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李侗作为两宋之际理学的重要传人，其“理一分殊”思想对朱熹理学的发展可以说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离开李侗来谈论朱熹理学贡献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李侗对于“理一分殊”学说的独特阐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理一分殊与太极之关系。“理一分殊”思想与佛教华严宗等有着渊源关系，按照学术界一致的意见，华严宗、禅宗以及周敦颐和邵雍的太极学说都曾对此思想有所论及。（朱修春、林凤珍《杨时的“理一分殊”学说发微》，《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32-34页）然而，“理”还没有上升为哲学之最高范畴。在宋代，理学之开山鼻祖周敦颐在《通书》中说“一实万分”，之后张载在《西铭》提出“民胞物与”。在南宋绍圣三年（1096），杨时针对张载《西铭》之要义提出质疑，并与程颐就此问题展开了讨论，程颐在解答杨时之疑问时把“理一分殊”作为哲学概念正式提出来，并对《西铭》中之要义进行了深入阐发。杨时就张载《西铭》中所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对这种大爱无疆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在他看来《西铭》中虽然阐发了“仁之体”，却没有提及“仁之用”，也就是说只言“体”而没有言“用”，这样的话就与墨家的爱无差等的兼爱学说类同。程颐就《西铭》之体用问题答复杨时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9页）在程颐看来，理一分殊之思想非墨家之兼爱学说。此后，杨时对“理一分殊”学说重新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他视野下的“理一分殊”理论。杨时的“理一分殊”思想为他的弟子李侗所继承，李侗进一步从哲学本体论的视角阐释了理一分殊的命题。他认为，太极就是最高之理，是至理之源。他说：“‘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阂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又就人身上推寻，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处又兖同只是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与此同时，李侗以二程所提出的最高范畴理去探讨“太极动而生阳”即太极化生万物，描绘出一幅由太极到阴阳到万物与人的壮丽图景。在这幅图景中，李侗把理贯穿始终，太极即理，理即太极，两者融为一体，它是统治一切万物之本原。李侗把“太极”与“理”紧密联系起来，使理具有了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内涵。但是，这个所谓的本体是一种精神上的本体。然而，我们不可否认，李侗在太极化生万物的过程中蕴涵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之后朱熹继承杨时、李侗这些观点，用“无形而有理”来阐释“无极而太极”，提出“太极只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朱熹《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22页）在朱熹看来，太极不仅是一理而且也是众理的统一，太极不仅包含着万物整体而且万物又各具于一太极。
  （二）理一分殊与仁义之关系。在杨时与程颐就《西铭》之要义共同探讨过程中，杨时就《西铭》中许多未能理解或者说还很混淆的观点及时得到了澄清，并在此基础上杨时把“理一分殊”的思想运用于社会生活之中，把“理”与封建伦理道德紧密联系起来。在杨时看来，理一与分殊之关系不仅仅是体与用的关系，而且也是仁与义之关系。杨时指出：“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权其分之轻重，无铢分之差，则精矣。”（杨时《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6页）杨时认为，仁义就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两者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在此基础上，杨时提出分殊不明，理一不精的观点。在他看来，万事万物都各有不同，不能以相同的方式看待。杨时说“河南先生言‘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所谓‘分殊’，犹孟子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无差等。”（同上，第269-270页）在此，杨时不仅澄清了原来自己对《西铭》中之要义“言体而不及用”的错误观念，赞成并接受了程颐《西铭》中理一分殊与仁与义相一致的观点而且在程颐的“理一分殊”思想的基础上，他把“理一分殊”思想引入社会现实的道德伦常关系当中，为儒家爱有差等作了理论性的阐释，论证了亲疏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李侗继承杨时这一思想，在李侗看来，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是“天理”之体观，他不赞成只是从人身上来看仁也不支持仅仅从天理未发上来看仁，而是认为应该从所有一切有血气的与无血气的人和物，并且“须是兼本体已发未发时看，合内外为可”（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这样来看仁才可以、才能实现人、万事万物无差别的境界，也就是说“仁只是理，初无彼此之辩，当理而无私心，即仁矣。”（同上，第328页）在李侗看来，这个仁自始自终存在于事物的一切发展过程之中，并为人物所固有，它不仅体现了未发也体现了已发。李侗在教导朱熹体认杨时“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之意是着重强调“要在知字上用著力也”（同上，第332页），也就是要知一切有血气者与无血气者皆根源于理，天地万物也皆属此理。而仁是理的体观，它存在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中，而其中由于各自所禀气质存在差异，便具有了各自不同的形式，因而，要知仁、天理现，就要在知上著力。同时，李侗把仁义与理一分殊联系起来，他更加注重“亦是如何通过践履，对仁‘下工夫令透彻’‘见得本源毫发之分殊’，进而知‘本源体用兼举处’从而解决‘理一’与‘分殊’，仁与义的同一性问题。”（何乃川、陈进国《论李侗的理一分殊思想》，《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第52-57页）李侗曾对朱熹“理一分殊”思想作过一个评价，朱熹说：“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此二句乃是发用处该摄本体而言，……义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离乎义之内也。然者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义。”先生（李侗）勾断批云：‘推测到此一段甚密，为得之。加以涵养，何患不见道也，甚慰甚慰。’”（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从这里可看出，朱熹继承和发挥了杨时、李侗的思想。李侗强调为得之加以涵养，就是要人们摒弃私欲，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就能达到仁。总而言之，李侗的上述阐释其目的也是为儒家爱有差等作了理论性的阐释，他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是看作“天理”之体观，进一步论证了亲疏尊卑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把儒家伦理道德抬到了至圣的高度。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李侗作为从二程理学向朱熹理学转变的重要中介人物，为理学向南的传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虽然李侗没有同朱熹一样建立起庞大理论体系，但是他的理学思想特别是他的“理一分殊”学说对朱熹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应该客观的看待李侗及其理学思想，任何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如果忽视李侗的理学思想和地位，那么对理学的研究都将是不完善的。
  （王晓君：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