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理一分殊”学说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范畴”。（黎昕《杨时“理一分殊”说的特色及其对朱熹的影响》，《福建论坛》，1986年第2期，第49-53页）早在理学之开山鼻祖周敦颐就曾对“义理”作过重要阐述，之后这一思想成为张载、程颢、程颐等一大批宋明理学家备受推崇的重要思想。李侗处于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也即二程与朱熹理学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恰恰是理学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因而“理一分殊”学说也就必然成为李侗哲学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宋明理学史上，“理一分殊”首先是程颐解答杨时对张载《西铭》之疑问而提出来的。而在杨时看来《西铭》虽然对古之圣贤的思想与要义作了大致阐释，但是仅仅言体忽视其用，这将势必会导致墨家的兼爱学说。杨时在《龟山集》卷十六指出：“墨氏兼爱，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于无父，岂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归罪于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弊，正谓此耳。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杨时《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程颐针对杨时之疑问，作了答复，他认为《西铭》非墨家兼爱之学说，而是“明理一而分殊”。（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09页）同时，程颐具体阐述了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在学理上存在的差别。他说：“《西铭》之论，则未然，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二者亦前圣所未发），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子比而同之，过矣。且谓言体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为用也，反谓不及，不亦异乎？”（同上，第609页）在程颐看来，尽管儒家的仁爱同墨家兼爱都是要求人克己之私，对他人要无私无欲，使他人感受到仁爱，但是从实质和理论上存在根本差别，这表现在儒家仁爱观点体现了“理一”思想，而墨家兼爱观点所体现的是“二本无分”思想。这一差别不仅导致了儒家墨家在学术理论体系上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这也是杨时没有真正领悟《西铭》要义的根源，也就是说尽管杨时对《西铭》进行了反复的解读，但是始终没有领悟到其中所蕴涵的“体”与“用”的主旨。杨时在程颐“理一分殊”学说的基础上对此问题重新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他独特的“理一分殊”之理论。杨时指出：“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则无事乎推矣。无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施之，兹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也。何谓称物？远近亲殊各当其分，所谓称也。何谓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也。”（杨时《杨时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页）在此，杨时澄清了原来对《西铭》要义之理解与墨家之兼爱相互混淆的观点，从而得出“理一”针对于天地（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在内，都能以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相互包容之心态互相对待，而“分殊”则是相对于这些所有的事物又不能不分主次和亲疏远近用同一种方式对待的独特的观念，他把这独特的观念称之为圣人称物而平施。李侗继承这一观点指出：“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朱熹《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页）李侗认为，天地万事万物的本原是理，称为“理一”，这个万物之理又是各不相同，称为“分殊”，于是这就解决了“理不患其不一”的问题。在李侗看来，最主要的问题不在“理一”，而在“分殊”。后者朱熹对“理一分殊”作了进一步阐述，他指出：“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则为墨氏兼爱；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则为杨氏为我。所以言分殊，而见理一底自在那里；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夹杂”，“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朱熹《朱子语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314页）可见，朱熹对于李侗“理一分殊”学说是非常重视的。“理一分殊”学说作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正是程颐在解答杨时关于《西铭》“言体而不及用”之质疑而提出来，杨时对其进行了阐发，之后经过李侗进一步的深入思考与创造性的发挥，使得“理一分殊”学说成为之后理学家重点研究探讨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