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春秋的列国争霸，战国的七雄兼并，预示着统一的大势。秦王朝重用法家商鞅和李斯，比其它六国变法更彻底，取得国富民强的结果。秦王羸政陆续灭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统一的秦帝国。进而，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由皇帝直接统治全国所有郡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高度统一了度量衡、文字、货币及意识形态，同时大修官道、大兴水利，将原来各诸侯国抵御匈奴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又新造了不少城墙，使之成为一座完善的防御体系，大有作为。但由于秦始皇及其二世，在战后百废待兴情况下，不顾人民休养生息，御役、赋税过重而引起农民起义和反秦将领的反抗，致使秦王朝仅存在十六年即灭亡。
  秦亡后，刘汉政权建立。为吸取秦亡的教训，刘邦需要一套兼容道儒法各家之长的治国理论。黄老之学适逢其时。黄老之学是以道家为主，兼有儒法的复合思想，代表作为黄帝《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及老子的《道德经》，不仅讲道，也讲刑名法术，主张礼法兼用，达到清静无为、得君行道的境界。这适合了人民厌恶暴政、渴望安宁的愿望。汉初，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缔造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出现了空前富庶的景象。
  汉武帝即位后，要建立一个集权强大的汉王朝。于是，下召求贤，问治国安邦之策。在数以百计的对策中，公羊大儒董仲舒“天人三策”最令汉武帝满意，其中对确立统治思想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思想上的不统一，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混乱，不利于汉朝一统天下的巩固。儒学讲求“大一统”，适宜定为一尊，其它诸家必须断其政治出路，提出要“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尊儒学为官学。但汉武帝并非独尊儒术，他看中的是儒学的大一统和忠孝仁义思想对维护君主集权制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儒家的各种仪制典章，能把君主专制统治装点得温情脉脉。为了统一和集权，其它各家特别是法家的思想和做法凡有利于这个目的他都采纳。西汉的皇帝从高祖到宣帝，基本上都采用法家路线，他们内心所最关心的问题可以说只有“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八个字。儒宗看清了这一点，与时变化，为和法家争结帝王之欢，不但日益肯定刑法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而且抛弃了孟子的“君轻”论、荀子的“从道不从君”论，而代之以法家的“尊君卑臣”论，把“尊君卑臣”变成儒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逢君之欲而长其恶，才在表面上夺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
  儒学成了官学，明经取代事功，成为致仕之途，于是学问大兴。皇帝从名门望族中选皇后，导致外戚势力兴起；为对付外戚势力，皇帝不得不启用宦官，又导致宦官专权。外戚与宦官为争权夺利，都想拉拢一批官僚为帮手，形成了政治帮派，从而导致汉末政权动乱与黑暗。同时，由于把儒家定为一尊，文化划一有序，导致逐步僵化。特别是文化的承担者中的一些知识分子跟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上层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只沉溺于正统官学之中，无心探索新思想。而旧的正统官学又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自然不能一直维系人心，社会政治就要动摇，根植于民间的道家自然活跃起来。于是，在此后的三国两晋时期，出现了用道家思想诠译儒家经典，道家复兴，儒道合流的玄学。由于玄学的“无”和佛教的“空”是相通的，这为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提供了发展的契机，玄佛思想成了主流文化。鉴此，在东汉产生的本土道教为了与佛教争高低也大为发展，致使南北朝及隋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并尊。李唐时期，由于皇帝姓李，与道家始祖李耳认宗。武则天等又非常信佛，至道学大兴，佛学高涨。佛道昌炽，使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儒学奄奄一息。关键时刻，唐人韩愈猛烈抨击佛教，提出以仁义为儒学之道的内容，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儒家的传道世系，开儒学讲道统之先河，启发后来儒者弘道传道，复兴儒学。唐后期儒家也看到佛道学术思想均极盛行，比儒家学说占有优势，他们便认真吸取佛道学说中某些成分，充实、改造儒家学说内容，并把研究、思考的对象由章句训诂转向义理。
  到了两宋，以儒学为主干，进一步融合佛道而形成的理学的确立，基本上把儒学复兴起来。北宋儒家承继韩愈等唐儒的思考方法及钻研课题，采取“入室操戈”的办法，出入佛教，深研佛理，意识到佛教最大的弊病在“性空”，否定现实世界，儒佛理论之差在于心性（个人道德修养）方面。他们认为儒学必须建立自己的理论，肯定世界存在的合理性，才能破除佛学的虚幻；同时要复性，并将其从伦理层面上升为本体层面，以便从理论上超过佛教。周敦颐应对佛道挑战，率先采取援佛道入儒的方法，提出一个宇宙生成论。他认为宇宙本原是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阴阳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他还用太极论人极，提出诚为道德最高境界的道德论。张载针对佛、道的“空”、“无”，提出气本论，认为“虚空即气”，气是宇宙本原，气生万物。程颢、程颐提出理本论，明确理是世界本原，理生万物，物物有理，包括自然、人伦。认为理既是宇宙法则，又是人的行为准则，天地人遵守同样的规则，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理”一旦体现在具体事物中，就转化为具体事物的内在规定，即“性”，提出性即理的命题，从而确立了理的本体地位。北宋儒学家基本完成了儒学复兴之路。但由于周、张、二程及其学说，均在北方，在金人的统治下难以发展，北方儒学又到了废兴关头，唯一的出路是把刚走上复兴之路的儒学由北方移到南方，延平四贤承担了这一历史重任。儒道南移后，儒学在元、明、清各朝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