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杨时、罗从彦、李侗和朱熹，即所谓“延平四贤”，是上传承洛学，下开创闽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延平四贤”中，杨、罗、李均为南剑州人氏，故早在南宋时，就已被尊称为“南剑三先生”。在学术传承上，“南剑三先生”是递相授受的师徒关系。他们先后致力于二程洛学的阐发和传播，为其后继者朱熹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奠定了基础和铺平了道路。
  “南剑三先生”均生活于金兵大举南侵的两宋之交。“靖康之难”发生的1126年，杨时为74岁（杨时生卒年1053-1135），罗从彦55岁（1072-1135），李侗34岁（1093-1163）。他们都目睹了金兵铁蹄南侵、战火连绵、山河破碎、黎民百姓受苦受难的悲惨现实，亲身感受到了奸佞当道，朝廷腐败无能，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更有甚者，甚至出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以苟且偷安。故在“南剑三先生”或参政、或讲学的经历中，要求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反对外族入侵，反对卖国投降，以及期盼“正君心”，以端正帝王的“心术”，从而达到“国治而后天下平”的目的，就成了他们的共同追求。
  载道南归的龟山先生杨时，出生于将乐县北郊龙池团，曾先后在武夷山、余杭、萧山、毗陵（今无锡）等地讲学。其目的在于传播二程的理学思想，为国家培养能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在政治上，他继承了二程“格君心之非”，以天理治国的思想，他说：“尧舜所以为万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这种天理，体现在君主身上，就是仁爱，也就是二程所说的“视民如伤”。杨时认为，“人主无仁心，则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视民如伤，则王道行矣。”（同上）作为人臣，就是要努力引导君主做一个具有仁爱之心的明君，能切实爱护他的子民。遗憾的是，北宋末期昏君佞臣、朝政混乱的现实使杨时感到极度寒心。他说：“今天下上自朝廷大臣，下至州县官吏，莫不以欺诞为事，而未有以救之。”（同上）其激烈抨击朝政，以求扭转颓败之风的言行，为其后继者所继承和发展。
  宣和七年（1125），金兵大举南侵，北宋王朝危在旦夕。时任著作郎兼经筵侍讲的杨时连续上疏说：“今日事势如积薪已然，当自奋励，以竦动观听。若示以怯懦之形，萎靡不振，则事去矣。”（《宋史·杨时传》）因此，他在疏中提出了如下一系列主张：修政事废免夫之役，废除“蠹国害民”的蔡京之流“人所切齿”的“花石纲”之害；明军法“立统帅，一号令，示纪律”，以统一勤王之兵；排和议怒斥欲割三镇二十州之地以议和是“欲助寇以自攻也。”他坚决支持主战派李纲的抗金主张，要求将弃军而逃的童贯、梁方平、何灌等诛杀，“乞正典刑，为臣子不忠之戒。”（《杨文靖公墓志铭》，朱熹《伊洛渊源录》卷十）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杨时为维护国家统一，直言不讳，力排和议，坚决主张抗金，体现了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
  在杨时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他的学生罗从彦也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罗从彦提出：“立朝之士，当爱君如爱父，爱国如爱家，爱民如爱子。然三者，未尝不相赖也。凡人爱君则必爱国，爱国则必爱民，未有以君为心而不以民为心者。故范希文谓‘居庙堂之上则爱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议论要语》）他所提出的爱君、爱国、爱民的“三爱”主张，以及他所强调的“三爱”之间是相互关联（未尝不相赖）的观点，在北宋末社会动荡不安．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政治意义。
  罗从彦在此所说似乎仅指“立朝之士”而言，而与他人无关，其实不然。就以其本人来说，罗从彦一生64岁。绍兴二年（1132)61岁时方以特奏中进士，只做过三年的博罗主簿这一小官，基本上不属于他所说的“立朝之士”这一范畴。但就是这位一生都处在“江湖之远”的闽学先驱，其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意识比起那些“在朝之士”来说，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于朝政腐败，罗从彦的爱国思想是通过解说历史来批判现实这一形式曲折地反映出来的。在《春秋指归》中，罗从彦力主“尊天子，攘夷狄”的精神，主张“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以此呼吁朝中人士奋起抵抗金人的入侵。完成于靖康元年（1126）的《遵尧录》一书，针对宋徽宗挥霍无度、穷奢极欲、不顾百姓死活的现实，提出“人君者，天下之表。若自心正，则天下正矣；自心邪曲，何以正天下！”（《遵尧录》卷一）针对蔡京等“六贼”乱政的现实，提出“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的观点，认为“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辟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林甫之奸，则外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邪，则外有朱泚之叛。”（同上）罗从彦在此以唐代衰亡的历史教训来批判北宋末的现实，其“近君子，去小人”的政治主张显而易见。
