐可以说是洛学的传统，朱子曾说：“明道教人静坐，李先生亦教人静坐，看来须是静坐，始能收敛。”（同上，第37页）又言：“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同上，第51页）可见，通过静坐，可以收敛人心、减少欲望、涵养身心，体认未发之气象，还能在接人待物时自然做到“中节”。李侗师事罗从彦多年，受其静坐工夫的影响颇深。他在答朱熹问时，曾说到：“某曩时从罗先生学问，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惟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同上，卷二，第18页）李侗在其一生的求学生涯中，都非常注重“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这种静坐的工夫。在给刘平甫的信中，他说到：“学问之道，不于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自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也。”（同上，卷一，第4页）当然，对于静坐，他强调的不是外在姿势、形式，亦“非世之所谓静”，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内心要在“静中有个主宰存养处”。对于静坐的工夫，李侗在罗从彦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看得道理出，须静方看得出。所谓静坐，只是打叠得心下无事，则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静矣。：（同上，卷三，第38页）
  虚一而静。心方实则物乘之，物乘之则动。心方动则气乘之，气乘之则惑、惑斯不一矣，则喜怒哀乐皆不中节矣。（同上，第46页）
  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大道处，又衮同只是此理。（同上，卷二，第24页）
  在李侗看来，静坐就是使人心安定踏实，“勿为他事所胜”，从而体认天理、体验未发，当有事时则因之而动，动而中节。静坐也是一种养气的过程，但无论是从问学还是从修身的角度来讲，静坐本身都不是目的，静坐的终极目标是由一己之身来确实地把握住天理。天理在人身，就是性体。李侗认为，天理固然落在人身，但不只是落在人身，还散落在万物上，因此静坐只是就人身上来实见天理，而实见天理处却不只是静坐一途。（何俊、范立舟《南宋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
  李侗的这种由静坐而上达天理的工夫理论，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问题的。他说：“思索义理，到纷乱窒塞处，须是一切扫去，放教胸中空荡荡地了，却举起一看，便自觉得有下落处。”思索无结果后，却又“自觉地有下落处”的说法，让人摸不着头脑，这似乎是需要灵感的顿悟。牟宗三认为李侗的静坐工夫之中涵有一超越体证即超越之察识。朱熹后来在批判地继承这一理论时，认为这种工夫“许多时无捉摸处”，“圣贤教人，岂专在打坐上？”因此他不主张专一静坐，而是继承程颐注重敬，但在对“敬”内涵的阐释时却吸收了李侗学说中的静坐理论。（刘京菊《承洛启闽道南学派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页）
  三、日用工夫说
  静坐的工夫如果把握得不好，就会容易流于形式，变成坐禅，然后凭空思索。而李侗是反对这种华而不实的空泛工夫的，他在注重静坐的同时，又把其理学思想引向现实的社会生活，引向实践，重视身体力行。他强调对现实生活的理会，要就日用处或事上去思量道理，“即随处发见之时，即于此处就本源处推究涵养之，令渐明”。这与禅学的空无境地是不一样的，“禅学者则不然，渠亦有此病，却只要绝念不采，以为是息灭，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条理也”。（《李延平集》卷二，第34页）朱熹说：“熹旧见李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有理会不得。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后来方晓得他说，故今日不至无理会耳。”（同上，卷三，第41-42页）李侗虽然排斥佛学等“异学”，并把儒佛两家的界限划分得很清楚，但事实上他是不可能把自己跟佛完全脱离干系的。
  李侗思想中的天理不是任由自由思想来构造的虚理，而是见之于日常生活的理。他说：“大率有疑处，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处著力，可见端绪。”（同上，卷一，第4页）在李侗看来，在日用处著力，就是在事上或日用处下工夫，这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认为天理只有与日用“吻合浑然，体用无间”，最后才能做到融释洒然，“体用合矣”，“理”才能成为一己之物。他说：
  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之所及也。（同上，卷三，第47页）
  惟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不然只是说也。某辄妄意如此，如何如何？（同上，卷二，第31页）
  近日涵养必见应事脱然处否？须就事兼体用下工夫，久久纯熟，渐可见浑然气象矣，勉之勉之。（同上，第33页）
  把道理融释于日用处，以达到体用合一，是李侗教授给朱熹的一个重要方法，为朱熹日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李侗在给罗博文写信提到朱熹时说：“此人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缚，今渐能融释于日用处，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渐熟，则体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处熟，若静处有而动处无，即非矣。”朱熹自己则说：“熹初为学，全无见成规模，这边也去理会寻讨，那边也去理会寻讨，后来见李先生，较说得有下落，更缜密。”（同上，卷三，第37页）钱穆先生认为这是朱熹获于延平先生的三大纲之一，他说：“盖朱子之所获于延平者有三大纲。一曰须于日用人生上融会。……则诚可谓妙得师门之传矣。”（钱穆《朱子新学案》中册，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762页）
  李侗之所以注重日用处或说事上下工夫，根源于其对“理一分殊”这一本体的认识。他在继承程颐、杨时“理一分殊”思想的基础上，更注重对“分殊”的理解。他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明黄宗羲原本，黄百家纂辑、全祖望修定《宋元学案》卷三十九，第1291页）正因为难在分殊上，所以要多关注生活，在日用处著力，随事著力。
  归结起来说，李侗的为学工夫论主要是书上学的工夫、内心直觉体验的工夫以及事上或者说日用处学的工夫。其中虽然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但若从当时古人的思维逻辑来说，也不乏是有建设性、有见地的看法，并且在传洛启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时至今日，其为学工夫论中的合理之处，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发展。
  （陆翠玲：福建师范大学09级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生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