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字愿中，号延平，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林乡（今南平市延平区炉下镇下岚村樟岚自然村）人，与杨时、罗从彦、朱熹并称“延平四贤”。他生于宋元祐八年（1093）正月十五日，卒于宋隆兴元年（1163）十月十五日。曾祖李幹，屯田郎中致仕，赠金紫光禄大夫。祖李纁，朝散大夫，赠中奉大夫。父李涣，朝奉郎，赠右朝议大夫。凭借儒学仕宦世家的儒学功底，他从24岁开始受学于杨时弟子罗从彦（1072-1135），尽得所传之奥，成为程门三传弟子。他对朱熹一生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宋淳祐七年（1247），赐谥文靖；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赠“太师”，追封“越国公”；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题孔庙从祀；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赐“静中气象”匾，悬于延平府道南祠。李侗墓在今延平区炉下镇瓦口村，1988年被市政府定为“文物重点保护单位”。2009年春，有关部门和社会力量在墓旁建了“宋儒亭”，并于4月6日举行了“清明公祭先儒李侗典礼暨宋儒亭揭牌仪式”活动。
  李侗离我们远去848年了，他跟许多先哲一样“述而不作”，所以该如何评价他便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但是，只要你不用今天的观点去苛求古人，而是钻进时空隧道，把李侗放在850年前及其身后所发生的有关事件中去，一步一个脚印地去研究李侗，你就能正确地认识李侗，从而作出一个中肯的评价。
  李侗从祀孔庙，受到全国景仰
  前不久，一位长辈喜不自禁地告诉我：有人去山东旅游．在曲阜的孔庙里，见到了咱们的一世祖李侗的名字。对此，我深感高兴，也深感内疚。高兴的是，这表明：能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李侗，为我们的一世祖骄傲和自豪的人多起来了；内疚的是，我们的族谱已经印发十年了，族谱开头的“概况”和“前言”，以及后面的许多地方，都有李侗“明题孔庙从祀”之语，怎么至今还有人对此不甚理解，甚至感到惊奇？因此，我们的修谱人员也好，研究人员也好，都有一个普及人文知识的责任问题，就是把自己研究和工作的成果，用通俗浅显的语言，反复告诉族人和有关群众。
  为此，我从普及人文知识的角度，以现有的图像资料，给他讲了“从祀孔庙”是怎么一回事，使他简要地了解了李侗从祀孔庙的过程。
  我笑着告诉他：不只是山东，全国各地都有，凡是有孔庙的地方，就题有先儒李侗的名字。所以，不用去山东，你在本地就能看到确切的资料。解放前，县衙左前二百米处的孔庙里，就有李侗的名字。于是，我把1993年重新刊印的民国时期李驹主纂的《长乐县志》拿出来，打开上册开头部分“学宫图”里的《两庑先儒祀位图》（13页），指着“东庑三十九位”中李侗的名字，让他看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并且让他看了同页上的罗从彦及其先师杨时（1053-1135）。接着，我又让他看了前三页的《大成殿祀位图》，指出上方正当中的“至圣先师孔子”，以及下方的“先贤朱子”（朱熹的尊号）。在孔庙里，处主祀地位的就是孔子，其他都是从祀。
  1985年重新校印的民国时期蔡建贤总纂的《南平县志》，在卷八《学校志第十二》中用很大的篇幅记载了文庙（即孔庙）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从祀者的人名籍贯和更易增补的缘由，等等。有关资料告诉我们：从元至正十九年开始，就有人为李侗请求“从祀”了。后来，经过林钿、熊汲、周木、游居敬、熊尚文等诸多官员的疏请，李侗才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六月，按皇帝朱翊钧圣旨从祀孔庙。这就是说，从公元1614年开始，李侗“牌位”才正式进入圣庙，同孔子一起受到万千学子景仰，荣享各级官员的顶礼膜拜和虔诚祭祀。每年两祭，时间是春秋仲月。先师、先贤、先儒的祭品有所不同。祭文内容，以及上香、叩首等诸多礼仪，甚至祭器、乐器等，都有明文规定。这在《长乐县志》上册中都能看到。其中，每位先贤、先儒都有简介，李侗在336页：“李侗，字愿中，延平人。明万历四十二年从祀。”这是李侗身后非常荣耀的大事，而且是遍及全国的大事。
