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1093-1163），字愿中，南剑州剑浦人，时称“延平先生”，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延平四贤”之一。他出生在儒学世家，幼时颖悟，曾习举子业。政和六年（1116），李侗时值24岁，拜罗从彦为师，始学河洛之学，自此踏上了学术探索的道路。之后或追随罗仲素一心潜学，或治学山野、飘逸在山林间。李侗学术造诣颇深，朱熹、罗博文、刘嘉誉等人是他的门下高足。其主要著作有《萧山读书传》、《论语讲说》、《读易管见》等，其语录由朱熹编为《延平问答》，后人辑有《李延平先生文集》。隆兴元年（1163），李侗病逝于福唐（今福清市），终年七十一岁。淳祐六年（1247）赐谥“文靖”。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赠太师，封越国公。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书赠额曰“静中气象”。李侗上承杨时、罗从彦，下启朱熹，得河洛之真传，可谓“匪延平为之子思，亦何以化海滨于邹鲁哉。故有龟山不可无豫章，有豫章不可无延平，无延平，是无朱子也。然则先生非特一郡之延平，实全闽之延平；……而实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延平，天下万世之延平也。”（于辰《李延平先生祠碑记》，《南平县志》卷十五，上海书店2000年版）纵观李侗的一生，知其大多数时间是在求学与治学中度过。然而在学优则仕的封建体制下，李侗并没有沿着诸多士子积极出仕的轨迹前行。究其传记、年谱、著作，乃至遍阅史料，并未发现有其出仕的记载。实际上，李侗的一生，并未科举，更未出仕。但仕途绝非与李侗无缘，在其一生中，曾多次出现能够促使其出仕的机缘，恰恰是李侗一次次放弃。出生在世儒、官宦之家的李侗，应然步入宦海，驰骋官场。但他却选择了与宦海绝缘。这样看来，李侗对政治有着十分地冷淡，但事实上，李侗与政治却有着浓厚的情结。可见，在这一生未仕的背后，李侗给世人留下了诸多谜团。
  一、“超然远隐”：终身未仕之历史谜案
  李侗何以未仕，成为世人的首要追问，更是其留下的一大谜团。李侗自身有着良好的出仕基础，亦有着良好的政治背景，更曾有良好的从政契机。由此，李侗应然步入仕途，且能够弄潮宦海。实际上，这种应然在李侗身上并没有得到应验，其并未出仕，甚至连科举考试都没参加。李侗的这种选择及其对政治的态度，足以让世人倍感疑惑。为此，针对李侗曾经具备哪些从政要素的叩问，亦变得十分必然。史料载，少时李侗，具备从政的良好基础，且正是这些曾经能够促使李侗步入仕途的要素，一次次建构了其出仕的契机。
  李侗出生在官宦之家，有着良好的政治背景。《延平答问》载：李侗“曾祖讳幹，屯田郎中致仕，赠金紫光禄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讳纁，朝散大夫赠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宁郡太君朱氏；父讳涣，朝奉郎赠右朝议大夫，妣大恭人饶氏。”可见，李侗出生在一个三代为官的家庭之中，自幼就深受政治的影响。由此，家庭环境下带来的政治关系建构了良好的政治背景，为也李侗提供了出仕的契机。另一方面，自曾祖父起李家三代为官，官宦家庭之影响必然渗透到少时李侗的内心，这足以使李侗在面临职业的选择上，无可逃避地去考虑从政。甚者，家庭环境下，父母对其出仕的期望所产生的压力，也必然在李侗的身上呈现。其师罗从彦的求仕之路，亦令青年李侗对仕途多有所思。史料载，李侗24岁“已而闻郡人罗仲素先生得河雒之学于龟山杨文靖公之门，遂往学焉。”（《延平答问》）此时，罗从彦“六年丙申先生四十五岁李延平先生来受学与门”。（《宋罗豫章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直到罗从彦61岁由特科出仕授博罗县主簿，其走过了近16年的求仕之路，他虽已年迈，但求仕之心不衰的精神和坚定的出仕志向，足以令李侗为之学习。以故，年少之时的李侗是幸运的，他有着常人所未有的政治背景，更曾有因此而提供的出仕契机。
