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一）为学宗旨“思索”与“涵养”
  关于延平与朱子授受之核心思想，首先探讨其授受初期之状况则较明白。《延平答问》第一书，即绍兴二十七年丁丑（1157,28岁）六月二十六日书云：
  承喻涵养用力处，足见近来好学之笃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即欲虑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气之说，更熟味之，当见涵养用力处也。于涵养处著力，正是学者之要，若不如此存养，终不为己物也。更望勉之。
  此可见朱子同安官余留畏垒庵时先上书于延平，而对其涵养用力方面延平深为赏识。延平答书虽不满一百字，但其意义非常深刻。此所云“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不作“欲虑（欲望）、非僻（邪恶）之念”及“夜气之说”等语《答问》一书中延平累次提及，此乃延平一生亲身体得者。朱子曾言：“李先生涵养得自是别，真所谓不为事物所胜者。”（《语类》卷一〇三，2601页，杨道夫，60岁以后）因此，该文积极引导朱子于“夜气”章所提的“操存”工夫。特别是，此“涵养处著力，正是学者之要”一语，不仅是《答问》中延平一贯主张的核心思想，也是延平教导朱子过程中，作为最根本性的为学纲领。这说明癸酉之会所教“令去圣经中求义”之后，延平自丁丑之岁始终以“涵养用力处”启导朱子。此乃与杨龟山及罗豫章的“治心”之教一脉相承。
  因缘于此，朱子曾对弟子问延平“如何养”时，答之曰“涵养思索”。（同上，2600页，杨方，41岁）但以今观之，该语可谓朱子对延平为学的总括性的提法。此“潜养”与“思索”两者之合一，为《答问》中常见的体用之一源、无间、相循、兼举及显微无间，精粗不二，内外合一者，且是延平始终一贯主张的最高学问境界。
  朱子晚年亦提出：“思索义理，涵养本原。”（同上，卷九，149页，李儒用，70岁）且积极提倡“居敬穷理”，此语可谓朱子一生为学的核心宗旨。此语本为确立“中和新说”之后，根据伊川提倡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一语而体得者。因此，黄宗羲曾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伊川正鹄也。考亭守而勿失，其议论虽多，要不出此二言。”（《宋元学案·晦翁学案》）
  推源朱子所言“思索”与“涵养”兼修之工夫，早已见于延平之“潜养思索”。延平之“潜养”即“涵养”，乃“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主静工夫；“思索”则“理一分殊”的格致工夫。因此，有必要对两者之间内在关系作些探讨。
  关于“涵养”与“思索”之关系，从理论上分析而论，两者乃相对概念，而从实践工夫论之，两者却是相互促进关系。据前章所考，延平与朱子均主张“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答问》庚辰七月书云：“常切静坐思之，疑于持守及日用尽有未合处，或更有关键未能融释也。”《语类》亦云：“某旧见李先生云：‘且静坐体认作何形象。’问：‘体认莫用思否？’曰：‘固是。且如四端虽固有，孟子亦言‘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卷二三，560页，林夔孙，68岁以后）以此观之，“涵养”与“思索”是在实践工夫上同时进行。对此，朱子晚年有明确阐述：
  看道理，若只恁地说过一遍便了，则都不济事。须是常常把来思量，始得。看过了后，无时无候，又起来思量一遍。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时，又把起来看。恁地，将久自然解透彻。延平先生尝言：“道理须是日中理会，夜里却去静处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说去做，真个是不同。（《语类》卷一〇四，2616页，黄义刚，64岁以后）
  如此朱子主张看道理时“无时无候思量”，而且以延平所言“道理须是日中理会，夜里却去静处坐地思量”一语来证实其效。这可见上所言“静坐体认时用思”的体现所在。此昼夜思量乃说明，延平教诲朱子的为学之方以思索为主的特征。
  （二）“以思索为本”之来源
  如此，延平与朱子提倡为学以思索为本。此则孔孟以来儒家之为学宗旨，特别是二程教学思想中第一义者。考之，《尚书·洪范》所云“思曰睿，睿作圣”之语显示致思的功效，可见先秦儒经中早已提及思索的重要性。至于《四书》，其中强调思索之处较多，其言曰：
  《论语》——“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为政》）
  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张》）
  《孟子》——“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告子上》）二
  《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于虑，虑而后能得。”（经一章）
  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传九章）
  《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二十章）