  实际上，把李侗作为至圣先师的“从祀”来祭拜的，并非从明万历四十二年才开始，而是在他辞世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了。“从祀”的创始者不是别人，而正是李侗的得意门生朱熹。《南平县志》在《宋儒李侗》一文中明确记载：“门人朱熹来会葬，为词以诔之，并志行状。熹竹林精舍成，行释菜礼。祀孔子以颜、曾、思、孟、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张载，并侗配享。”另有资料表明：绍熙五年（1194），朱熹在建阳创建“沧洲精舍”，也把李侗和历代名儒从祀于孔子。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此崇拜老师的学生，这样隆重的祭祀行动绝非一次两次而已；采取这样的祭祀行动，也绝非朱熹一人而已，因为朱熹的门徒也很多，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的行动。
  面对朱熹对李侗崇拜式的祭祀行动，面对历尽艰辛才登上“从祀”地位而受到全国学子和官员顶礼膜拜的李侗，作为后学的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位先人？
  李侗教子有方，时人争相求教
  从李侗严格教子来看，从为子苦心取名来看，从二子同举进士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李侗教子确实有方，理应得到一顶荣耀的桂冠。
  1．言传身带，严格教子
  李侗24岁开始受学于罗从彦，尽得其所传。六年后不求仕进，退居山田，结茅于水竹之间，从事传道授业的教育工作。他接待后学，答问不倦，视对象不同而施教。他德高望重，声名远播，被学者冠以府名，称之“延平先生”。所以，他学识渊博，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都相当丰富。再加上孩子母亲是雷州刑曹吴觏之女，同郡知名先儒吴仪之孙女，而非等闲之辈，所以他们对子女的言传身带、严格教育是可想而知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当今许多教育工作者的经验之谈。所以，出生在这样家庭里的孩子，当然会苦读书，严修身，在儒家经典的熏陶下健康成长。
  2．为子取名，用心良苦
  李侗为三子取名：友直、友谅、友闻。“三友”之名出自《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pián）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孔子说的意思是：有益的交友有三种，有害的交友也有三种。跟正直的人交朋友，跟诚信的人交朋友，跟博闻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与工于曲意奉迎的人交朋友，与善于虚情谄媚的人交朋友，与惯以空话取宠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李侗为儿子取名，就是教儿子如何做人。这三人的名字起码包含着李侗以下三个方面的良苦用心，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一是注意整体观念，正确理解“三友”。这“三友”出自孔子的同一句话，意思互相联系。兄弟同气连枝，也是不能割裂的。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兄弟都要有整体观念，以正直为原则，团结友爱，同舟共济。不管你是友直，是友谅，还是友闻，都要跟正直的人、诚信的人、博闻的人交朋友，做直言不讳、真诚守信、广闻博识的人。
  二是注意对比辨析，学会择善而从。社会是复杂的，人性也不是单一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益者”三友与“损者”三友是对立存在的。“直”与“曲”相对，直言不讳的人不会跟曲意奉迎的人有共同语言。“实”与“虚”对立，诚实守信的坦荡胸怀与虚情假意的媚颜悦色水火不容。“多”与“寡”也无法为伍，见多识广者总能识破孤陋寡闻者的花言巧语。教会孩子辨别真假美丑，做到择善而从，是明智的教育方法。
  三是注意潜移默化，努力完善自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一个最浅显的道理。跟直言不讳的人交朋友，他能给你指出过失；跟忠实守信的人交朋友，他能使你日益精诚；跟广闻博识的人交朋友，他能使你渐趋明智。相反，跟惯于曲意奉迎，以虚情假意骗人，以花言巧语讨好人的人交朋友，就会使自己陷入泥潭，最后也成为他们的同类。这就是客观环境对人的潜移默化作用，不能掉以轻心，理当自我完善。
  当时的社会是鱼龙混杂，真假难分。统治者昏庸无能，忠奸不分，朝秦暮楚。主战派与议和派长期拉锯，难决雌雄。李侗的爱国情怀如光风霁月，令人十分敬佩。他以自己的言行塑造孩子，让他们在动荡的社会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灵活运用儒家学说，用心辨析真伪，认真择善而从，努力完善自我，学会堂堂正正地做人。
