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在良好的出仕契机面前，最终决定“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李先生行状》），李侗的选择促使其一生与宦海无缘，由此，其因何未仕的历史追问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史料载，李侗放弃出仕之后，“隐居山村四十余年，生活清苦简朴，不求功名利禄，潜心研究儒学真谛。”（《南平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为解开其终身未仕的历史谜案，我们必然要溯源历史，回到李侗曾经生活的时代，追寻着他的人生轨迹，以寻觅其规避仕途的成因。实际上，李侗之所以屏居山田，规避仕途有着深刻的原因。
  政治时局动荡、社会乱象横生，促使李侗无心出仕，而选择归隐。李侗生活在外族入侵，两宋更替的历史背景之下。史载，在李侗71岁的人生之中，先后历经了五位皇帝的更替。可见，李侗生活在一个皇权更替频繁的时代，最高统治者的不断更替及昏庸无能，势必对政治时局产生恶劣的影响，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浮躁。正如李侗所言：“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而中国日衰。”（《宋史·本传》）史料载，两宋交替之际的政治黑暗、腐败严重，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相互勾结、尔虞我诈，农民起义频发，各种苛捐杂税严重，可谓民不聊生。在此政治、社会、经济状况之下的官场，必然是奸臣当道、政治是非不分，而宦海也是一片混乱。当然，相比宋政权的跌宕，更为严峻的是外患。可以说，两宋交替之际，外族入侵成为影响时局的主因。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及对时局的无法把控，使得政权不稳，疆土分裂。生活在此历史境域下的李侗，自幼就受到家庭官宦之风的影响，必然会对时局有所反思。实际上，李侗身为一介书生，对当时时局的混乱不堪，有着十分的不满与厌倦。特别当他看到，贤良志士无能在宦海一展宏图，上不能扶江山社稷之预倾，下不能救黎民百姓于水火，定然多是伤时忧国。为此，李侗基于对时局的冷静思考，定然不肯与那些佞臣贼子同流合污，宁然不做勾心斗角、相互欺诈、盘剥百姓的贪官污吏。《宋史》载：“侗不量资质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孜孜矻矻为利禄之学。”可知，李侗亦曾想积极地出仕，也曾为利禄所学。之后，或对时局失去信心，或对仕途不屑一顾。总之，他无心参加科举，更未通过其它途径出仕，这不能不说与当时政治时局的动荡不安、社会乱象横生的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
  罗从彦的静修思想及人生遭遇，影响着李侗无意入宦。“罗仲素先生严毅清苦，殊可畏。”（《延平答问·附录》）且“罗公清介绝俗，虽里人鲜克知之”（《李先生行状》），其曲折的人生遭遇对李侗无意出仕影响巨大。《宋罗豫章先生年谱》载：“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岁，始受学于杨龟山先生之门”。而四年之后，罗从彦时值45岁，收李侗为徒。纵观罗从彦的一生，坎坷颇多，直到其61岁方得“特科进士”，后被派遣至广东博罗任主簿，可谓纵有满腹经纶，却搏得个官职卑微的小官。其官满后，回家途中逝于汀州（一说死于任上），其灵柩，若干年后才由李侗运回故里。尽管罗从彦身为一介书生，但他曾指出：“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宋史》）．“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同上）曾怒言：“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同上）更曾云：“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同上）可见，罗从彦也曾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然而他那一生的曲折经历，特别是晚年的不幸，逝后的悲凉令李侗几多感慨。罗从彦出仕之路的艰辛及入宦之后的遭遇让李侗感慨万分，因之思索仕途的艰难及官场的险恶，也必然影响了李侗对出仕的淡定，对官场的灰心。此外，罗从彦的静修思想亦深深地影响着李侗。李侗曾书谒罗从彦云：“茫乎未有所止，烛理未明而是非无以辨，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袭，拣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惧，不啻如饥寒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为先生之累哉。”（《宋史·本传》）之后，李侗追随罗从彦，“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同上）《南平县志》载：“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可见，罗从彦是主张静修的，而李侗则为之学习。正如他曾言：“虽知真儒有作，闻风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于动静语默之间，目击而意全也。”其后，“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又有“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亟称许焉。”可知，罗从彦的静坐思想影响了李侗的一生，使其“身世两忘，惟道是资。”（《延平答问·祭文》）所以，在静坐思想的影响下，出仕之官场，无疑是有悖于静坐的，由此，李侗乐于享受静坐，而无意于科举、出仕也在情理之中。
  自我身心之历练，促使李侗志趣治学，最终无缘从政。李侗从懵懂学童到成为一代宿儒，其身心经过了漫长历练的过程。自我身心之历练，使其对理学更加深情，亦促其沿着学术探索的道路不断前行，更使其担当起明天理、教化的重任，最终影响了他的出仕，使其一生与宦海无缘。身心的历练促使李侗的性格、脾气等皆发生了改变，使得李侗更具道德修养和理性。《延平答问·附录》言：“李延平初间也是豪迈底人，到后来也是磨琢之功，在乡若不异于常人。”实际上，少时的李侗亦十分豪迈，对此朱熹曾云：“尝闻先生后生时极豪迈，一饮必数十杯，醉则好驰马，一骤三二十里不迥。”（《延平答问》）后来，李侗通过静思等历练身心。李侗为学主张“默坐澄心以体认天理”，也就是认为，学习圣贤的道理应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重要的是“反求诸身”。故“李先生亦教人静坐”（《延平答问·附录》），“看来须是静坐始能收敛”。（同上）由此，“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同上）历练之后的李侗“后养成徐缓，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寻常唤人，唤之不至，声必厉。侗唤之不至，声不加于前。其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所居狭隘，屋宇卑小。然甚整齐潇洒，安物皆有常处。”（《南平县志·李侗传》儒林二十四）即便“饮食或不充，而怡然自得。”（明林钿《请补宋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庭呈议奏疏》，《南平县志》卷十二）且“先生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李先生行状》）可见，身心的历练促使李侗道德修养更加醇正，对出仕之宦海，为五斗米折腰、行负天下苍生的苟且之事，更加之不屑，最终无意出仕而志趣治学。《南平县志》载：李侗“一志于圣人绝学，体验四十余年，皆诣乎极。”又有“其制行不异于人，亦常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南平县志》儒林二十四）就这样，李侗最终选择了志在治学，而无意于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