  观此，孔子“一隅三反”之教更显示其教学思想中十分重视致思的特征。孟子则以心之作用阐述“思”，而益论其功效。《大学》与《中庸》则在为学进行过程中论其思索之作用。特别是《大学》之“格物致知”乃“穷理”之要，“穷理”就是思索所致。此可见先秦儒经在为学上对思索之重视。
  至于宋代理学，濂溪亦特重思索，《通书》第九章称为“思”，论思索之功能，而其中曰“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机也”。及至二程，多论为学与思索之关系。选其主要者则：
  一、学原于思。（《遗书》卷第六，《二程集》80页）
  二、学莫贵于思，唯思为能窒欲。曾子之三省，窒欲之道也。（同上，卷第二十五，《二程集》319页）
  三、有求为圣人之志，然后可与共学；学而善思，然后可与适道；思而有所得，则可与立，立而化之，则可与权。（同上，322页）
  四、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故《书》曰：“思曰睿，睿作圣。”思所以睿，睿所以圣也。（同上，324页）
  五、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学者有无思无虑而得者，何也？曰：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无思无虑为不思而自以为得者，未之有也。（同上）
  此可见二程更为突出地主张为学与思索之不可分。其言“学原于思”、“学莫贵于思”、“学而善思，然后可与适道”、“为学之道，必本于思”，而甚至曰“以无思无虑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此乃罗豫章曾以“学道以思为上”启导延平之思想来源。因此，《延平答问》中累见延平使朱子致思索之处。如庚辰七月书云：
  某尝谓进步不得者，仿佛多是如此类窒碍，更望思索。他日熟论，须见到心广体胖，遇事一一洒落处，方是道理。不尔，只是说也。
  辛巳五月二十六日书云：
  思索有窒碍，及于日用动静之间有咈戾处，便于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尔。
  此“思索”与洛学所积极提倡的“格物穷理”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二程曾言：“格物者，格、至也，物者、凡遇事皆物也，欲以穷至物理也。穷至物理无他，唯思而已矣。‘思曰睿，睿作圣’，圣人亦自思而得，况于事物乎？”（《河南程氏外书》卷第四，《二程集》372页）由此可见，“格物穷理”之方无他，唯有用思所致。基于此，程门曾以“不穷理”、“不致思”为由对释学加以批评。其代表者乃谢上蔡所言：“释氏不穷理，以去念为宗。”（《上蔡语录》卷上）延平亦坚决反对佛家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等直觉体悟。《延平答问》辛巳十月十日书有云：
  大率论文字，切在深潜缜密，然后蹊径不差。释氏所谓“一超直入如来地”，恐其失处正坐此，不可不辨。
  由此，朱子及门从学时苦心钻研，昼夜字字思量。《语类》：“或问：‘先生谓：“讲论固不可无，须是自去体认。”如何是体认？’曰：‘体认是把那听得底自去心里重复思量过。伊川曰：“时复思绎，浃洽于中，则说矣。”某向来从师，一日间所闻说话，夜间如温书一般，字字子细思量过。才有疑，明日又问。”（卷一〇四，2616页，辅广，65岁以后）此所谓“格物穷理”者，乃延平所教“理一分殊”思想的具体体现。以此可知，“思索”为“格物穷理”之方，“格物穷理”乃“理一分殊”之实质体现。
  （三）延平与朱子对“涵养”之异同
  至于“涵养”，则可谓其正思的先决条件。如前所考，延平劝勉静坐之主要原因，乃“心恙不可思索”或“多为私欲所分”时要求“静坐默识，使之泥滓渐渐消去”。以此可知，延平主张静坐乃先作“勿为他事所胜”的心之虚静状态，以之为正思之先决条件。如此则延平所倡主静，某种意义上难免有“先涵养，后穷理”区分之嫌，而专守主静则又不免陷入佛老之失。
  因缘于此，朱子虽继承延平主静思想，但其后根据于“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积极提倡“彻上彻下”与“通贯动静”的“敬”，而认为“涵养”与“穷理”皆从此“敬”出。其晚年言：“二者偏废不得。致知须用涵养，涵养必用致知。”（《语类》卷一八，403页，杨道夫，60岁以后）又言：“敬者，彻上彻下工夫。”（同上，曾祖道，68岁）其《答潘恭叔》书益明言：“敬之一字，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功夫皆从此出，方有据依。”（第八书，《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以此观之，延平与朱子均主张“涵养”，而延平则以“主静”为主，朱子则以“主敬”为主。
  由此可见，延平与朱子所提倡“思索”与“涵养”之兼修，本为从孔孟至二程“以思为本”的为学纲领之具体表现。换言之，延平教诲朱子虽多，而其为学要点就在“思索”与“涵养”。此乃道南学派所追求的为学纲领，其思想源于孔孟，又直接继承二程而深化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其演变过程中延平的“格致思想”及“静中体验问题”，即“思索”与“涵养”方面均与伊川不尽相同，此开启了日后朱门更为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