  绍兴二十七年（1157），李侗65岁，子友直与友谅同登王十朋榜进士第，令学子争相求教，使官员肃然起敬。当过同安县主簿的朱熹，于次年春徒步数百里，专程来延平拜谒李侗，表明崇敬之心和虚心求教的态度。此后，他尽得所传之秘，登上理学高峰。《长乐县志》还告诉我：宋代名人刘砥、刘砺二兄弟的祖父刘嘉誉，也曾“受业延平李侗之门”，“官乐昌县卫”。官员中莫过于18岁魁天下的闽帅汪应辰（1119-1176），他怀着“景慕诚服”之情，于隆兴元年（1163）十月，以书礼车乘迎请李侗到福唐讲学。不幸的是，侗因旅途劳累而卒于府治馆舍。
  李侗去世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他对儿子的教育是相当成功的。李侗的教育思想与爱国情怀，植根于他们心中，使之成为理学继承人和坚定的爱国者。一是侗之长子友直，与朱熹为友，在庆元党禁期间（1196-1200）遭受韩侂胄之害，隐居古田一都小鲎（今谷口）。二是《宋史》记载，侗之次子信甫（即友谅），“仕至监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广东、江东宪，以特立不容于朝”。这就是说，他为人刚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难逃贬逐厄运。三是福州方面的谱志说，侗之三子友闻，后来当了长乐郡武威大将军。这些资料表明：子承父志，主张抗金，不与义和派同流合污，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李侗造就朱熹．足以证明伟大
  李侗的最大功绩，莫过于造就了朱熹，使他成为宋代理学之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成为后期封建社会数百年的官方哲学思想，并具有儒学正宗的地位。
  朱熹之所以受业于李侗，不仅仅是因为李侗学问渊博，二子高中进士，还因为李侗是他父亲朱松的同门学友，品德高尚，深孚众望。沙县邓迪（天启）曾对吏部员外郎朱松（1097-1143)说：“愿中如冰壶秋月，莹彻无瑕，非吾曹所及。”朱松赞同，认为所言在理。他十分敬重李侗，故遣子从学。他虽早逝，但子不违其愿，岂能不含笑九泉？
  那么，李侗是如何造就朱熹的呢？简言之，一是面授，一是函授。大致情况如下：
  1．直指其误，使其逃禅归儒
  朱熹（1130-1200），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生于福建尤溪（父为县尉），侨寓福建建阳。他涉猎广泛，佛、道、儒无所不学，早年尤其恋禅。他14岁丧父，19岁中进士，24岁任同安主簿，故不会轻易拜无冕之王为师。去同安上任之前，他来延平拜见李侗，海阔天空地谈了许多禅学上的东西。心胸坦荡的李侗不同意他的说法，直言不讳地指出：“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面前事却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李侗主张“默坐澄心”，认为朱熹是可塑造的人才，所以让他细读经学，去儒家经典中求义。朱熹虽心存不悦，对侗之教诲“尚有所疑”，但在任职期间，还是反复思考了侗之教诲，“若有所得”，始知“其不我欺”。他去经典中求义，推见实理，“始知此前诸人之误”，开始逃禅归儒。所以，同安任满归来后，他开始师事李侗，或去延平寓居求教，或以书信求师答问，专注于二程理学，在儒学经海中畅游四方。
  2．面授指教，使其渐入佳境
  绍兴三十年（1160）入冬之后，朱熹寓居西林院惟可师之舍达数月之久，以便朝夕往来接受侗之面授指教。绍兴三十二年春，李侗寓居建安（今建瓯）主簿信甫处，熹又迎谒求教，数月后陪侗回延平。他说：“自见李先生，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于释老之说皆非。”他跟师尊讨论《周易》时就感到“闻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全不济事”。他还说：“每一见而复来，则所闻必益超绝。”这并非言过其实，而是切身体会。
  从师事李侗开始，他便脚踏实地地研读儒家经典，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越读心里越亮堂，眼前豁然开朗。此时所作的诗，就表明他进入了新的境界。如《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种风和日丽、百花争妍、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作者心境豁然的写照。他把抽象的哲理寓于形象的描写，使人产生了丰富的联想。更有代表性的是《观书有感》七绝二首：“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这种形象的描写，道出了他人生的转折和思想的变化。就是说，过去他从事释老，确实是枉费了推移之力，而现在从事儒学，则是身轻如燕，自由自在了。“天光云影共徘徊”，他在儒学的海洋中荡漾，看到无限风光，感受到无穷的乐趣。他深刻认识到，这样的海洋是不会枯竭的，因为儒学经典像海洋周边的诸多河流那样，源自大山，活水滔滔．有汲取不完的营养。
