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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自觉的人生观，都是一定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人生问题上的应用。”（罗国杰《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4页）李侗人生哲学是以“理一分殊”的宇宙观和“性即未发之中”的人性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
  （一）理一分殊
  李侗认为，“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宋元学案·豫章学案》）可见，李侗是主张把“理一”和“分殊”兼举，把“理一分殊”用来区分儒家和异端之学，这也使得“理一分殊”成为李侗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李侗重视“理一”，认为“太极”是最高的“理”，天地万物，只此一理。他说：“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李延平集》卷二）在李侗看来，天地万物，本乎一源，莫不具此“理”。他把太极和理联系起来，把理客体化，作为宇宙的本原。他是用理来分析周敦颐的太极生化万物，“由太极而阴阳，由阴阳而五行，而万物而人”。（李祝舜《李侗及其哲学思想初探》，《中州学刊》1987年第3期，第54页）太极是天地万物之本原，通过阴阳二气及其交感生化万物的宇宙模式，天地万物包括人都是太极这个至理之源所产生，都是它的表现，但是李侗又认为统一于“理”的万物是有区别的，在气化过程又因各自禀气不同而存在差异，即所谓的“分殊”。“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则一。虽禽兽草木生理，亦无顷刻停息间断者。但人得其秀而最灵，五常中和之气所聚，禽兽得其偏而己，此所以异也。”（《李延平集》卷二）李侗通过理本气化万物，理贯穿万物始终且“无顷刻停息间断”，理是最高的宇宙本原，但由于万物生化存在差异，由此论证了“理一”和“分殊”的客观存在，也因此陷入客观唯心主义。
  李侗注重“理一”和“分殊”并举，尤其认为在“理一”前提下更重视对“分殊”的论述。他说：“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分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同上）“理不患不一，所难者分殊也”。（《宋元学案·豫章学案》）李侗认为对“理一”的把握并不难，难的是对“分殊”的把握，只有在“理一”的基础上把握“分殊”才是儒者气象：李侗强调“分殊”，认为“分殊”才能区分儒学与异端之学，也才能真正人与万物因为所受禀气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李侗人生哲学由此宇宙观出发，非常强调“知理”，以致在教育朱子中也引用杨时所说的“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之意，盖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李延平集》卷二）因此，这种思想在人生哲学上的反应就要求其追求内圣之学，在“知”上下工夫理会“仁”，在人性上，也是反应“人与天理一也”，但因禀气不同，强调修身之学，重视反身而诚。
  （二）人性之道
  李侗的人性之道是他的宇宙观落实在人性上的体现，人性同天理，都是先天具有的。李侗认为性即未发之中，性即理，性惟不可见。他认为“人之一体，便是天理无所不具备”（同上），人和天都是同一个理，在天地万物具于理一，理具于人心为性，人性体现着全部的天理。他说：“天下之理，无异道也；天下之人，无异性也。性惟不可见，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观，则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观，则理一而见二。”（同上，卷三）李侗认为性不可见，只能“自性而观”，但他又认为喜怒哀乐都是人性的表现，他上承师门，注重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他说：“先生令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做何气象。”（同上，卷二）从喜怒哀乐等基本的人性表现中去看待人性，于未发之中的表现说明人性。朱熹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同上，卷三）因此，在李侗看来，喜怒哀乐未发气象也就是体认天理了，在自然中节中去应对处世。虽然李侗认为是性不可见，但认为性的善、真、静却是可以通过求之于“恶、伪、动”未始之先。他说：“动静真伪善恶，皆对而言之，是世之所谓动静真伪善恶，非性之所谓动静真伪善恶也。惟求静于未始有动之先，而性之静可见矣；求真于未始有伪之先，而性之真可见矣；求善于未始有恶之先，而性之善可见矣。”（同上）李侗认为善、真、静为先天具有，虽不可见，但却可反身内求，通过求“动、伪、恶”之先，可见“善、真、静”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