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市图书馆

杨时一生尊师重道，为官清正，为民兴利除弊，勇于弹劾权奸，忠诚正直，力主抗金。杨时从小就知书识礼，孝敬父母。幼年丧母，哀伤之情不减于成人。后奉事继母，也同孝敬生母一样。杨时拜二程为师，尊师重道，提倡“践履”、“居敬”、“穷理”等一套修身求道的方法。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底，程颢逝世，杨时悲痛万分，向各处学友发讣告，带领学生在徐州设灵堂，摆灵位，哭悼先师。悼文曰：
  “呜呼！道之无传也久矣。孟子没，千有余岁……其智足以窥圣学门墙者，盖不可一二数也，况足与语道而传之哉？……先生于是时乃独守遗经，合内外之道，默识而性成之其学之渊源，盖智者不能窥，而言者所不能称说也……夫由尧舜而来至于汤、文、孔子，率五百有余岁而后得一人焉孔子没，……百年而后孟子出。由孟子而来，迄汉唐有千余岁，卒未有一人传之者……今幸而有其人，又且遭时清明，朝廷方登崇俊良，而先生未及用而死，则于之恸哭，岂特以师弟子之私恩而已哉！”（《杨龟山先生全集》卷28）
  表明他对老师程颢的推崇和祭奠。元祐九年（1093年）隆冬时节，他在游酢相邀下，与游酢以师礼去洛阳拜见程颐，留下“立雪程门”之佳话。他们尊师重道，“立雪程门”精神代代相传：杨时任过地方官，也任过朝官，但一生为官清正，始终保持勤俭节约的美德，宋吕聪在《问书册》中说：
  “视公一饭，虽疏食脆甘若皆可于口，未尝有所嗜也；每加一衣，虽狐貉温袍若皆适于体，未尝有所择也；平生居处，虽敝庐优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尝有所羡而求安也”。（《将乐文史资料》第3辑）
  他逝世时，“身后萧然，家徒壁立。”（朱震：《故龙图阁直学士左朝请大夫致仕杨公行实》）他关心人民疾苦，为民兴利除弊。宋哲宗绍圣四年（1907年），他任济阳知县，值多灾，他先后上书有司反映灾情，为民请赈济。由于漕使胡师文妒视安抚使张舜民礼遇杨时，以“不催积欠”罪诬陷杨时，杨时被罢职但无憾。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杨时在萧山知县任上，兴修水利，缓解当地积年之旱涝，使民得灌溉之利。离任后，“邑人重其名，多书像事之。”（《宋无学案·龟山学案》）对权奸，杨时勇于挺身弹劾。北宋末年，蔡京、童贯等“六贼”把持朝政，狼狈为奸。“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宋史·杨时本传》）徽宗大观六年（1107年）杨时任余杭知县，蔡京“葬母余杭，以日者言欲浚湖，先生格之。”（《宋元学案·龟山学案》）
  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杨时又不顾个人安危，上疏乞诛童贯。当陈东率太学生与京城百姓十余万人伏关上书，要求诛蔡京等“六贼”，乞留李纲，对金抵抗，而“朝廷尤其致乱”，欲行武力镇压时，杨时又毅然挺身而出，为请愿群众辩护，在钦宗前直陈“士民出于忠愤，非有作乱之心，无足深罪。”（《宋史·杨时本传》）因此避免了一场血腥屠杀。可见，杨时气节高尚，忠心耿耿，无愧为贤者。
  罗从彦一生清节自守。他除在61岁时，做过短期惠州博罗主簿外，一生绝意仕进。“严毅清苦，单瓢隐居”，“于世之嗜好，泊如也。”（《宋元学案·豫章学案》）
  他有二首诗表明心志：其一《勉李愿中》：
  “权门来往绝行踪，一片闲云过九峰。不似在家贫亦好，水边林下养疏慵。”其二《颜乐亭》：
  “山染风光带日黄，萧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与真堪笑，赖有颜飘一味长。”
  由于他清节自守，就是在博罗主簿任上，他也是宦囊如洗他逝世后，“丧不能还”，其灵柩为一族人帮助护送返闽，后由门人李侗替他安葬的。罗从彦虽是一名寒士，但却从未忘记国家的安危，“卒稔裔夷之祸，未尝不为之痛心疾首。”（《宋元学案·豫章学案》）并针对当时社会弊病，强调托古改制，
  “明道以行忠义。”“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则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视死生去就，如寒暑书夜之移，而忠义行之者易。至汉董仲舒、唐韩愈、柳宗元夸尚古文，二者渐失周孔之心，于是明道者寡，视死生去就如万钧九鼎之重，而忠义行之者难。”（《李侗传》，《南平县志》卷20，民国版）
