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神圣庄严的孔庙是祭祀儒学开山始祖孔夫子的圣殿，历史上从祀孔庙的，则多是在学术文化和教育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儒者。从祀孔庙代表了古代学人的至高无上的荣誉。
  鲁哀公十七年（前478），即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其弟子因宅设庙。汉初，刘邦过鲁，用太牢祀孔子于此，此为最早的帝王祭孔。东汉刘秀击败窦宪后，于建武五年（29）过阙里时，使大司马宋弘祀孔子；东汉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东巡时，到曲阜孔庙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此为最早的帝王祭孔并及七十二弟子。（骆承烈《孔子家族全书·文物古迹》，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126页）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李世民下诏，停止以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列传·儒学上》）
  贞观四年（630），又下诏全国“州县皆作孔子庙”（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百十七，四库全书本），诸儒名流从此也逐渐被纳入孔庙，同孔子一道共同被祭。
  “延平四贤”中，取得从祀孔庙的资格，最早是朱熹，其后是杨时、李侗和罗从彦。
  一、朱熹
  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十二月赐朱熹谥号曰“文”，称朱文公。嘉定五年（1212），诏谕朱熹的《四书集注》立于学宫，作为法定的教科书。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正月，赠太师，追封信国公。绍定三年（1230）九月，改封为徽国公。
  理宗淳祐元年（1241）正月，诏从祀孔庙。朱熹由此取得与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并列的五大道统圣人的地位。《宋史·理宗纪》载：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诏：“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浑）融，传《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
  《宋史·朱熹传》也记曰：“淳祐元年正月，上视学。手诏以周、张、二程及熹从祀孔子庙。”
  元代，也许是为了体现新朝的浩浩皇恩，也许是为了重申朱子学的重要地位，皇庆二年（1313）六月，元仁宗又下诏朱熹等宋儒从祀孔庙，以程、朱之书为科考法定经本。《元史·仁宗纪》载：“以宋儒周敦颐、程颢、颢弟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及故中书左丞许衡从祀孔子庙廷。”
  元惠宗至元元年（1335），又下诏创立朱熹文庙于婺源，此为历史上独创朱熹文庙之始。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历代褒典》：“至元元年三月，婺源知州干文传请于朝，得旨创立徽国文公之庙。”
  清圣祖康熙五十一年（1712），诏升朱熹配祀孔庙十哲之列。朱熹的牌位从孔庙东廊进入大成殿内。《清史稿·圣祖纪》：“五十一年壬辰二月丁巳，诏宋儒朱子配享孔庙，在十哲之次。”《清朝文献通考》卷七十三《学校考十一》：
  （康熙）五十一年，升朱子配享位于大成殿。上以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钜，应崇礼表章，特谕大学士等详议具奏，寻议宋儒朱子配享孔庙。本在东庑先贤之列，今应升于大成殿十哲先贤卜商子之次，以昭表章至意，从之。
  十哲为从祀孔庙的第二等（第一等为四配，第三等为先贤、第四等为先儒），有资格列此的，此前均为孔门弟子，而朱熹则是一个例外，由此可知朱子在儒门的崇高地位。
  二、杨时、李侗
  杨时和李侗，获从祀孔庙的地位最早是在元末，而不是后人所说的明代。《元史》卷七十七记载说：“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据杭州路申备本路经历司，……我朝崇儒重道之意度越前古，既已加封先圣大成之号，又追崇宋儒周敦颐等封爵，俾从祀庙庭，报功示劝之道可谓至矣。然有司讨论未尽，尚遗先儒杨时等五人未列从祀，遂使盛明之世犹有阙典。”他们对杨时的评价是：
  故宋龙图阁直学士谥文靖号龟山先生杨时，亲得程门道统之传，排王氏经义之谬。南渡后朱张吕氏之学，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者也。（《元史》卷七十七）
  对李侗的评价是：
