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延平四贤”传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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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李侗文化研究(第二辑)》 图书
唯一号: 130820020210004159
颗粒名称: 三、“延平四贤”传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
分类号: B244.99
页数: 7
页码: 33-39
摘要: 本文记述了“延平四贤”传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创造出适合现代发展的新文化,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关键词: 延平四贤 传统文化 发展

内容

“延平四贤”是指两宋时崛起于福建南剑州道统相继、学术思想一脉相承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儒学家。南剑州即今延平。延平之名历史上几经变化。汉建安元年(196),置南平县,寓南疆平定之意。东晋太元四年(379),以其地山川袤延宛转中有平原改名延平。南唐保大四年(946)置剑州,辖延平、剑浦、顺昌、尤溪、沙县、将乐六县,州治在延平。宋太平兴国四年(978)因蜀有剑州,乃加南字以别,称南剑州。后人将杨、罗、李、朱四人称延平四贤。最早可考的是南剑州知州陈宓在《申请延平书院赐额札》中提出“皇朝之盛治,有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相继挺立,而孔孟之统以续,二程传杨时,杨时传之罗从彦,罗从彦传之李侗,李侗传之朱文公熹。”“杨时、罗从彦实本郡将乐人(按:罗应是剑浦人),李侗剑浦人,朱熹虽居邻郡,亦出生于本郡尤溪之寓舍。”这里从四人的地域关系揭示了他们的道统之传。“四贤”这个词的出现,是在元至元年间。明嘉靖《延平府志》卷十九中有一篇《延平四贤像记》,内容主要说元至元二年(1289)在延平郡学立四贤像的过程和意义。此后,四贤这个词广泛被后人所接受和发挥。以延平一郡而生四位上继孔孟的大贤,这在以儒治国的封建社会后期,是一种很值得称颂并引以为荣的盛事。于是元明以后,有关四贤的记文诗词歌赋大量出现,以“四贤”、“道南”、“延平”等命名的祠宇、书院、街巷在延平各地大量涌现。
  延平四贤是如何传承并发展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呢?
  一传手是杨时。杨时(1053-1135)生于南剑州将乐县。自幼聪异,及长潜心经史。宋元丰四年(1081),随游酢(建安人)赴洛阳拜程颢为师。学毕南归时,程颢目送他们,高兴地说:“吾道南矣”。元祐八年(1093),程颢已逝八年,杨时又随游酢赴洛阳学于程颐。游酢、杨时到程家时,适逢程颐闭目打坐,两人不忍惊动先生,伫立庭外静候。程颐发现时,门外已雪深盈尺,史称“程门立雪”。杨时学成南归后,工余尽力讲学和著述宣传洛学,道倡东南。南宋初年,杨时是洛学在南方最有声望的代表,被东南学者一致尊为“程氏正宗”。明弘治八年(1495),从国子监博士杨廷用请,赐爵将乐伯,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允督学臣沈涵请,御赐书祠额“程氏正宗”。
  罗从彦(1072-1135)为二传手。罗从彦先祖自豫章(今南昌)避地南剑州剑浦县。罗生于剑浦县罗源乡(今延平罗源村),一生笃志求道。政和二年(1112),罗从彦四十一岁,闻同郡杨时得洛阳程氏学,正任萧山县令,即徒步千里赴萧山求道。杨时弟子众多,但十分器重罗从彦,认为“唯罗从彦可以言道”。一次讲《易·乾九四爻》说到“伊川先生的讲解最好”。罗从彦听后即变卖家产赴洛阳拜程颐为师。程颐告诉罗从彦,杨时已尽得二程之学。罗又复归师杨时,尽得杨时不传之秘。后筑室山中,潜心著述讲学,道倡闽中。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从学臣熊尚文请,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允督学臣沈涵请,赐御书祠额“奥学清节”。
  三传手李侗(1093-1163),南剑州剑浦县崇仁里樟林乡(今延平炉下下岚村)人。弱冠游乡校有声,二十四岁始受学于郡人罗从彦,一心追求儒学真谛。数年后尽得罗氏所传,遂屏居山田,谢绝世故,志于圣人绝学。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赴同安主簿任,途经剑浦,特拜见了时年六十一岁的李侗,即与谈禅。李侗批评朱熹沉迷禅学,要求他认真阅读儒家经典,指出禅学无用,学儒有用于社会。朱熹当时虽不以为然,但在同安任上开始认真学习儒家经典,终悟佛经之不足,重归儒学。绍兴二十七年(1157),在同安离任候替时,朱熹写信向李侗问学,李侗回信要求朱熹在日用涵养上下功夫,说这是儒学最重要处。翌年春正月,朱熹回五夫后即徒步至延平拜李侗为师,借宿西林院长达数月。此后,朱熹又于绍兴三十年(1160)冬、三十二年(1162)春两次赴西林院问学于李侗。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从学臣熊尚文请,从祀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允督学臣沈涵请,御书赐额“静中气象”。
  朱熹(1130-1200)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徽州婺源籍,父朱松于宣和五年(1123)来闽建州政和县任县尉,举家迁任上。建炎二年(1128),朱松调任南剑州尤溪县尉,四年(1130)生朱熹。绍兴七年(1137)朱熹寓居浦城。十年(1140)定居建瓯。十三年(1143),朱松去世,朱熹母子寄居崇安五夫刘子羽处,师从刘子翚、刘勉之和胡宪。期间朱熹多次到五夫密庵向道谦学禅。从绍兴二十三年(1153)朱熹初见李侗到隆兴元年(1163)李侗逝世的十年中,朱熹或往返延平面学或书信往来请教,在李侗教育下,划清了与禅学的界线,实现了以儒为本的回归,并在许多儒家学术问题上有重要收获,成为理学之大成者。南宋理宗时理学得到朝廷的提倡和推崇,理宗淳祐元年(1241)朱熹从祀孔庙。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升十二哲配享孔庙。