  李侗自幼习儒，学问通明，为投身科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侗祖、父皆以儒学起家。”（《南平县志》儒林二十四）这里可知，李侗生活在一个三代习儒之家。在浓厚的儒学家风熏陶下，幼时的李侗必然遵循父辈的意愿，早年家教“习举子业”。《延平答问》载：李侗“生有异禀，幼而颖悟，少长孝友谨笃。朝议公大恭人特所钟爱。既冠游乡校，有声称”。即知，李侗年少之时，十分聪慧，且成绩优异，颇有声誉。“侗年二十四，始受学于郡人罗从彦……既从从彦，得河洛之学春秋、中庸、语、孟之说。”（同上）之后，在罗从彦的淳淳教导之下，李侗在学术的道路上潜心求索了四十多年，终使其“学问通明”（明熊尚文《请从祀议》，《南平县志》卷十二），成为一代宿儒。当然，针对李侗的学术成就，明朝周木的《延平问答序》曰：“（延平）先生之学，虽出于罗杨，而自得之妙，则青于蓝，而寒于冰，是宜朱子之出其门也。然其学也，妙体用而合为一，合显微而无二，实斯文之正脉，吾道之的传，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无异趣者。”（《南平县志》卷十六）清代林润芝的《李延平先生文小集引》云：“吾邑先贤李文靖先生者，上以继杨罗道南之传，下以开朱子大成之统。有功圣门，嘉惠后学，固昭昭于天下万世也。……盖先生莹彻无瑕，如冰壶秋月。”（同上，卷十七）可见，李侗沿着儒学探索的道路向前迈进，确实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这无疑为科举考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追寻父辈及其老师因儒而仕的轨迹。李侗对儒学深思熟诵，必然领会孔孟之要义，熟知河洛之精要。由此，李侗必然深知儒学注重“经世致用”，且倡导“学优而仕”（《论语·子张》），更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外，其祖父、父等皆因学儒有成而迈入仕途；其师承上至二程、杨时、罗从彦，下传朱熹、罗博文等人，无不由儒而仕。这足以促使李侗要认真地思索是否迈入仕途。实际上，儒学熏陶下的李侗，有着极佳的学业成绩，这足以使他去应付科举。其更曾有父辈、师辈因儒而仕的榜样，为此，历史境域下的李侗，必然面临着可否出仕的诘难。
  李侗道德纯备，为人“光风霁月”，有着良好的处世风范。明代，熊尚文曾撰《请从祀议》曰：“李侗道德纯备，学问通明。”（《南平县志》卷十二）可知，李侗在学术造诣深厚之外，道德修养颇高，且有着极佳的品性。其为人“冰壶秋月”、“光风霁月”。故朱熹曾言“若先生之道德纯备，学术通明，求之当世，殆绝伦比！”（《李先生行状》）史载：“故其事亲诚孝，左右无违。仲兄性刚多忤，先生事之致诚尽敬，更得其欢心焉。”（《延平答问》）又言：“闺门内外夷愉肃穆，若无人声，而众事自理。与族姻旧故恩意笃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处之有道，量入为出，宾祭谨饬，租赋必为。邻里先亲戚或贫不能婚嫁，为之经理，节衣食以赈助之。与乡人处，食饮言笑，终日油油如也。年长者事之尽礼，少者贱者接之各尽其道，以故乡人爱敬，暴悍化服。其接后学答问，穷昼夜不倦，随人浅深诱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于圣贤之域。”（同上）这里可知，李侗有着良好的道德品行，其为人谦虚、真诚。故“乡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个善人”。（同上）可见，李侗有着良好的处事方式，且乐于助人，更善于教化、感化众人。当然，李侗的这种处世方式是成功的，也是积极的，这无疑符合出仕对道德修养之要求。透过李侗的为人处世，不难发现，李侗并非生性冷淡，更非身心归隐。相反，他对生活有着十分的热爱。然而，兼有政治背景、学识渊博、德行高尚三个方面要素的李侗，在诸多出仕的契机面前，或没能把握，或根本不屑一顾，总之他选择终身未仕。可见，无论是三代为仕的家庭影响，还是师承上下皆为官吏的多方诱导．在李侗的身上，皆未能成功。最终，李侗“结庐山中，谢绝世故，余四十年。”（明林钿《请补宋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庭呈议奏疏》，《南平县志》卷十二）为此，不能不说这是李侗给世人留下的一个历史谜案。
  二、“屏居山田”：规避仕途之成因分析