  罗从彦评判“君子”与“小人”的道德标准是正直和忠厚。他认为这一标准，对于手握大权的朝臣尤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和社会的稳定。他说：“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无嗟怨。一于正进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宋史·本传》）
  此言之所指，实际上是针对宋徽宗在用人方面严重失误，致使小人当道，造成内忧外患严重后果而发。
  正直忠厚之外，罗从彦认为最根本的还在于士人要有以“名节忠义为本”的思想。他说：“士之立身，要以名节忠义为本。有名节，则不枉道以求进；有忠义，则不固宠以欺君矣。”（《宋元学案·豫章学案》）
  罗从彦所提倡的正直忠厚、名节忠义等道德规范，主要是针对“立朝之士”提出来的。这是因为他认为天下治乱的根本在于朝廷，只有“朝廷无过失”，才能实现“天下无嗟怨”。故对“立朝之士”严加要求，做到“君明臣忠”，能真正实现他所提倡的爱君、爱国、爱民的政治主张。
  罗从彦的爱国思想对李侗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政和六年（1116），李侗24岁时从学于罗从彦，从此事事处处以罗从彦为榜样。罗从彦不愿出仕，李侗亦布衣一生；罗从彦筑室罗浮山，李侗亦“退而屏居山田”；罗从彦提倡“静中体认喜怒哀乐之未发”，李侗亦“默坐澄心，体认天理”。（朱熹《延平先生李公行状》）由于李侗生平述而不作，正如朱熹所言“李延平不著书，不作文，颓然若一田夫野老。”（《朱子语类》卷一〇三）故其对罗从彦的爱国思想是否有过专门的阐发已无从考察。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却通过授学给朱熹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表现出来。故《宋史·本传》载：“侗既闲居，若无意当世，而伤时忧国、论世感激动人。”朱熹《延平先生李公行状》则称“其语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
  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生平首次上封事，文稿得到李侗的指点。这年七月，他写信给朱熹，要他在封事中突出主战、反对议和的思想。他说：“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延平答问》）文中的“大义”，指的就是“尊王攘夷”的《春秋》大义。李侗还时常告诫朱熹：“今日但当将‘不共戴天’四字贴在额头上，不知有其他是第一义。”（朱熹《答李诚父书》，《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八）在朱熹《壬午应诏封事》中，有“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义理明矣”之句，就是受李侗的启发和影响。
  位居“延平四贤”之末的朱熹，不仅是一位理学的集大成者，受其师辈、父辈的影响，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继承了其师强烈的爱国抗战思想，始终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异族入侵。朱熹在入仕后，曾屡次向朝廷上疏，一再阐明他热切渴望恢复中原，反对屈膝求和的立场和主张。
  绍兴三十二年（1162），他首次应诏上《封事》，向孝宗皇帝提出“祖宗境土未复，宗庙之仇耻未除，戎虏之奸谲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极”，故“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夫金虏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壬午应诏封事》，《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此后，在隆兴元年（1163）、淳熙七年（1180）、淳熙十五和十六年（1188-1189），还先后多次或上《封事》，或向皇帝面奏，提出他要求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和富国强兵、抵抗金人的一系列爱国主张和措施。
  朱熹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其中有许多篇章，强烈地表达了他怀念中原故土，念念不忘恢复故国的爱国情怀。他在任浙东提举时，曾怒毁汉奸秦桧祠，并写下了一篇酣畅淋漓的声讨秦桧的文告。对秦桧误国误民、陷害岳飞等抗金将领，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罪行予以深刻地揭露。文中大声疾呼“天不诛桧，谁其弱秦”，（《除秦桧祠移文》，《朱文公文集》卷九九）把朱熹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对外来入侵者的仇恨，对卖国求荣者的鄙视，对爱国抗战者的崇敬，表现得淋漓尽致，掷地有声！
