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内圣外王”一直是儒家追求的安身立命之本。两宋的儒学在“外王”的实践失败后，首先认识到“内圣”是“外王”的先决条件，其次是“返回内圣”，最后是朱熹“内圣”和“外王”相互贯通而总集成的几个阶段。
  北宋以来，儒家“外王”的理念，也就是经世致用的思想成为主流思潮。以儒家为主体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慨，以“返回三代”为目标，前仆后继地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运动，这也正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在实践中运用。但随着改革的一次次失败，偏安东南的局势并没改变，不能不引起儒学者的反思；特别是王安石的改革失败，引起儒者的强烈震动。南宋的理学家对北宋以来的“经世致用”的实践进行学理思考，普遍认为王安石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其“学不足”。朱熹指出：“荆公之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切。”（《朱子语类》卷一三〇）张栻也发表看法，他说：“介甫（王安石）之学乃是祖虚无而害实用者。伊、洛诸君子盖欲深救兹弊也。”（《南轩集》卷一九）因此，当时几乎所有的理学家认为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回到过去从“内圣”开始做起，只有把“内圣”做好了，才能做好“外王”，“外王”之道才能得到充分地施展。正如禅家所说的“退步原来是向前”。余英时指出：“‘内圣’是‘外王’的绝对先决条件。这已是南宋理学家群的共同意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页）在这个思想潮流下，一生比较注重内圣，甚少谈论外王，屏居山田，结茅水竹间，谢绝世故，教授乡里，专心圣人绝学，体验40多年的李侗已经站在时代的潮头了。
  从儒学发展的模式来看，“内圣”是它的基础，“外王”是它的“运用”。虽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更多的儒者却是“独善其身”。儒学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主要“内圣”，而不是“外王”，由于宋代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外王”超出了“内圣”，许多儒者投身政治，参与改革的社会改造运动。但是，“内圣”是儒者根本，这点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的儒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即使王安石在日理万机暇余，也在研究儒学，并且作出了“荆公之学”或称“王学”的成果；不过由于其改革的失败，被儒家一致评为“学不足”的典型。但深层的原因是因为“内圣”和“外王”毕竟是有着不同的路径，和不同的思维方法及处事原则，最终结果可能如王安石一样，使自己陷入了“王”不“王”，“圣”不“圣”的尴尬的境地。从历史的角度看，宋代政治文化环境为儒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检验的舞台，提出了“内圣”和“外王”两者怎么统一的尖锐的问题。经过探索，南宋儒学家已经得出了结论：“回到‘内圣’去”。因此，李侗注重“内圣”，并提出了“体认天理”学说，无疑成为这个思潮的先驱。
  众所周知，李侗是朱熹的老师。李侗对朱熹的思想影响很大，其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师从李侗之后，使朱熹彻底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方彦寿《鸢飞鱼跃的哲学意蕴探考》，收入《李侗文化研究》，南平市李侗文化研究会编，第37页）并把“理一分殊”作为区分佛儒两家的标准而传授给朱熹：“盖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指佛教），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赵师复《跋延平答问》，第354页）“理一分殊”是自二程到李侗百年来不断思考、不断改进后成熟的理论成果，为探索宇宙和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也是当时人类思想史上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而且是后来朱熹理学构建的核心概念。学术界认为，朱熹能够使儒学集大成的原因是朱熹逃禅归儒，因为朱熹可用佛学功底来解释儒学。其实这观点有失偏颇。笔者认为，朱熹有着丰富的“外王”的经历，他当过地方官，办过社仓等具体的基层行政事务，又当过“帝王之师”，为最高层出谋划策，对“救世济民”有着丰富的体会；他缺的就是“内圣”的功夫和理解。入禅并不代表朱熹向往和精通“内圣”之学，当时的达官贵人都信佛；就是从政的儒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如此，如掌握国柄的王安石既是儒者又是信佛者，张栻就指出：“王氏之说皆出于私意之凿，而高谈性命，特窃取释氏之近似者而已。”（《南轩集》卷一九》）朱熹的“内圣”之学的圆熟其实是李侗之力，正如上文所说，李侗在“内圣”之学道南一脉中已是最后一个，也是成就最高的一个，他有着自成体系的“体认天理”的学说。朱熹继承了李侗的“内圣”之学的精髓，在李侗的指导下，成功地切入“内圣”的殿堂；在加上自己丰富的“外王”之功，又可以轻车熟路地导向“外王”，终于成为超越前者的大儒，从而完成了“内圣”与“外王”的贯通。余英时指出：“（朱熹）在‘内圣’与‘外王’之间提供了一往一来的双轨道”（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419页），使“‘内圣’与‘外王’贯通为一体”。（同上，第420页）因此，李侗成为朱熹的引路人，也成为当时整个宋代思潮发展趋势的引路人。
  （吴吉民：经济师，历史学硕士，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