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的最大功绩，莫过于造就了朱熹，使他成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成为后期封建社会数百年的官方哲学思想，并具有儒学正宗的地位。
  朱熹之所以受业于李侗，不仅仅是因为李侗学问渊博，二子高中进士，还因为李侗是他父亲朱松的同门学友，品德高尚，深孚众望。沙县邓迪（天启）曾对吏部员外郎朱松（1097-1143)说：“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朱松赞同，认为所言在理。他十分敬重李侗，故遣子从学。他虽早逝，但子不违其愿，岂能不含笑九泉？
  那么，李侗是如何造就朱熹的呢？简言之，一是面授，一是函授。大致情况如下：
  1．直指其误，使其逃禅归儒
  朱熹（1130-1200），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福建尤溪（父为县尉），侨寓福建建阳。他涉猎广泛，佛、道、儒无所不学，早年尤其恋禅。他14岁丧父，19岁中进士，24岁任同安主簿，故不会轻易拜无冕之王为师。去同安上任之前，他来延平拜见李侗，海阔天空地谈了许多禅学上的东西。心胸坦荡的李侗不同意他的说法，直言不讳地指出：“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李侗主张“默坐澄心”，认为朱熹是可塑造的人才，所以让他细读经学，去儒家经典中求义。朱熹虽心存不悦，对侗之教诲“尚有所疑”，但在任职期间，还是反复思考了侗之教诲，“若有所得”，始知“其不我欺”。他去经典中求义，推见实理，“始知此前诸人之误”，开始逃禅归儒。所以，同安任满归来后，他开始师事李侗，或去延平寓居求教，或以书信求师答问，专注于二程理学，在儒学经海中畅游四方。
  2．面授指教，使其渐入佳境
  绍兴三十年（1160）入冬之后，朱熹寓居西林院惟可师之舍达数月之久，以便朝夕往来接受侗之面授指教。绍兴三十二年春，李侗寓居建安（今建瓯）主簿信甫处，熹又迎谒求教，数月后陪侗回延平。他说：“自见李先生，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于释老之说皆非。”他跟师尊讨论《周易》时就感到“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全不济事”。他还说：“每一见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这并非言过其实，而是切身体会。
  从师事李侗开始，他便脚踏实地地研读儒家经典，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越读心里越亮堂，眼前豁然开朗。此时所作的诗，就表明他进入了新的境界。如《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种风和日丽、百花争妍、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作者心境豁然的写照。他把抽象的哲理寓于形象的描写，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更有代表性的是《观书有感》七绝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种形象的描写，道出了他人生的转折和思想的变化。就是说，过去他从事释老，确实是枉费了推移之力，而现在从事儒学，则是身轻如燕，自由自在了。“天光云影共徘徊”，他在儒学的海洋中荡漾，看到无限风光，感受到无穷的乐趣。他深刻认识到，这样的海洋是不会枯竭的，因为儒学经典像海洋周边的诸多河流那样，源自大山，活水滔滔．有汲取不完的营养。
  3．书信答问，使其吸取精华
  尽管人们对朱子从游李侗的时间跨度有不同的说法，但钦定四库全书在《延平答问·提要》中说：“计前后相从不过数月，故书札往来问答为多。”
  据粗略统计，从绍兴二十七年（1157）六月起，到隆兴元年（1163）七月，六年间李侗答复朱熹的书信多达二十四封，约一万六千余言。答问内容广泛，涉及《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乃至“召问所宜言者”，等等。归纳起来说，朱熹从李侗书信中吸取的精华有三：一是要在“日用人生上融会”；二是要静心理解古圣经之义；三是“理一分殊，所难不在理一处，乃在分殊处”。可以说，这就是李侗对朱熹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尤其是“理一分殊”之说，这是李侗论述精辟之所在，也是朱熹哲学形成的基础。于是，朱熹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去人欲，存天理”，恪守“三纲五常”的规范。可以说，这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故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利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李侗给朱熹的最后一封书信，是他谢世前两个多月写的，时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七月二十八日。这是李侗回复朱熹“召问所宜言者”的信，既可以说明朱熹对李侗的极端崇拜和信赖，又可以说明李侗“冰壶秋月”的品格和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此书几乎被《宋史》作者全文引用，略加整理为：“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不然，则是所为‘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作者在这段引语的开头就说：“侗既闲居，若无意当世，而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这实际上是对李侗的客观评价。时至今日，我们读到这封信，仍可看到一个活脱脱、刚正不阿的李侗，他巍然矗立在我们面前，儒者的风范可歌可泣，令人肃然起敬。
  李侗造就了朱熹，朱熹造就了程朱理学。当时，理学被韩侂胄斥为“伪学”，理学追随者受到无端迫害，朱熹带着忧郁于庆元六年（1200）三月卒于建阳。好的是，雨过天晴，韩侂胄被杀，理学又兴盛起来，朱熹也在天堂里放声大笑了。他去世后十年，赐谥“文”，故被后人尊为“朱文公”。后来，宋理宗赵昀推崇朱熹，追赠“太师”，追封“徽国公”，下旨从祀孔庙，并把朱熹注释的儒家典籍定为儒学的必读课本。从元代开始，朱熹的学说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和标准答案，朱熹的地位越来越高，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便升入“十哲”。最后，朱熹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仅次于孔孟的大儒。
  李侗造就了如此大儒，他对朱熹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发展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还不够伟大？他伤时忧国，言传身带，使两个儿子同举进士；他淡泊名利，矢志教育，被学者尊以府名“延平先生”；他屏居山田，若村夫野老，被十八岁魁天下的闽帅汪应辰请去讲学；他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被朱熹以孔子从祀来祭拜；他充养完粹，神定气和，经众多官员疏请，最后依圣旨登上孔庙“从祀”的宝座……面对这一切，我们应该给他一个中肯的评价：李侗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李钟观：天津教育报刊社正高级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