  朱熹的爱国思想，更多的是体现在他在各地书院的讲学之中。如从学于武夷精舍的门人杨道夫记朱熹语录云：“某尝谓恢复之计不难，唯移浮靡不急之费以为养兵之资，则虏首可枭矣。”（《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淳熙十年（1183）始学于武夷精舍的包扬则记云：“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同上）黄卓和杨若海，都是朱熹建阳考亭沧洲精舍的学生，他们分别记下了朱熹讲学时的两条语录：
  因说靖康之祸云云，终始为讲和所误。虏人至城下，攻城，犹说讲和。及高宗渡江，亦只欲讲和。（同上）
  秦桧倡和议以误国，挟虏势以邀君，……此其罪之大者。（同上，卷一三一）
  表达了朱熹坚决反对和议，和谴责权奸卖国的立场。朱熹晚年，受到“党禁”的迫害，在政治压力和贫病折磨之中，还念念不忘恢复中原。他在病榻上，对他的学生说：“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同上，卷一三三）他的弟子黄榦在为朱熹写的《朱文公行状》中说：“先生平居惓倦，无一念不在无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说明朱熹晚年，内心是极其痛苦的。这种痛苦，不是为他自己的政治上受到不公正的处置而发，而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忧心如焚，表现了一个爱国者厚重的情怀。朱熹还以其理本论的思想来作为提倡爱国主义的哲学依据。他晚年在考亭讲学时，对门人阐释了这样的观点：
  论学便要明理，论治便要识体。这“体”字，只事理合当做处。……如国家遭汴都之祸，国于东南，所谓大体者，正在于复中原，雪仇耻。（同上，卷九十五）
  朱熹在书院讲学中，还向其学生传授了他在《孟子集注》中强调的“尊王攘夷”的民族思想。他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同上，卷八十三）口授之外，为了强调这个观点的重要性，他还用笔授的方式向学生写下如下一段话：“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尊王，贱伯；内诸夏，外夷狄，此《春秋》之大旨，不可不知也。”（同上）他认为“《春秋》固是尊诸夏，外夷狄。……自秦桧和戎之后，士人讳言内外，而《春秋》大义晦矣！”（同上）朱熹在此一再强调的尊王贱伯、尊夏外夷的说法，与他在《孟子集注·滕文公章句上》中所说的“夏，诸夏礼义之教也，变夷，变化夷狄之人也。”即“以夏化夷”的思想是一致的。所谓“以夏化夷”，就是希望用华夏民族的先进文化融合、感化较为落后的民族，从而实现汉民族的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在朱熹爱国思想的教育和感召下，一大批门人和再传、续传弟子也多为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志士。其中有为捍卫正学而献身，“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具有高风亮节的蔡元定；有在抗金前线筑城备战，力抗金兵的黄榦；有坚持操守，不为功名利禄所惑的辅广、陈淳；有慨然以斯文自任的真德秀；有雪冤禁暴，以民命为重的法医学家宋慈；有元兵占领之际，从容赴义，愿与国家共存亡的江万里；有与元兵血战，誓不投降，绝食殉国的谢枋得；有“不见南朝不着鞋”，誓不仕元的南宋遗民学者熊禾；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民族英雄文天祥，等等。
  上述可知，“延平四贤”不仅在学术上递相传授，成为道南一脉的正宗，在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意识方面，他们也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奔腾的历史长河中，“四贤”的理学思想体系中所蕴含的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理论，又进一步被明清以来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林则徐等所继承，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爱国民族斗争，成为后人反对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的思想武器，并由此汇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成为我们今天应该着力加以继承和弘扬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
  （本文为2004年12月8-9日沙县召开《罗从彦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收入会议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