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史发展到讲究义理之学，是思维上的一大进步，而以讲究义理之学为内容的理学的出现，又使先秦以来传统的儒家学说获得了新的生命，故而从刷新儒家学说的角度来讲，理学又可以被称之为“新儒学”。“新儒学”虽然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却吸取和改造了佛、道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呈现出了比此前儒家以及其他诸家哲学更具水平的一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也为两宋之际山河破碎、朝政腐败、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义理不分、人心散乱的情势开出了一付治病之方。于是，为了寻求这种得以致用的学术真谛，同为一郡出身的“南剑三先生”杨时、罗从彦、李侗不仅都在年轻之时刻苦向学，而且还在由二程→杨时→罗从彦→李侗的学脉接继中，各自得到了自己尊师的“不传之秘”，成了正宗的道统传承者，为理学在闽北的奠基和发展，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储蓄和师资准备，以至于后来在这方面受学李侗并最终集大成的朱熹，根本毫无悬念地就把自己的学术渊源上归于李侗，承认“默坐澄心以体认天理”长达40年之久的李侗，在为自己接续道统的传道授业中，确实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一点，我们很容易就在他为李侗所作的《祭李延平先生文》中，看到这样肯定而真切的表白：
  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觉其徒，望门以趋。唯时豫章，传得其宗。一箪一瓢，凛然高风。猗欤先生，果自得师。身世两忘，惟道是资。……熹也小生，丱角趋拜。恭惟先生，实共源派。（同上，卷十七《艺文志》）
  而对于朱熹明确认定的这种师承关系，各代学者也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说明，如明代左史李天同：
  延平乃杨、罗、李、朱四先生传道之邦。龟山先生，早学于二程先生之门。及归，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豫章先生师事龟山，延平先生又学于豫章，三先生皆剑人也。晦庵先生虽新安人，实生尤溪之尉廨。又从延平先生学，此传授之源流也。（同上，《延平先生书院纪原》）
  明代文渊阁大学士刘健：
  夫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传于孔子，孔子传于孟子，而孟子无传也。自后历秦而汉而唐，至宋程子生，续其不传，而传于朱子，始大明于世。虽曰程子传于朱子，朱子初不得为程子徒，实得之先生（即李侗）。若孟子得传孔子之道，而不得为其徒，亦唯私淑（注：指向某人学，但未得其直接传授）子思之门人。是则微先生则程子之道，无自而传朱子亦无自而得传程子之道，先生之功，于是为大，此书院之所以兴，先生之所以祠欤。（同上，《重修书院记》）
  清代学者全祖望：
  朱子师有四（武夷三先生及李侗），而其推以为有统者，称延平（即李侗）。故因延平以推豫章，谓龟山门下千余，独豫章能任道。（《宋元学案》卷三十九《豫章学案》）
  清代学者张伯行：
  李侗“顾能绍豫章之学，独深得其困奥，开道南（指闽学）密钥于紫阳（即朱熹），经学纯明，答问不倦。虽以集群儒之成如朱子者，往往亲承服教，久而莫见其涯”。（《李延平集·原序》，张伯行编《正谊堂全书》卷六）
  由此可见，将朱熹认定为儒家道统系列一脉相承的第四代传人，这不仅是朱熹本人的首开之论，同时也是朱门后学毋庸置疑的客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