  由于杨、罗、李、朱使中华民族主体文化儒家文化中断的道统得以延续,所以都得到从祀孔庙,御赐封号的殊荣。朱熹不但延续了儒学,并发扬光大而创立朱子学(新儒学),成为继孔孟之后又一儒学代表人物和文化高峰的领头人。元朝诏定朱子学为国家正宗思想,并延续到明、清。朱熹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首先创立了严密庞大的理学体系。朱熹推崇周敦颐的太极说,接受二程的理本论,继承并改造了张载“气”的思想,把气作为理与万物之间的中介,从理论上确立了宇宙本体论。他认为太极即理,是宇宙的根本。理(太极)生气(阴阳),气生万物,并以“理一分殊”来解释太极本原与万物的关系;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天理体现在伦理中就是仁义礼智等社会道德规范,而仁统摄义礼智,所以天理就是仁。朱熹通过把天理纳入人伦日用,使其日益世俗化,成为人人必须遵行的政治和道德原则,要求人们要“存天理,灭人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居敬穷理以求仁,以修身。先秦时,儒家就提出一个思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提出一条内圣外王的道路。此时儒家的内圣主要体现在自我道德的完善上,通过克己复礼,体现仁爱精神。但面对道佛的冲击,儒家内圣思想不堪一击,外在的道德规范如何解决个人的精神安顿,汉以前的儒家没有给出答案,魏晋时期儒家被玄学化,隋唐儒门淡泊,收拾不住。这个哲学问题就落在宋儒身上。一方面要解决个人内在的精神问题,另一方面还要兼顾家庭社会责任,安排一套合理、稳定的社会秩序,成就“外王”事业。为此,宋代理学家把天理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又把伦理道德与个人生活联系起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程序,以个人为起点,逐层切入到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以至天下,把理伦道德规范普及到整个社会,最终达到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而朱熹综罗百代,兼采众说中,集理学之大成,创立了一个以“理”为核心的完整而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标志着理学的最终完成。
  其次是遍注群经。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联成“四书”,使零散的儒家经典有个精确的选本,并加“集注”。朱熹在李侗的教诲下,全面研究并考证了儒家经典,认为五经或属伪作,或非讲哲理,起不了儒家内圣外王以文教化的作用,不适宜于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占主导地位。提出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代替五经的权威。朱熹经过长期反复地研究“四书”,深刻准确地看出“四书”体现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真谛,真正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正宗文化思想,以毕生精力撰编《四书集注》,对历代注家进行取舍,重义理轻训诂,超越了汉魏以来对“四书”的所有注疏。朱熹把“四书”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为儒家正宗思想的理论体系,明清统治者将此注本定为科举取士的必读书。这对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起了重大作用。
  第三、全身心投入封建社会的教育事业,对古代书院制度的建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一是制定书院制度,二是确立书院学规,三是开启书院“讲会”之先河,四是实施践行为重的书院教学法,五是提倡书院教育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当时全国著名的四个书院,他修复扩建了其中的白鹿洞、岳麓书院,并予讲学;为石鼓书院撰写了《衡州石鼓书院记》。他创建的沧洲精舍,后称考亭书院,也是当时重要的书院。可以说,没有朱熹的努力,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不能在南宋发展到鼎盛时期。
  第四、在诗学方面成就卓著。朱熹的诗词是他生活经历的印记和社会活动的写照,也是他博大精深学术思想的表现。明人胡应麟称:“南宋古体当推朱元晦。”现存一千二百多首朱熹诗词,许多是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珍品,富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和广泛的社会价值。具正面人生、视野开阔、题材广泛、寓意深刻、体裁多样等特点。
  第五、朱子学波及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以至欧美,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世界性的学说。南宋末,朱子学就传入朝鲜半岛,继而日本、东南亚、欧美诸国,对东亚、东南亚及西方文明的发展有重大作用。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办孔子学院,不排除其获取资金等利己目的,但也是为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以解决现代化前期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为功利主义所支配,导致环境污染、人生迷失、道德伦丧、家庭解体、以及民族与文化冲突,地区间紧张局势加剧,局部战争频发等通病。
  对传统文化,我们既要反对否定传统的文化虚无主义,也要防止文化复古。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文化也出现同一动向,我们必须在全球意识中找准自己位置,把握根本,坚持民族文化。旧的根本不能忘,否则就是离宗叛祖,一个不爱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的人谈何爱国?当然,传统文化终究是古代文化,我们是当代人,必须与时俱进,对传统文化进行合理的吸收和现代性的转化。当今令人忧虑的是,由于学习的缺失,尤其是对中国历史、对中华传统文化学习的缺失,不少国人产生了忘祖迷外的怪象。比如,对《易经》所云一阴一阳产生宇宙万物认为是迷信,而对西方人根据易经阴阳说原理,以一个零一个壹构成浩瀚无穷的互联网又赞为科学,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的领导者、国家栋梁、人民教师、文化从业人员、大多数民众,要有恢复记忆、认同民族文化、重建文化传统的愿望,要对我们祖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一份敬意,要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有益文化,创造出适合现代发展的新文化,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徐肖剑:原福建省南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现福建省南平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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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侗文化研究(第二辑)

《李侗文化研究(第二辑)》

本文描述了李侗文化研究第二辑进一步探论他所提倡的“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理一分殊”、“融释”等学说内涵,疏理其“静中气象”、“冰壶秋月”、“光风霁月”等高尚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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