  故宋处士延平先生李侗，传河洛之学以授朱熹，凡集注所引师说，即其讲论之旨也。（同上）
  至正二十二年（1362）八月奏准送礼部，定拟杨时、李侗的封爵。其中，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侗追封越国公。与此同时，追赠的三位也是闽北两宋时期的理学先贤。其中，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沈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均从祀孔庙。（《元史续编》卷十五）
  有意思的是，元朝认定的杨时、李侗从祀孔庙的朝廷“文件”，入明后不知是何原因却没有执行，也就是说，在孔庙从祀名单中，找不到杨、李二人大名。以至当朝的许多大臣，都不知道这两人在元朝已准予入祀孔庙，所以到了明弘治三年（1490），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上言“择师儒、慎科贡、正祀典、广载籍、复会馔、均拨历”六事，其中所谓“正祀典”，具体内容就是在孔庙从祀的名单中，“请进宋儒杨时而罢吴澄”，即罢祀吴澄，改祀杨时。他说：“孔庙从祀万代瞻仰，教化之原。龟山杨时程门高弟，衍延平、新安，足卫吾道，而不预从祀。吴澄忘君事仇，迹其所为，不及洛邑顽民，顾在从祀之列。况二人皆太学师庙祀，黜陟不可不正。”（清沈佳《明儒言行录》卷五）于是，经礼部核准，杨时从祀获准。
  成化二十一年（1485），周木请于朝，以李侗从祀，暂未获行。周木，字近仁，江苏常熟人，成化十一年（1475）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河南布政使。“生平究心理学，晚尤好易。所画诸图，因羲文邵子之所命者而衍之，其于洪范所陈配合，皆有伦类。居家冠婚丧祭，悉遵古仪注，学者称勉思先生。”（《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三，四库全书本）
  弘治八年（1495），周木在《延平答问序》中说：“自愧寡陋，未考《元史》从祀之详”。《元史·祭祀志》载《宋五贤从祀》，是至正十九年（1359）胡瑜“乞加杨时、李侗、胡安国、蔡沈、真德秀五人名爵从祀庙庭”，二十二年已准行矣，为何正统初仍请以胡、蔡、真从祀？“弘治间谢铎、徐溥，先后以杨时为请，议论虽正，终不知有胜国已行故典，然则明臣之寡陋，大抵尔尔。”故清阎若璩赞扬周木“窃以如木之能自愧者，亦罕其人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四库全书本）
  三、罗从彦、李侗
  延平四贤中，从祀时间最晚的是罗从彦，时间是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
  清毕沅《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八载：“（万历）三十七年六月，以宋儒罗从彦、李侗从祀孔子庙庭，从福建学臣熊尚文请也。”熊尚文此举，又源于延平将乐儒士林钿之请，其人还曾刻印宋杨时撰《龟山集》行世。据明朱衡《道南源委》卷六载：
  林公钿，字良章，将乐人。万历间贡士。时宋儒罗豫章、李延平二先生未与从祀，公请于督学熊公尚文，行之。复刊《杨龟山全集》，著有《澹宁集》行世。
  熊尚文，字思诚，丰城人。从学于丰城徐即登，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万历三十七年（1609）官福建督学，在延平刻印宋朱熹辑《延平先生答问》一卷附录一卷，国家图书馆有存本。
  为什么元代已从祀孔庙的李侗，在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周木复请于朝以李侗从祀，到明万历间，又和其师罗从彦一起旧事重提呢？毕沅在《续文献通考》卷四十八接下来的文字中对此作了说明：
  臣等谨按，明所增从祀先儒汉董仲舒、宋胡安国、蔡沈、真德秀、杨时及（李）侗，皆元时所已祀者，至明而皆复以为请，何耶？安国等五人祀于至正之季，当日或未及通行，仲舒之祀则在文宗至顺间，岂亦未载祀典颁示天下，与若从彦为朱子渊源所自，至是始侑食庙庭，则尚文表章之功为不可少矣。
  意思是说，汉董仲舒，宋胡安国、蔡沈、真德秀、杨时以及李侗，都是在元代经朝廷批准从祀孔庙的先贤，到了明代又重新申请，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诸贤从祀批准之时，已是元末至正间，当时还来不及大张旗鼓地推行，就已经改朝换代了。所以，入明之后，不得不旧事重提。
  关于罗、李二人最后获准入祀孔庙的时间，是在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见于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四库全书本）卷第一百二十所载：“万历四十一年（1613），提学佥事熊尚文请祀宋儒罗从彦、李侗。礼部覆以程朱拟孔孟，谓孔有曾、思，而后孟子接其传，程得罗、李，而后朱子衍其绪。罗、李之功，与曾、思等，宜将二贤列宋儒杨时之下入庙从祀。诏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