  李侗在良好的出仕契机面前，最终决定“退而屏居山田，结茅水竹之间”（《李先生行状》），李侗的选择促使其一生与宦海无缘，由此，其因何未仕的历史追问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史料载，李侗放弃出仕之后，“隐居山村四十余年，生活清苦简朴，不求功名利禄，潜心研究儒学真谛。”（《南平市志》，中华书局1994年版）为解开其终身未仕的历史谜案，我们必然要溯源历史，回到李侗曾经生活的时代，追寻着他的人生轨迹，以寻觅其规避仕途的成因。实际上，李侗之所以屏居山田，规避仕途有着深刻的原因。
  政治时局动荡、社会乱象横生，促使李侗无心出仕，而选择归隐。李侗生活在外族入侵，两宋更替的历史背景之下。史载，在李侗71岁的人生之中，先后历经了五位皇帝的更替。可见，李侗生活在一个皇权更替频繁的时代，最高统治者的不断更替及昏庸无能，势必对政治时局产生恶劣的影响，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浮躁。正如李侗所言：“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而中国日衰。”（《宋史·本传》）史料载，两宋交替之际的政治黑暗、腐败严重，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相互勾结、尔虞我诈，农民起义频发，各种苛捐杂税严重，可谓民不聊生。在此政治、社会、经济状况之下的官场，必然是奸臣当道、政治是非不分，而宦海也是一片混乱。当然，相比宋政权的跌宕，更为严峻的是外患。可以说，两宋交替之际，外族入侵成为影响时局的主因。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及对时局的无法把控，使得政权不稳，疆土分裂。生活在此历史境域下的李侗，自幼就受到家庭官宦之风的影响，必然会对时局有所反思。实际上，李侗身为一介书生，对当时时局的混乱不堪，有着十分的不满与厌倦。特别当他看到，贤良志士无能在宦海一展宏图，上不能扶江山社稷之预倾，下不能救黎民百姓于水火，定然多是伤时忧国。为此，李侗基于对时局的冷静思考，定然不肯与那些佞臣贼子同流合污，宁然不做勾心斗角、相互欺诈、盘剥百姓的贪官污吏。《宋史》载：“侗不量资质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学起家，不忍坠箕裘之业，孜孜矻矻为利禄之学。”可知，李侗亦曾想积极地出仕，也曾为利禄所学。之后，或对时局失去信心，或对仕途不屑一顾。总之，他无心参加科举，更未通过其它途径出仕，这不能不说与当时政治时局的动荡不安、社会乱象横生的历史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
  罗从彦的静修思想及人生遭遇，影响着李侗无意入宦。“罗仲素先生严毅清苦，殊可畏。”（《延平答问·附录》）且“罗公清介绝俗，虽里人鲜克知之”（《李先生行状》），其曲折的人生遭遇对李侗无意出仕影响巨大。《宋罗豫章先生年谱》载：“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岁，始受学于杨龟山先生之门”。而四年之后，罗从彦时值45岁，收李侗为徒。纵观罗从彦的一生，坎坷颇多，直到其61岁方得“特科进士”，后被派遣至广东博罗任主簿，可谓纵有满腹经纶，却搏得个官职卑微的小官。其官满后，回家途中逝于汀州（一说死于任上），其灵柩，若干年后才由李侗运回故里。尽管罗从彦身为一介书生，但他曾指出：“祖宗法度不可废，德泽不可恃。废法度则变乱之事起”（《宋史》）．“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同上）曾怒言：“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同上）更曾云：“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同上）可见，罗从彦也曾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然而他那一生的曲折经历，特别是晚年的不幸，逝后的悲凉令李侗几多感慨。罗从彦出仕之路的艰辛及入宦之后的遭遇让李侗感慨万分，因之思索仕途的艰难及官场的险恶，也必然影响了李侗对出仕的淡定，对官场的灰心。此外，罗从彦的静修思想亦深深地影响着李侗。