  罗从彦还采摘先朝故事，以论治国，编成《遵尧录》一书，提倡节俭，反对侈糜，要求朝廷：
  “怜生民之重困，发德音，下明诏，铲除弊法”，“以望太平矣”。（《遵尧录序》，《南平县志》卷16，民国版）
  在修身治国上，罗从彦主张朝廷要振纪纲，用人要得当，士子应正直忠厚。
  “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必乱。”“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摧。故内有李林甫之奸，则外必有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奸，则外必有朱泚之叛”又如：“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渐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入于懦”。（《罗豫章集·议论要语》）
  对于“一国之君主”，罗从彦以为要“明而不察，仁而不懦”，主张人君要善于纳谏；“纳谏之本在于先虚己”。这些都体现了罗从彦的忧国之心、爱国之心，并重视道德修养：罗从彦对师长也极为尊敬。他曾五次受学于杨门，讲学论道，相得益彰。绍圣丁丑（1097年），他得悉伊川先生被贬而特往慰问；伊川先生因被诬贬，郁愤而亡，其门人未敢吊丧，罗从彦则在赴途中转道洛阳，往伊川县白虎山下谒扫先生墓，以尽弟子之谊，为世人所称道；元符庚辰年（1100年）龟山先生被诬，罢官回乡讲学含云寺，罗从彦多次执弟子礼前往就学，且志益坚，其学亦益醇，尊师之情亦益弥。
  李侗从学罗从彦，一心继“圣人绝学”不求功名利禄。从学数年后，即谢绝世故40余年，结庐山中，过着十分清苦简朴的生活。他尽管清贫，但却乐于助人，表现出高尚情操：
  “亲戚有贫不能婚嫁者，则为经理振助之。与乡人处，饮食言笑，终日油油然。”（《宋史·李侗传》）
  李侗虽不求功名利禄，终身不仕，但他时刻关心国家命运，“伤时忧国，论事感激动人”。（《宋史·李侗传》隆兴元年（1162年）朱熹应诏入朝奏事，行前将封事稿本送给李侗批改，李侗阅后复信说：“今日国家所以不成事功者，正挫以和议为名尔。”
  “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纪纲，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国是可尔。”
  并嘱咐朱熹：
  “吾侪虽在草野，忧世之志但无所伸，亦可早发为佳。”（《宋史·李侗传》）
  李侗一心“继圣人绝学”，因此师事罗从彦，“尽得其所传之奥”。罗从彦称赞李侗：
  “近有后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锐，曾以书求，趋向大抵近正”。（罗从彦：《与陈默堂书》）
  同窗学友沙县邓迪也赞美李侗：
  “愿中如冰壶秋月、莹澈无瑕，非吾曹所及。”（《宋史·李侗传》）
  李侗成为开紫阳之道脉，传先圣之正绪的导师。李侗是贤者不为过。
  朱熹被称为“贤者”，更为后世所公认。他在南宋，历高、孝、光、宁四朝，累官枢密院编修、转运副使、秘阁修撰、焕章阁待制、侍讲等职。朱熹一生主张对内修政事、爱养民力，澄清吏治，勤俭治国。诸如为山谷细民请赈济和抑压豪强高利贷盘剥；惩治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纠正有业无税和无业有税不合理现象；要求皇帝“正心术”、“存天理灭人欲”，廉政肃贪，治国兴国。朱熹本身生活极俭朴，其门人黄干在《朱子行状》中说：“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敢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他在传道授徒时，与门人弟子共过艰苦生活：
  “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兴之共。”（《宋史·朱熹传》）接待客人，他从不铺张，据记载，有一次
  “胡纮竭考亭先生于武夷。先生待学子惟脱粟饭；至茄熟，则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胡至，先生遇礼不殊。胡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斗酒，山中未为乏也’。”朱熹希望整肃纲常风纪，制订了许多礼教。对外，朱熹反对卖国投降，反对和议，主张攘夷狄。孝宗即位之初，朱熹上封事时，就大声疾呼：