  3．书信答问，使其吸取精华
  尽管人们对朱子从游李侗的时间跨度有不同的说法，但钦定四库全书在《延平答问·提要》中说：“计前后相从不过数月，故书札往来问答为多。”
  据粗略统计，从绍兴二十七年（1157）六月起，到隆兴元年（1163）七月，六年间李侗答复朱熹的书信多达二十四封，约一万六千余言。答问内容广泛，涉及《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乃至“召问所宜言者”，等等。归纳起来说，朱熹从李侗书信中吸取的精华有三：一是要在“日用人生上融会”；二是要静心理解古圣经之义；三是“理一分殊，所难不在理一处，乃在分殊处”。可以说，这就是李侗对朱熹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尤其是“理一分殊”之说，这是李侗论述精辟之所在，也是朱熹哲学形成的基础。于是，朱熹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去人欲，存天理”，恪守“三纲五常”的规范。可以说，这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故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和利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李侗给朱熹的最后一封书信，是他谢世前两个多月写的，时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七月二十八日。这是李侗回复朱熹“召问所宜言者”的信，既可以说明朱熹对李侗的极端崇拜和信赖，又可以说明李侗“冰壶秋月”的品格和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此书几乎被《宋史》作者全文引用，略加整理为：“今日三纲不振，义利不分。三纲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气间隔，而中国日衰。义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人主当于此留意，不然，则是所为‘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也。”作者在这段引语的开头就说：“侗既闲居，若无意当世，而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这实际上是对李侗的客观评价。时至今日，我们读到这封信，仍可看到一个活脱脱、刚正不阿的李侗，他巍然矗立在我们面前，儒者的风范可歌可泣，令人肃然起敬。
  李侗造就了朱熹，朱熹造就了程朱理学。当时，理学被韩侂胄斥为“伪学”，理学追随者受到无端迫害，朱熹带着忧郁于庆元六年（1200）三月卒于建阳。好的是，雨过天晴，韩侂胄被杀，理学又兴盛起来，朱熹也在天堂里放声大笑了。他去世后十年，赐谥“文”，故被后人尊为“朱文公”。后来，宋理宗赵昀推崇朱熹，追赠“太师”，追封“徽国公”，下旨从祀孔庙，并把朱熹注释的儒家典籍定为儒学的必读课本。从元代开始，朱熹的学说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和标准答案，朱熹的地位越来越高，到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便升入“十哲”。最后，朱熹在人们心目中成了仅次于孔孟的大儒。
  李侗造就了如此大儒，他对朱熹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的发展确实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还不够伟大？他伤时忧国，言传身带，使两个儿子同举进士；他淡泊名利，矢志教育，被学者尊以府名“延平先生”；他屏居山田，若村夫野老，被十八岁魁天下的闽帅汪应辰请去讲学；他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被朱熹以孔子从祀来祭拜；他充养完粹，神定气和，经众多官员疏请，最后依圣旨登上孔庙“从祀”的宝座……面对这一切，我们应该给他一个中肯的评价：李侗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李钟观：天津教育报刊社正高级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