李侗曾书谒罗从彦云：“茫乎未有所止，烛理未明而是非无以辨，宅心不广而喜怒易以摇，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充而智巧袭，拣焉而不净，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惧，不啻如饥寒切身者求充饥御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身为先生之累哉。”（《宋史·本传》）之后，李侗追随罗从彦，“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同上）《南平县志》载：“从彦好静坐，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可见，罗从彦是主张静修的，而李侗则为之学习。正如他曾言：“虽知真儒有作，闻风而起，固不若先生亲炙之得于动静语默之间，目击而意全也。”其后，“侗退入室中，亦静坐。”又有“从彦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前气象，而求所谓‘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该摄洞贯，以次融释，各有条序，从彦亟称许焉。”可知，罗从彦的静坐思想影响了李侗的一生，使其“身世两忘，惟道是资。”（《延平答问·祭文》）所以，在静坐思想的影响下，出仕之官场，无疑是有悖于静坐的，由此，李侗乐于享受静坐，而无意于科举、出仕也在情理之中。
  自我身心之历练，促使李侗志趣治学，最终无缘从政。李侗从懵懂学童到成为一代宿儒，其身心经过了漫长历练的过程。自我身心之历练，使其对理学更加深情，亦促其沿着学术探索的道路不断前行，更使其担当起明天理、教化的重任，最终影响了他的出仕，使其一生与宦海无缘。身心的历练促使李侗的性格、脾气等皆发生了改变，使得李侗更具道德修养和理性。《延平答问·附录》言：“李延平初间也是豪迈底人，到后来也是磨琢之功，在乡若不异于常人。”实际上，少时的李侗亦十分豪迈，对此朱熹曾云：“尝闻先生后生时极豪迈，一饮必数十杯，醉则好驰马，一骤三二十里不迥。”（《延平答问》）后来，李侗通过静思等历练身心。李侗为学主张“默坐澄心以体认天理”，也就是认为，学习圣贤的道理应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重要的是“反求诸身”。故“李先生亦教人静坐”（《延平答问·附录》），“看来须是静坐始能收敛”。（同上）由此，“今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如奔驰。”（同上）历练之后的李侗“后养成徐缓，虽行二三里路，常委蛇缓步，如从容室中。寻常唤人，唤之不至，声必厉。侗唤之不至，声不加于前。其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所居狭隘，屋宇卑小。然甚整齐潇洒，安物皆有常处。”（《南平县志·李侗传》儒林二十四）即便“饮食或不充，而怡然自得。”（明林钿《请补宋罗李二先儒从祀庙庭呈议奏疏》，《南平县志》卷十二）且“先生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色温言厉，神定气和，语默动静，端详闲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于事若无甚可否，及其酬酢事变断以义理，则有截然不可犯者。”（《李先生行状》）可见，身心的历练促使李侗道德修养更加醇正，对出仕之宦海，为五斗米折腰、行负天下苍生的苟且之事，更加之不屑，最终无意出仕而志趣治学。《南平县志》载：李侗“一志于圣人绝学，体验四十余年，皆诣乎极。”又有“其制行不异于人，亦常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南平县志》儒林二十四）就这样，李侗最终选择了志在治学，而无意于从政。
  三、“伤时忧国”：田夫野老的政治呼唤