  “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明矣……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夫复仇讨贼，自强为善之说，见于经传者，不啻详矣。”（《朱文公文集》卷11《壬午封事》）朱熹尊师重道，对老师李侗极敬重，
  “自李先生后，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于释老之说皆非。”（明周木：《延平答问序》）
  锐意进取，终创闽学。在传道中，在待人处世上，在为官从政中，朱熹强调“治国、平天下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只是一理”、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也无论地位贵贱，都应当保持良好的道德操守。
  “延平四贤”重道德修养、立纪纲励风俗、爱民爱国的道德操守，极大地影响了福建的文明程度，促进了福建民智的开发和社会风尚的提高。宋元以来，福建许多地方士子尊师重道、敬业守职、知书达礼，百姓勤俭乐善、崇礼守法、见义勇为、爱国爱民，美德世代相传，蔚然成风，名人辈出。下面举几例予以说明：
  “南平风俗……自有宋大儒迭出其间，而海滨邹鲁称极盛焉。今虽年湮代远，而入其邑乘，士食旧德，农服先畴，型仁讲让，先儒之流风遗俗，犹有存者。”（《重修南平县志序》，民国版）
  “建阳风俗淳朴……敬师而崇礼．不为刻薄之行……宗族比闾之间，患难相维持，缓急相倚赖，穆然有古朴之风。”（《建阳县志·风俗》，道光版）
  “古用旧为山洞……民顽俗犷，夙称难治……自宋至今，士君子敦本务实，小人食勤吝用，守朱紫阳遗训，冠婚丧祭，犹存醇朴之风。”（《古田县志·风俗》，乾隆版）“至朱晦翁避地至止，羲文周礼之道，洋溢溪山，理学文章甲于他邑；而忠孝义烈之风至明季而大畅：”（《古田县志·序》，乾隆版）
  浦城人真德秀为官刚正不阿，以敢言著称，在朝不满十年，奏疏达几十万言。他在奏章中指出：
  “立国不以力胜仁，理财不以利伤义，御民不以权易言，用人不以才胜德。”他强调：“国之将亡不在敌国外，而在民心。”
  他力主垦土养财，修明政治，整饬武备以自强，时时防患于未然。
  建瓯人魏行可，建炎间奉使
  “见金人于澶渊，因留不遣，语其属曰：‘人敦无死，为国死犹生也’金人逼以仕不从，乃饮鸠死。”（《建瓯县志》卷31，民国版）
  建瓯朱子后裔朱浚，元兵下建宁时，当时福州守王刚中投降．
  “朱仰天大哭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可受辱乎！’遂并饮药死。”（《建瓯县志》卷31，民国版）
  建瓯人谢璧在宋理宗景定年间，时奸雄贾似道专权，众多朝臣敢怒而不敢言，谢璧挺身而出，屡屡和贾似道进行论争，挫击了邪恶势力的气焰。元兵南下，沿途守镇纷纷瓦解，赋闲家中的谢璧尽管已是顽疾在身，但仍奋力募集起一支由1700人组成的义勇军，浩浩荡荡北上抗元。朱熹三传弟子文天祥，德祐年间奉使元军，被拘，后浮海至温州，拥立益王抗元。后文天祥兵败被俘，慷慨就义。其崇高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光照日月，浩气长存。
  闽学即朱子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存在有消极因素、封建性糟粕。如封建的三纲五常，《家礼》中繁多的礼节规定，家长制的专横规定，对妇女的种种限制，等等。这些都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压抑了正常的人性。但是，“延平四贤”杨、罗、李、朱对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他们那种结合社会实际传道东南、创立闽学的精神，对前人的儒学思想及佛道思想的批判性整理总结、采纳吸收的博大胸怀和宽容精神，尊师重道、敬业守职、坚持不懈发展文化教育的精神，积极入世、忧民爱国、高尚气节的精神，重道德操守、崇礼守法、勤俭乐善的品德等等，在今天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中反对拜金主义，加强廉政自律，加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选自《道南首豸山》，翰林［香港］印务有限公司，2002年2月版）