  终身未仕的李侗，对政治时局密切关注，且有过呐喊。李侗一生居于乡野，终身未仕，但对政治并非冷淡。实际上，外族入侵，两宋交替，皇权更替频繁的历史背景下，李侗很难做到遁世。时局的动荡不安，社会的乱象横生影响到当时的每一个人，即便李侗以超然远隐而自居，但其根本无法逃脱时局的影响，况且李侗身为大儒，对时局必然有着深刻的认识与见解。《李先生行状》言：李侗“蚤岁闻道，即弃场屋，超然远隐，若无意于当世。然忧时论事，感激动人”。可见，李侗对时局之弊病有着密切的关注。实然，李侗曾从封建士子的视角去审视当时历史背景之下的政治，针对时局动荡不安及弊病之成因，李侗曾有过深刻地思索。同时，李侗更从士子的视域出发以寻求医治时局之弊的良药。尽管未曾出仕，身更不在宦海，但晚年李侗，对政治却有着十分的热情。由此，他建议朱熹上疏，试图通过朱熹上呈的奏折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
  李侗主张整顿纲常、明天理、正人心，重视教化。李侗对时局的动荡及社会的不安有着深刻的认知，他曾指责由于“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延平答问》），进而导致了“人心邪辟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之道衰远方盛”。（同上）在其看来，三纲不振之原因为“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同上）可见，李侗将其原因归咎在王安石的变法之上。同时，他强调：“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主于此留意，二者苟不尔。则是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同上）在对时弊指责之外，李侗建议要严肃纲纪，明天理正人心。对此，他曾言：“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本末备具，可举而行，非特空言而已。异端之学无所入于其心，然一闻其说，则知其诐淫邪遁之所以然者，盖辨之于锱铢眇忽之间，而儒释之邪正分矣。”（同上）此外，他还主张“治道在于修己”（同上），更曾强调求贤，任用贤能治国。实际上，并未出仕的李侗，居于乡间，身为田夫野老，虽未能直接参与社会的治理。但他却从事着治学教化的工作，四十余年的乡野教化，对社会人心安定影响巨大，实属功不可没，为此他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高度赞扬及敬仰。李侗的乡野治学，实现了其以教化治国的期望，更迎合了其人生的志趣，且更为间接地强化着官方意识形态。对此，无论是其生前，还是逝后，皆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赞许及嘉奖。
  李侗反对议和，主张抗金，强调一统。两宋之替，外族频繁入侵，其在李侗生活的年代里，金国对宋的骚扰，极大地影响了封建政权的稳定。在此背景下，对金的议和抑或抗击成为时代的政治主题。由此，大宋政权内部亦分化出抗金与议和两派。对此，李侗是支持抗金派的，他主张抗金，强烈反对议和，可见李侗十分注重一统。绍兴三十二年（1162），宋孝宗即位后，朱熹在上封事前曾特地向李侗征求意见。李侗赞成朱熹反和议的思想，且鼓励朱熹上书进言矫正时弊，以利抗金。为此，他曾言：“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见前。此赦文中有和议处一条，又有事迫许便宜从事之语，盖皆持两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断然不可和。”（同上）又措辞严厉地强调：“某人之去传者，以为缘众士人于通衢骂辱之，责以讲和误国之罪，时事遂激而一变。或以为逐此人诚快舆论，然骂辱之者亦无行遣，恐使人失上下之分。某窃以为不然。今日之事，只为不曾于原本处理会，末流虽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第一义。举此不知其他，即弘上下之道而气正矣。遐方所以盛者，只为三纲五常之道衰也。”（同上）由此可知，李侗从义理角度出发，深刻地阐释了不可与金议和的理由。同时，针对抗金何以战的诘难，李侗认为：“自整顿纪纲，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同上）总之，尽管李侗归隐山野，终身不仕，但他有着浓浓的政治情结，更有着一颗爱国之心。
  （刘刚：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公共管理学院09级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